今天

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续篇下

01/05/13

《廿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续篇
——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作者:庄明湖(新加坡) http://suaramjb1.blogspot.com

上接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续篇中

四、 促使李绍祖及其掌控的社阵领导和一些工会领导走上脱離群众、左倾冒进的机会主义道路的国内外因素

李绍祖及其掌控的社阵领导和一些工会领导走上脱離群众、左倾冒进的机会主义道路,是跟当时的国内外的政治发展局势有着密切的关系。概括说来,可以分为以下4个主要因素:

① 新加坡左派运动遭遇残酷镇压和大选受挫,滋長了左倾冒险、脱離群众的错误思想,李绍祖取代了林清祥的领导地位,他的疯狂思想于是泛滥成灾

新加坡左派运动的许多干部,对我国人民的民族民主斗争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欠缺认识,对和平宪制斗争的义意和作用理解不足,在1962年全民投票受挫后,普遍对和平宪制斗争抱怀疑态度,基本上出现两种思想倾向:一种是悲观失望、放弃斗争,往右倾妥协的道路滑下去,另一种是急燥冒进、主张激烈的斗争方式,往左倾冒险的道路冲上去;1963年2月遭受“冷藏行动”的镇压,同年9月大选遭受挫敗,同年10月再次遭受镇压,1964年马耒半岛大选遭受挫敗,这一连串的打击,对新加坡左派运动内部,原本在全民投票后就存在的,对和平宪制斗争抱怀疑态度的两种思想倾向,尤其是左倾冒进的思想倾向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作用,有些领袖和干部甚至主张宪制途径以外的斗争方式。

在1964年4月29日社阵召开特别党代表大会,推翻党主席李绍祖提出的“杯葛国民服役登记”的号召,迫使李绍祖等8人辞职和退党,而当时以顾泱、谢太宝为首的社阵领导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即在1965年3月7日,公开承认在“国民服役登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并让退党的8人以征服者的姿态重新回党、重新担任他们在退党之前的职位。当时以厂商工联《厂商工联会讯》主编陈辛为首的工团领导,并不认同社阵领导向李绍祖等8人“乞求团结”的做法,并且公开委婉表达了“左派工运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不应该,也不能够被轻率地否定和忽视“的严正立场和真诚态度。

由于李绍祖英雄式般回到社阵、取代林清祥的领导地位是得到当时对左派运动能够发挥影响的权威领袖的祝福,李绍祖表面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实际上推行 “左倾冒险主义”的疯狂思想于是泛滥到整个左派运动,无法收拾。当年林清祥所提出的三项斗争原则与方针,是有的放矢的思想指导,不但没有受到有关方面的理解和落实,反而遭遇李绍祖从“内部检讨纠正错误”发展到公开批判为“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现在看来,“让李绍祖回社阵领导左派运动”显然是一项匪夷所思的安排,竟然成为当时在左派运动内部推行左倾冒险、脱离群众路线的重大决策。

② 马共中央颁布:1962年恢复武裝斗争,派遣突击队南下,征募地下政治人员,对新加坡左派运动的干部发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

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因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宣布独立,而在1958年底“开始采取偃旗息鼓、精简部队、等待时机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失革命信心与斗志以及那些老弱病残的党军人员,一律以退伍政策处理,给以安家费让他们在泰国南部解甲归田。“(见陈剑主编:《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第 284页,2006出版)。到了1961年底,由于受到国际上特别是中印半岛革命形势以及印尼苏卡诺与印尼共产党政治合作的鼓舞,也由于在国内面对李光耀统治集团与阿都拉曼统治集团联合推行“马来西亚联邦”的新殖民统治,而决定恢复武裝斗争。

