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续篇上

01/05/13

《廿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续篇
——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作者:庄明湖(新加坡) http://suaramjb1.blogspot.com

【编者按语】本文是庄明湖继今年1月初为纪念“二•二事件”50周年纪念而写《廿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一文的续篇。

作者在文中细致入微阐述了当时新加坡左派工运领导和工会组织所遭遇的关键性问题,提纲挈领提出了那个年代的左派党团走上脱離群众、左倾冒进的机会主义道路的国内外因素,并强调指出了左派运动领导的错误决策,是促成左派运动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崩溃的决定性的内部原因。

作者选择在工人阶级的伟大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发表他的这个《续编》,更加凸显作者在这篇文章所作出的启示的重要意义。

本部落格发表此文,希望给马来西亚过去参与抵制1969年大选而后全面退出议会斗争的前辈们,同时给现在正在热火朝天地参与议会选举斗争的年轻人,提供一份颇有价值的研讨议会斗争对民主人权运动的作用的参考材料。

本文插图和说明,是编者所加的,以下是全文内容——


李绍祖在1965年3月7日被英雄式般迎接回去领导社阵之后,1966年几名硕果仅存的社阵立法议员奉命执行党的正确政治路线,走上街头展示“国会民主已死亡!”的标语横幅。他们(站立者左起)是顾泱、王连丁、陈清动、谢太宝与傅孙力。自此之后,社阵就走上放弃议会斗争、放弃合法组织的不归路,一直到最后消亡。难怪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会这样写道: “李绍祖不但使共产党统一战线变得无能,他实际上也把宪制舞台让给了人民行动党。那是个代价很高的错误,它使人民行动党在之后的30年在国会未受到挑战,尽占支配地位。”(见2000年出版《李光耀回忆录》,页129)

去年年底,我应新加坡“二•二事件”50周年(1963——2013)纪念特刊编辑部的邀请而完成了一篇题为《廿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的拙文。今年1月初,我获知该纪念特刊无法按照计划如期出版,征得该编委会同意让我自行先在网上发表,于是将这篇拙作发送给与我素有联系的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Sahabat Rakyat Johore Working Committee)秘书处,请求将它张贴在他们的部落格(suaramjb1.blogspot.com)上。

这篇拙作有幸获得该工委会秘书处的重视,在“二•二事件”5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之前的1月12日就张贴在他们的部落格上,还特别加上核心提示的“编者按语”,并加插11张珍贵的历史图片,而使拙作增添不少内容和光彩。翌日(即1月13日),我经常上网浏览的新加坡文献馆网站(Sginsight.com) 也转帖了我的拙作和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部落格所加的“编者按语”。这样一来,我在《廿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一文所表达的拙见,获得迅速而广泛的传播。许多老友纷纷约见叙谈,或拨打电话告知更多情况,或提出宝贵意见,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当然,我也无可避免地遭遇一些人士的排斥、破坏和打击。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两个是别有居心者,他们公然影射我是“有问题的人”,甚至处心积虑设法阻止我在“二•二事件”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我已事先呈交筹备委员会过目、主题为“受害者的共同心声:立即废除《内安法令》”的讲话;也有一些在言论上主张“民主改革”的个别人士,却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对我的这些言论与见解,采取霸权主义的态度,但我都以一笑置之的态度来对待。这是因为我有信心:历史事实是最雄辩的!任何人无法永远将它扭曲!

实际上,我应“二•二事件”50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会的邀约,而写的《廿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原文草稿长达7万余字,从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新马英反动派联合采取的“冷藏行动”以及随后的一连串的大镇压行动,谈到左派工运遭遇李绍祖掌控的社阵领导疯狂分裂、打击和破坏的一些典型事件,并说明由于以林请祥为首的左派工运领袖(他们同时也是左派政治运动领袖)的被逮捕监禁,某些对左派运动具有传统影响力却长期脱离国内广大群众和实际斗争环境的领导组织和领袖人物,对宪制斗争与联合阵线的错误决策,而造成新加坡左派工人运动和左派政治运动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一败涂地、一蹶不振已有半个世纪,直到今天还不曾检讨。