1962年马共中央颁布《关于新方针》:“在中共与毛主席的大力鼓励与支持下,马共终于扜定新方针,重振旗鼓,整顿軍纪,提升士气,招收新兵,积极整训,为开展新的革命游击战争和准备南下培训突击队。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从退伍后仅剩三百人左右,在短短的一二年内发展到两千人”(见陈剑主编:《与陈平对话—— 马来亚共产党新解》第285页,2006出版)根据陈平自己的表白,到了1961年,游击队员已经增加到大约800人,而不是以上所述的两千人;马共恢复武装斗争的同时,“开始在马来亚及新加坡两地征募地下政治人员,而游击队则集中在暹罗南部边界森林。”(见陈平著《我方的历史》第391页,2004年出版)

1965年马共在北京成立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并在印尼设立支部,从事开展在马来西亚的地下活动与支持左派的宪制斗争。同年3月15日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发布《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宣言——为粉粹“马来西亚”实现马来亚的真正独立而斗争》(见陈剑主编:《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第286 页,2006年出版)

马共恢复武裝斗争并征募地下人员的活动,对当时许多既不满“宪制斗争”又响往武裝斗争的干部的思想激进化,发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

③ 国际的反修正主义斗争、“和平过渡”的现实教训,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新加坡左派运动的影响和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19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发动批判苏联共产党的“和平过渡”修正主义路线之际,势力強大的印尼共产党沿着“和平过渡”的道路进行革命,在1965年遭遇苏哈多统治集团勾结美英帝国主义进行军事镇压,千万人头落地,毫无反击能力。这个经验教训大大提高了印尼人民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对“和平过渡”道路的政治认识。在此之前,1962年底汶莱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却遭受英殖民主义者用军事行动加以镇压。这两椿血写的现实,对遵循和平宪制斗争的新马左派干部,产生了极大的政治思想冲击。这期间,適逢中共加紧宣传武裝夺取政权,号召全球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展开武裝斗争,特别是推动东南亚地区的武裝斗争。

接着在1966年6月间中共在国内吹响“文化大革命”的号角,8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当时中共领导的说法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现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这一场在中国演出长达10年(1966年至1976年)的史无前例的历史悲剧,被后来的中共领导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当时的这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确确实实成为新加坡和马来亚左派运动某些领袖(主要是李绍祖及其掌控的社阵领导)和干部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标准。李绍祖就依样画葫芦、仿效“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在党内外以至整个马来亚运动中掀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伟大领袖“,把一切不同意他的主张或者是不服从他的领导的人,都打成是“混进党(社阵)内的敌人代理人或牛鬼蛇神”,把整个左派运动搞到四分五裂而迅速崩溃。

④ 东南亚地区呈现烽火四起的现象,吸引了新马左派中有着激进思想倾向的干部对武裝斗争的响往

同一时期,美帝国主义已经把它的斗争矛头从针对苏联转移到针对中国,它的全球总战略的重心也已经从西欧转移到亚洲来,为了实现其“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梦想,除了在日本、南韩、冲绳、台湾、泰国、印尼等地扩建基地和加派驻军,更加紧进行对越南和印支的扩大侵略战争,并加紧对马来西亚、星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国的支配和控制,以便成为其侵略全印支的“安定的后方“。美帝的最终目的是把整个东南亚淪为其入侵中国的更大规模侵略战争的跳板。

因此,东南亚各国人民在当时的形势下,先后掀起反抗美帝及国内亲美反动政权的武裝斗争,如1965年8月泰国共产党、1965年北加里曼丹共产党、 1967年菲律宾共产党发动武裝,早在1962年马共已恢复武裝斗争。那个年代,东南亚地区呈现烽火四起的现象,吸引了新马左派中有着激进思想倾向的干部对武裝斗争的响往。

1961年底马共准备恢复武裝斗争时,时任马共主席穆沙阿默胸有成竹地预测说:“有了中国的援助,我们能五年接管马来亚。”〝驻守在泰国昔罗的阿海认为有了中国的援助就行了,他回答身在北京的陈平,表示他愿意领导一场重振旗鼓的武装起义,小章也支持“(见《我方的历史》第389—390頁)。马共就是在中共的财政援助下,恢复了他们在1959年决定放弃的武装斗争,马共领袖还表现出对斗争前途充满信心,其中有的头脑尚且发热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新马左派中有着激进思想倾向的干部对武裝斗争的响往,就不足为奇了。

总而言之,促使李绍祖及其掌控的社阵领导和一些工会领导走上脱離群众、左倾冒进的机会主义道路的上述4项因素,前两项是国内因素,也就是内部原因,后两项是国外因素,也就是外部原因。内部原因才是最根本原因,也是必然的原因;外部原因,并不一定能引起必然的结果,必须经过内部原因才能起作用。在当年的具体情况下,脫離群众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倾向急速滋长,主要是内部原因造成的。

五、 左派运动的领导组织的错误决策,是促成左派运动走上左倾激进道路而脫離群众而最后崩溃的决定性的内部原因。

实践证明:1965年李绍祖掌控社阵领导大权后,仿效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野心家的做法,以极“左”姿态迷惑“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倾向的干部与群众,肆无忌惮地在党内外进行排除异己的分裂活动,专横独断地推行他所鼓吹的“正确革命路线”。结果把左派运动导向放弃“议会斗争”、放弃“合法组织”的错误道路上去,造成左派干部和群众所掌握的“合法组织”一一消失,连半公开半秘密组织的学运也遭受全面摧毁。李绍祖把左派工会先辈们艰辛建立起来的工人组织的会员 “奉送”给人民行动党统治集团掌控的工会,导致左派工运以至整个左派运动全面崩溃至今四十多年,一筹莫展。

去年在新马的一些前左派人士之间流传着一篇署名锺启褚所写的题为《关于马来亚革命历史和前景的共识》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左派运动的回顾,抄录于后,以资参考——

“1963年2.2事件前夕新加坡反对假合并的斗争中,由于预见到大逮捕的行动,由于预防李光耀勾结英帝拉赫曼制造事端寻找借口镇压,主要是采取退却的方针。一方面,表现在人员的撤退上,把大量干部悉数撤退到只能维持单方面组织联系的印度尼西亚(实际上可以把部分干部撤退到马来半岛);另方面则由于对未来低潮的预测,没有布署宣示反对大逮捕的抗议行动,而错误地把希望寄托于1963年的大选上,作出可以上台执政这个过于乐观的唯一可能性估计。
“但是,这一阶段的主要错误是放弃议会斗争的冒险主义。在63年发生的中苏共论战,以及随后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以李绍祖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盲目抄袭阶级斗争的极端做法,放弃利用合法议会斗争以打击敌人的条件,违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指导原则,对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同志采用对待敌人的方式,给星马城市斗争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作者说明了在“二•二事件前后”马共领导错误地采取全面退却的方针又错误地估计1963年大选胜利可以上台执政,也说明了1963年大选之后的主要错误是放弃议会斗争的冒险主义。作者把“李绍祖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说成是“在中苏共论战和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给星马城市斗争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的祸根,忽略了马共领导决定让李绍祖在1965年3月7日英雄式般回返社阵,替代林清祥在社阵的领导地位,领导左派运动,是促使李绍祖的冒险主义思想泛滥成灾的关键性错误的这一个事实。

据圈内人说,当年新加坡的马共代表人物认为公开战线上,除了李绍祖,已没有别的“強人”,公开战线上需要他,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是要争取他回耒领导社阵。这名马共代表人物还先后发出下列指示:(1)放弃“长期潜伏,隐蔽精干,保存力量,以待时机”的原有方针;(2)支持李绍祖“抵制国民服役登记”的主張;(3)支持李绍祖“抵制议会斗争,大力开展议会外群众斗争”的主張。当年曾有熟悉新加坡情況的马共基层干部,不同意这些“指示”,曾与代表人物进行長达一周的反复争论,但最终也在服从“命令”的组织原则下,不得不无奈地按“指示”办事。