我把上述原稿的前半部内容,改写成以阐述“二•二事件”前后的情况及其后发生的左派运动分裂的由来为主要内容的约两万余字的拙作,呈交“二•二事件”50 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会,也同时发送给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二•二事件”50周年纪念特刊,因一些事故而必须延后一段时期才能出版,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已提早在“二•二事件”5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之前,张贴在他们的部落格上(http://suaramjb1.blogspot.com/2013/01 /50th-anniversary-of-operation-cold-store.html)。以下的篇幅是我当时决定搁置起来的后半部内容。这后半部的内容,是跟前半部内容,互相联系的,换句话说,后半部内容是前半部内容的补充和论证。也可以说,本文是前文——《廿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的续篇。

本文分以下6个提纲阐述:——

一、 作为新加坡左派工运的一个重要环节,厂商工联领导推动左派党团发表对“全民团结与左派团结”课题的看法

二、 李绍祖放弃议会斗争进而放弃合法组织,导致新加坡左派工人运动和左派政治运动迅速消亡

① 李绍祖及其掌控的社阵领导在1963年大选受挫后,迫不及待领导干部和群众放弃“议会斗争”进而放弃“合法组织”

② 社阵十二支部联署要求讨论“党內民主”,旨在反对与阻止李绍祖放弃“议会斗争”和放弃“合法组织”的主张和行动

三、 实践证明:李绍祖主张采取抵制“呈报”以反对《职工会修正法令》,正是迎合了当权者消灭左派工运的需要

① 工人群众失去工会组织,就等同失去维护切身利益的“保护傘”

② 原属厂商工联被吊销注册后,石业工人转入另一工会组织进行反迫害斗争是实际有效进行反对“职工会修正法令”斗争的范例

③ “抵制呈报”导致工会被吊销注册,“依法呈报”遭致“左派领导”恶毒攻击,左派工运遭遇严重破坏而迅速消亡

④ 厂商工联在1965年粉碎当权者所进行的旨在逼走工会重要领导人从而遏制工会正常发展的一次阴谋的案例

四、 促使李绍祖及其掌控的社阵领导和一些工会领导走上脱離群众、左倾冒进的机会主义道路的国内外因素

① 新加坡左派运动遭遇残酷镇压和大选受挫,滋長了左倾冒险、 脱離群众的错误思想,李绍祖取代了林清祥的领导地位,他的疯狂思想于是泛滥成灾

② 马共中央颁布:1962年恢复武裝斗争,派遣突击队南下,征募地下政治人员,对新加坡左派运动的干部发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

③ 国际的反修正主义斗争、“和平过渡”的现实教训,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新加坡左派运动的影响和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④ 东南亚地区呈现烽火四起的现象,吸引了新马左派中有着激进思想倾向的干部对武裝斗争的响往

五、 左派运动的领导组织的错误决策,是促成左派运动走上左倾激进道路而脫離群众而最后崩溃的决定性的内部原因。

六、 结语:在宪制斗争条件还存在的情况下,遵循“宪制斗争”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斗争路线,否则,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以失敗告終

一、 作为新加坡左派工运的一个重要环节,厂商工联领导推动左派党团发表对“全民团结与左派团结”课题的看法

从1965年3月李绍祖等8人以征服者的姿态回党后,新加坡左派运动内部从意见分歧迅速发展成严重分裂的局面。当时,作为左派工运领导单位之一的新加坡厂商工友联合会(以下简称”厂商工联”)的领导认识到:(1)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若让它不断恶化,将会是关系到左派工运、左派政治运动力量生死存亡的问题;(2)有关的意见分歧是涉及坚守还是放弃林清祥的三项原则与方针的斗争策略的问题,必须从这核心问题切入抓住要领,方能促使人们看清分歧与分裂的真相;(3)必须引导干部与群众认清意见分歧的实质,动员干部与群众发挥集体智慧耒解决问题。

为此,时任(1965——1966)厂商工联领导人[注1]进行了以下的重要工作:——

1、1965年7月中委会议决以《争取全民伟大团结,争取左派战斗团结,加強工会内部团结,开展政治思想教育》作为1965-1966年度会务方针。从 1965年8月8日开始,在总会会所大约每月举办一次政治讲座,分别邀请时任马劳工党秘书長魏利煌、社阵中委兼巴爺利峇选区议员高棋生、社阵主席李绍祖、星人民党副主席郑则耀四位左派政党领导人,在不同日期,就“全民团结与左派团结”课题发表各自的专题演讲,广邀各左派团体的干部与成员出席聆听。四位政党领导人各自决定的讲题分别是:(1)魏利煌:《左派团结与全民团结》;(2)高棋生:《星退出大马后的政治形势,把握矛盾团结全民开展斗争》;(3)李绍祖:《左派团结与统战问题》;(4)郑则耀:《关於左派团结与当前的迫切任务》。各主讲者的讲稿,依照先后全文刊登在《厂商工联会讯》上[注2],方便有意学习、研究者阅读和参考。