上图是厂商工联在1965年2月28日出版的第四期《厂商工联会讯》上发表《关于左派运动团结问题》声明的扫描。这篇声明是在社阵以英雄式般迎接李绍祖回党之前一周发表,婉转表达了厂商工联并不苟同社阵领导向李绍祖屈服的立场和态度。

李绍祖等人回党前与回党后初期(1964~1966年)时期,新加坡左派运动干部与群众堅守与贯彻林清祥“宪制斗争”政策主张的人数占绝大多数,特别是会员众多[注5]颇具影响力的工运,抗拒放弃“宪制斗争”的主张。当时全星左派工团组成的联络秘书处的工运领导,对李绍祖回党方式的处理是有不同意见的。李绍祖回党前,时任社阵中委谢太宝邀约时任《厂商工联会讯》主编陈辛到社阵总部,要求工团发表类似社阵领导发表的内容的声明,欢迎李绍祖回来领导社阵。工会代表婉拒这项要求,但表示工会一定会对此问题作出表态。事后,厂商工联在1965年2月28日出版的第四期《厂商工联会讯》上,发表《关于左派运动团结问题》声明[注6],简要表达工会的五点意见,婉转表达了不苟同社阵领导向李绍祖屈服的立场和态度。

社阵领导当时欢迎李绍祖等人英雄式般回党,可以说是由于马共领导采取全面撤退的方针及其他错误政策,无法对新加坡的合法组织和广大群众发挥积极影响和领导作用,而不得不安排李绍祖挥舞指挥棒了。马共领导的这种作法必然造成以下结果:

1, 否定了林清祥在左派运动中所享有的领导地位以及以他(林清祥)为代表所提出的“宪制斗争”政策和主张;否定了在林清祥之后堅守“宪制斗争”政策主张的左派工运领导的地位和作用;否定工运在左派运动中的独立性与主动性的重要原则。
2, 向广大干部和群众推崇李绍祖的“左”倾冒险的政策和主张,为李绍祖个人塑造至高无上的“领袖权威”,为李绍祖掌控社阵领导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为李绍祖推行“左”倾冒险的政策和主张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因此,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左派运动的领导组织的错误决策,是促成左派运动走上左倾激进道路而脫離群众而最后崩溃的决定性的内部原因。

六、 结语:新马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实践证明:在宪制斗争条件还存在的情况下,遵循“宪制斗争”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斗争路线,否则,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以失败告终

当我正在写着本文的时候,一名在“冷藏行动”下被逮捕监禁而后被驱逐出境、现居香港的朋友,托人送来一本足印出版社刚刚出版、名为《砥柱止中流》的小册,内容主要是一些过来人对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抗英斗争事迹和一些杰出人物的回忆。其中有个作者钟华,在他的一篇题为“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历史初探”的文章,这么说道:“过去人们包括一些左派人士都把人民行动党称为‘左派政党’或‘进步政党’,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实际上,李光耀、吴庆瑞这些与英殖民者关系密切的政客及其主导下的人民行动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不论在野或执政之后,其言论和施政,从来没有一点真正左派或进步政党的味道,归根结底,他们不过是想借助和利用左派力量以及有号召力的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左派人士,来争取新加坡广大群众尤其是华族群众的支持而已。”

李光耀主导的人民行动党集团上台执政之前和执政初期,都一直跟以林清祥为代表的新加坡左派合法组织力量(主要是工运)较劲。李光耀等人开始组织人民行动党,就处心积虑一方面计划如何逐步掌握英殖民政府逐步移交的政权,另一方面考虑如何瓦解和收编林清祥所领导的新加坡左派合法组织力量(尤其是左派工运)以及彻底消除马来亚共产党及其地下组织对左派合法组织力量的影响。1961年中,当林清祥决定和李光耀划清界限,退出人民行动党而组织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