2、配合着政治讲座的举办,在《厂商工联会讯》上刊载(厂商工联领导)对林清祥三项斗争原则与方针的理解和分析文章,一来让干部和群众有机会重温林清祥的政治斗争策略的主張,并互相交流;二来让林清祥的主張与四位政党领导人的主張同时摆出来,供干部和群众参照比较,并寻求共识。

厂商工联在1965年9日17日出版的《厂商工联会讯》上,发表题为《林清祥同志的分析与客观现实》的文章,对林清祥同志的三项斗争原则与方针,在反大马反殖民族民主斗争阶段的实践应用,提出我们的理解。

茲摘录当年我们发表的理解文章供参考:

对“和平宪制斗争”的理解,文章说:

“由于全民投票整个过程,从全民投票法令到最后的计票方式的极端不民主,在投空白票运动的最后阶段中,资产阶级的妥协,一些政党的软脚,等等。一些人因此而沉不住气,对於和平宪制斗争的性质与作用,对於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性质与作用,也就失去的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与估计。这三项斗争原则与方针的提出,不但克服了对於宪制斗争的性质与作用的片面认识与见解,克服了对於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性质与作用的片面认识与见解。而且,也是重要的,是包含着深刻的策略思想,对於大马计划強硬实施后的斗争,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关于‘和平宪制斗争’向题,林同志向耒是有充分估计的。一方面,他指出反动派有取消和平宪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宪制斗争在现阶段的作用。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精辟见解,并不在於能夠充分估计上述兩个方面,而是在於他能夠正确地解决了左派坚持宪制斗争与反动派最终必然在否定宪制斗争之间的关系问题。”

“概括地说,林同志的这些话,是表明这样的见解:

第一、 争取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是左派运动胜利的基础;
第二、 在达到争取大多数人民支持这一点上,宪制斗争还是有作用的;
第三、 反动派是因为我们左派运动能夠通过宪制途径赢取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他们才日益缩小民主,甚至以武力对付,完全否定了和平宪制与国会民主。

这正是林同志对‘和平宪制斗争’问题的深刻的见解。不能理解或不愿意理解这一点,也就不能理解林同志所提出的‘只要和平宪制斗争条件还存在,我们就必需坚持和平宪制的斗争’这个正确的斗争原则与方针的深刻意义。”

对“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的理解,文章如此写:

“工农团结是团结最大多数人的基础,只有当这个基础是稳固的时候,左派所争取的人民大团结才能站稳脚跟,才能持久。人民大团结越能站稳脚跟, 越能持久, 我们左派队伍也就能发展得壯大。左派队伍的強大,反过耒,又会巩固工农团结。林同志在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问题上,坚持工农为基础的立场与原则,正是显示着林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深刻理解。林同志不仅解决了要和大多数人搞团结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了怎样和大多数人搞团结的问题。”

对“加强搞好民族团结”的理解,文章指出:

“至於‘加强搞好民族团结’的原则方针,我们只要指出,大马被強硬成立后,便连续二次发生种族冲突的事实,便足以说明林同志提出这个斗争原则与方针的深刻意义了。”


上图是一名佚名作者所作的一张题为《我是“非武装斗争”司令部》的漫画,刊载于《新加坡金银业职工联合会庆祝1968年国际劳动节特刊》。据说,这张漫画的发表,因为它刻画入微、生动有力,而在左派队伍里广泛传阅,引起社阵干部和党员的强烈反响和争议。当时这张讽刺李绍祖的疯狂斗争路线的漫画,还只是勾画李绍祖在社阵党内的表现而已,并没有触及李绍祖的作为对当时整个左派运动尤其是对新加坡工人运动的危害。无论如何,这张漫画毕竟生动地反映了李绍祖在 1965年回返社阵之后在党内的典型表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左派反殖运动向耒处理内部意见分歧,是采取充分讨论的民主方式,让各方表达意见,终极采纳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执行多数人的主張,少数人的主張受尊重保留,以实践验证那种主張是正确或较正确与错误的,以观后效再作检讨总结。这是左派反殖运动处理内部意见分歧的优良传统作风。这即是备受左派推崇遵守的“民主集中制”。正当我们遵照这优良传统精神,动员干部与群众发挥集体智慧,努力消除内部分裂,促进团结共同对敌之时,李绍祖掌控的社阵领导却在部署和进行 “全面击垮工团领导”的活动,其主要表现在:1966年5月李绍祖公然诬蔑当时的厂商工联以及一些主要工会领导人是“冒牌左翼”、“敌人代理人”;接着,假藉工团联合庆祝劳动节通过的大会议决,大作文章,鼓动一些跟随其路线的个人和党团,围剿抹黑那些持独立见解的工会领导;5月厂商工联改选(中委会)时,那些潜伏在厂商工联的机会主义分子,在李绍祖掌控的社阵领导的支持下,用“票箱调包”(即用假票箱换真票箱)手法強夺领导权。这些让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发生,一直令知情者无法忘怀。李绍祖及其跟随者横蛮打击与分裂左派工运的目的,不外是为了促使他们主张的斗争路线得以迅速贯彻执行。

正因为当时潜伏在国内外的对左派运动具有传统影响力的领袖人物的错误决策和姑息默许,李绍祖及其掌控的社阵领导为強硬推行其自认为唯一正确的斗争路线,断然否定当时的左派工运在斗争策略上的“求同存异”主张,决意使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全面铲除不愿接受其路线和主张的工运领导。正因为这个因素,作为当时最大工会组织的厂商工联,在这段关键时期所提出的“关于左派运动团结问题”和“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的所有言论和主张无法贯沏。当时极力主张必须坚持工运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厂商工联领导,捍卫林清祥的斗争路线所作的努力,尽管无法引起当时潜伏着的对左派运动具有传统影响力的领导组织或领袖人物的重视和认同,却给新加坡左派工人运动以至左派政治运动史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二、 李绍祖放弃议会斗争进而放弃合法组织,导致新加坡左派工人运动和左派政治运动迅速消亡

在二战以前,我国(当时是包括马耒亚和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英殖民主义者为了遏制广大人民要求自治和独立的斗争,在1948年实施《紧急法令》对我国人民实施军事血腥统治,我国人民反殖力量被逼在马共的领导下展开武裝斗争进行反抗。人民武裝斗争的展开,推动了我国人民反殖运动的深入发展,动摇了英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根基。英殖民主义者眼看军事统治无法扑灭人民的反抗怒火,反给殖民统治带来异常沉重的财政负担,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於是在1954年推出让人民进行“和平宪制斗争”、“组织自治政府”的统治方式。我国的“和平宪制斗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对我国人民耒说,它的出现,意味着从战争环境转入和平斗争环境,不免获得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广大人民所欢迎。对我国人民耒说,“议会民主”毕竟是一件新事物。当时我国反殖运动中的先进组织和先进人物明白它是统治者所设的骗局,但绝大多数人民还未能认识到它的欺骗性,对它难免存有幻想。因此,反殖运动中的许许多多先进人物有机会从地下秘密活动转为公开合法斗争。他们抱着与人民同进退的态度,领导人民进行和平宪制斗争,让广大群众在斗争实践去锻炼,从而找到有效打击反动统治的正确途径。

英殖民政府在1954年实施《林德宪制报告书》的建议,让新加坡人民通过议会选举、成立一个在它控制下的自治政府。英殖民政府制定法令条例,让公民享有结社、言论、集会、出版等方面的有限制的自由,而领导人民进行反殖运动的先进组织和人物纷纷从地下秘密活动转为公开合法斗争,于是学生组织、工人组织、农民组织、校友组织,以及文化组织与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对于我国当时的工人运动来说,和平宪制斗争的出现,提供了工人群众可以公开组织工会,可以推举真诚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人代表,领导工人群众进行反压迫、反剝削,争取经济权益的斗争。有了工会,方便进行组织、宣传教育工作,较容易提高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促进工人群众团结起耒,投入到政治改革的斗争中去。根据初步资料,当时新加坡大约有12万产业工人,其中约有8万7千人分别加入157个工会。其中以一个名为“新加坡各业工厂及商店职工联合会”(简称“各业工联”)Singapore Factory and Shop Workers` Union(SFSWU)发展最为迅猛。这间工会成立于1954年,1955年3月林清祥出任总务时,会员人数仅得1354人,但是半年后,即到了 1955年10月,却猛增至2万7千人,翻了近20倍。林清祥及其战友林振国、杨高锦所领导的各业工联,也获得其他各行业的左派工会的拥护,而形成新加坡当时工运的领导核心(见钟华撰写的《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历史初探》一文,刊载于足印丛书第三辑《砥柱止中流》,页19)。