当时社阵的成立吸收了庞大的组织力量,实质上就是对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一个致命打击。对新加坡李光耀来说,林清祥當時是一个对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最有威胁的领袖,社阵的崛起,有可能取代人民行动党组织政府,简直就是生死存亡的斗争。對於馬來亞巫統領袖來說,當時他們相信社阵已壓倒人民行动党而獲得人民群眾的支持,他們也擔心新加坡左派组织力量最终会将其影响力扩大到马来亚。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就导致了1963年的”冷藏行动”以及其后的一系列镇压行动的发生。

英国历史学家哈伯(T.N. Harper)从英国档案局的解密文件发现,李光耀宣称要用公开民主的辩论方式挫败激进左派,与此同时,他也挑拨他们(社阵)采取超越合法范围的行动,但是,左派并没乖离宪制斗争的道路(见其著作北方译《林清祥与新加坡的故事》,2004年出版,页89)。我们所熟悉的为民主斗争到最后一口气的陈仁贵也从英国和澳洲档案局解密文件得知,在1962年4月,李光耀赴伦敦与殖民部大臣Sandys讨论安全问题。政治部依照东姑的看法写了一份分两个阶段镇压新加坡左派的报告。第一阶段包含各种遏制措施,如加强控制华文报章,禁止非新加坡公民担任政党和职工会的职位——这个阶段旨在挑衅林清祥采取违反宪制的行动。第二阶段是将反对派领袖,如方水双、S.兀哈尔等遣送回马来亚,并“扣留自林清祥以下的联合阵线领袖”。在英国最高专员薛尔克(LORD SELKIRK)眼里,李光耀“显然受到能在下届新加坡选举之前,将其政治对手一举消灭的愿景所吸引”,大概也会“支持一项挑衅林清祥及其伙伴的政策,以便逼他们采取违反宪法的行动,从而为逮捕提供正当理由。”(见陈仁贵著《合并与摧毁新加坡左翼力量》一文,载于《<华惹>时代风云》,2010年出版,页227)

以上两个引述,也许就是林清祥一再强调“只要和平宪制斗争的条件还存在,(我们)就必须坚持和平宪制斗争;加强搞好民族团结的工作;在以工农阶级为基础上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的根据。李绍祖取代了林清祥的领导地位之后,却不经挑拨就主动地把宪制舞台完全让给了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使到社阵迅速消亡、左派运动一败涂地。

新马两地人民的民族民主斗争的实践证明:当广大群众对“议会民主选举”的欺骗性没有足够的认识,还对“议会民主选举”寄予一定程度的期望时,左派运动就必须遵循“和平宪制斗争“,积极团结各民族、各阶层人民,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不断展开各种各样的斗争,以争取民族平等、人民民主逐步实现。在宪制斗争条件还存在的情况下,遵循“宪制斗争”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斗争路线,否则,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以失败告终。

左派运动有过成绩,也有过错误。但是,错误大过成绩,错误是主要的,而是且是严重的。有些错误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有些错误已经过了超过半个世纪,还未曾看到有那些过来人尤其是领导人做过什么检讨。我个人认为,新马左派运动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及之前和之后的的历史,确实已经到了应该给予认真检讨,吸取经验教训、从而指导今后斗争的时候了。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者,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不应该把这个责任留给后人或历史学家。

(2013年3月杪完稿4月初修订)


上图是本文作者庄明湖提供的一张珍贵照片。这是他作为一个油漆工人,在1962年中选为全星建筑工友联合会(The National Union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 Workers)执行委员,在全体执行委员就职典礼中,用毛笔与黄色颜料,在写有宣誓文的红色绢布上签名留影。左1(站立者)为杨小黑(即杨蒙德),右1 坐着跟庄明湖身后的人交谈者为吴仲桂。杨小黑和吴仲桂两人,都是当时建筑工联的重要领导人。

注释:

[注1]厂商工联第十届中央委员会职员名单

主席:陈辛 副主席:蔡广深
总务:陈修水 副总务:曾田朱、史迪文蔡
财政:蔡纪成 副财政:蔡成隆
执委:阿末李•敏阿都拉、廖营農、林福成、徐送明、陈必廉、黄亚国、黄日植、庄明湖、陈炳新、杨顺友
候补执委:林美兰、李碰狮、周汝观、朱德钦
查账:刘成发、陈赞紀
信讬:蔡广深、曾田朱、史迪文蔡。
(此名单刊载于1965年6月1日《厂商工联会讯》第10期,因陈修水担任总务为社团注册官所拒绝,中委会先后委任史迪文蔡、陈必廉为代总务)

[注2]厂商工联主办“全民团结与左派团结”讲座,各讲者的内容,依先后分别刊载以下《厂商工联会讯》:

1、 魏利煌《左派团结与全民团结》讲词全文
——刊登在1965年9月17日《厂商工联会讯》第17、18期。
2、 高棋生《星退出大马后的政治形势,把握矛盾团结全民开展斗争》讲词全文
——刊登在1965 年10月1日《厂商工联会讯》第18、19期。
3、 李绍祖《左派团结与统战问题》讲词全文
——刊登在1965 年10月15日《厂商工联会讯》第 19至21期。
4、 郑则耀《关於左派团结与当前的迫切任务》讲词全文
——刊登在1965 年12月1日《厂商工联会讯》第 22、23期。

[注3]《职工会修正法令》

《职工会修正法令》在1965年提出,其反工人内容主要有两部分:(1)剝夺“非公民”“犯刑事罪人士” 担任职工会各级职员的权力。矛头指向左派职工会。
(2)剝夺工人阶级在维护权益时必要时的“工业行动”权力,和工人阶级在斗争中互相支援的权利。针对所有不同社会信念的职工会,包括没有职工会的工人大众。
法令修改后,新条文规定:
• 第26条及第26条A,这兩条新条文的A项,都提出非公民“皆不能成为职工会及其任何分会的职员,且无资格参加选举以成为这样的职员或成为职工会的受薪职员” 的新规定。其矛头是指向左派职工会。
• 第26条及第26条B项,规定:任何人士被任何刑事法庭判以背信、勒索、刑事上的恐帐吓罪或任何被部長认为其不適合成为一间职工会的职员(包括受薪职员)的罪行。若部長认为满意被如此定罪的人经已改造,并適合於当任一间职工会的职员,则此段规定不適用。
• 第24条(A)(1)规定:注册职工会。不能从事、鼓励、组织或支援任何沒有取得大多数会员同意的任何罢工、闭厂或任何形式的工业行动,并必须举行该注册职工会会员的秘密投票耒取得会员同意。
• 第24条(A)(4)规定:“工业行动”一词的释义扩大:凡任何旨在妨碍、阻撓、限制或减少任何业务服务、交易、工业或商业,包括工作的执行或一项限制实习、程序或方法的采用的任何行动,而其后果是造成产量或生产受限制、或者造成一种限制或制止生产量或生产趋势。
(取材自全星卅左派工团联合声明:《暴露职工会修正法案》刊载于1966年1月8日《阵线报》第160期)

[注4]《僱佣法令》

1968 年5月26日,李光耀政权在“国会”提出《僱佣法案》,美其名以取代1955年的《劳工法令》、1957年的《书记僱佣法令》、1957年的《店员僱佣法令》,并在同年8月间所谓“辩论修正”三读通过,正式成为《僱佣法令》强行实施。这是李光耀政权明目张胆维护外资利益,高度欺压工人大众的另一部亲外资反工人“法令”。当年,左派工会形容它是对工人阶级“剥皮抽筋,敲骨吸髓”的“吃人法令”,遭受广大工人大众强烈反对。
《僱佣法令》侵犯工人阶级权益的主要条文是:
1. 关於劳工部的权力:凡劳资纠纷、僱佣、赔赏、年假、超时工作等方面,劳工部拥有最后决定权力。若违反其决定,将被当“犯法论”处治。
——剥夺工人通过工业行动争取合理权益的权力。
2. 关於解僱工人:不是在同一僱主连续工作三年者,将得不到分文解僱金。僱主可以工人“行为不良”、“生产不积极”等等暂停工人工作或解僱。工人旷工两天将受解僱遭遇。工人一时疏忽造成货物损坏或损失,将被强迫赔赏。
——工人的工作毫无保障。
3. 关於工作时数与公假:书记工人工作时数,从每周39小时增至44小时,公共假期由15天減至11天,年假被裁減一半。
——旨在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
(取材自《阵线报》1968年第282、283、284、292期)

[注5]左派工团堅守与贯彻林清祥“宪制斗争”政策主张的人数占绝大多数的根据

当时全星30间左派工团组成的联络秘书处的工运领导,执行、贯彻SATU遵循宪制斗争路线。厂商工联是30工团中拥有万余名会员,并具颇影响力的大工团。

厂商工联在1965-66年度的会务报告中记载,1966年2月厂商工联为庆祝会庆十周年,在国家剧场举办大型文娱会、在中华总商会礼堂举办游园会和出版纪念特刊,在筹备期间动员会内会外近二千人投入工作;一年里处理劳资谈判与劳资纠纷案例110宗。这反映了当时厂商工联在左派工运中的规模与影响力。工业工联拥有会员近三千,胶业工联也拥有会员近二千。其余27工团则欠缺资料统计。保守估计,30工团共有会员近三万。是一股战斗力强群众基础稳固,坚守 SATU宪制斗争路线的力量。

1965年8月9日,30工团遵循SATU四项斗争纲领原则,立场一致联合发表 “争取新加坡主权完整独立” 政策声明。

尽管当年工团遭遇李绍祖掌控社阵领导及其追随党团的打击、破坏与分裂,至1966年年中,仍有23间工团坚持SATU遵循宪制斗争路线,1966年23工团遵循宪制斗争指导原则“依法行事”在羽球馆联合举行庆祝国际劳动节大会,即是标志性的说明。值得一提的是,厂商工联、工业工联、胶业工联,这三间会员众多的工团均是庆祝国际劳动节筹委会筹委单位。

[注6]
厂商工联在1965年2月28日出版的第四期《厂商工联会讯》上,发表《关于左派运动团结问题》声明,简要表达工会的五点意见,婉转表达了不苟同社阵领导向李绍祖屈服的立场和态度。以下是声明全文:

1、对於本邦左派运动内部过去所出现的意见分歧和公开决裂,我们是深感遗憾的。但是我们始终坚信分歧和决裂,是可以在团结的原则下获得解决的;它所带来的暂时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左派运动内部的伟大团结,是历史的千秋大业,暂时的分歧和决裂,絲毫不能阻止左派运动大团结这一伟大日子的到来。

2、广大人民,对於本邦左派运动内部团结,寄以殷切的厚望。作为左派运动的一员,我们始终不敢辜负这个殷切的厚望。我们衷心地期望,左派运动克服暂时的分歧和决裂,恢复团结。我们总是诚诚恳恳地欢迎一切有利于左派运动团结的言论和作法。

3、在艰苦复杂的斗争局面下,本邦左派运动内部,曾经出现过“悲观消极,不敢斗争”和“盲目冒进,不善斗争”两种不良倾向,严重地影响着左派运动的团结和斗争路线。我们认为,克服这两种不良倾向任务,是贯穿着整个时期的。现在,左派运动传统性唯一正确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路线已被确立和坚持,克服两种不良倾向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不敢斗争”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克服。但是,进一步的努力,仍然有需要。

4、左派工运在斗争过程中的主动性和独立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它关系到左派运动的成败,关系到左派运动的伟大历史任务和斗争目标的实现。左派工运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不应该,也不能够被轻率地否定和忽视。

5、左派运动目前所存在的意见分歧,是左派运动的内部矛盾问题,因此,这是完全可以在平等协商,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获得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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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