当时以林清祥为首的工运领导不仅致力于改善工人待遇的经济斗争,而且热衷于争取民主权利的政治斗争。他们不仅非常重视包括工人、农民、学生等的“合法组织”,而且非常重视“组织民主政党,争取宪制改良”、“参加议会选举,争取当家做主”。林清祥和他的战友们因而参加了人民行动党,林清祥甚至与李光耀等4 人,代表人民行动党,参加了1955年4月举行的新加坡自治立法议会选举,结果包括林清祥与李光耀在内3人当选。李光耀心里明白,他们3人是获得左派工运和学运的支持才能中选的。

自1955年4月之后至1963年,新加坡标榜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左派政党,全面参加议会选举,只有三次,即1957年的市议会选举、1959年与 1963年的立法议会选举。1957年与1959年的两次选举,可以说是英殖民统治者在新加坡导演撤换其代理人——踢掉林有福及其团伙,扶植李光耀及其团伙的政治排演——1957年选举可视为“彩排”,1959年可说是“正式演出”。英殖民统治者为了鉴定民意动向以及选择其殖民统治代理人,这两次选举才比较具有“公平竞争”与“民主选举”的成分,当时标榜“左派政党”的人民行动党才有机会在“公平民主”的选举中取胜。1963年的选举則不同,它是英殖民统治者为了延续它当时在马来半岛、新加坡以及北婆三邦(砂拉越、沙巴与文莱)的统治,炮制一个所谓“马来西亚联邦”的新殖民统治方式,而联合新马两地的傀儡政权全面镇压新加坡左派运动、逮捕监禁百多名具有影响力的左派各团体领袖之后才举行的一场议会选举。因此,它是新加坡人民首次亲身经历的最肮脏最无耻的不公平不民主的议会选举。

经过这次不公平不民主的“议会选举”,新加坡人民对西方的“议会民主选举” 的欺骗性有了初步的认识,对英殖民主义者的和平宪制斗争有了一定程度的体会,但不等於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已提高到对“议会民主选举”、“和平宪制斗争”不存幻想的水平。那些对“议会民主”的欺骗性和宪制斗争的复杂性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体会的群众,也不一定会认同、支持、或参与和平宪制斗争以外的斗争方式,就祘那些具有较高政治觉悟的左派干部与群众也是如此。“二•二事件”之后,因惧于白色恐怖的压力,部分左派干部与群众疏远左派运动,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参与大选受挫(在51个议席中只赢得13个议席)之后,因看不到左派运动的出路,又有大部分干部和群众离队而去。

在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前后,英马新反动派不敢像1948年那样一鼓作气的全面扫荡左派力量、全面封闭所有左派团体,而是一方面采取间隔性波浪式的拘捕与封闭组织,另一方面使用法律手段,如通过《职工会修正法令》[注3]、《社团修正法令》、《工业修正法令》、《雇佣关系法令》[注4]等,钳制左派团体的生存和发展。这种情况表明,反动派暂时还不敢完全堵塞宪制斗争途径,但会不断采取暴力镇压——这是我在前文所说明的“二•二事件”后所呈现的政治局面的特征。

1963年大选后,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Trade Unions,SATU)表明:“州选及总罢工过后,反动派并没有完全阻塞宪制的途径,因此今后我们仍然要通过宪制途径跟反动派週旋到底。”这是明智的决策,完全符合新加坡当时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各阶層人民的意志与愿望。

① 李绍祖及其掌控的社阵领导在1963年大选受挫后,迫不及待领导干部和群众走放弃“宪制斗争”进而放弃“合法组织”

1963年大选左派受挫,李绍祖从组织影子内阁的美梦中惊醒过耒,做出这样的总结:(1)反动派必然会在议会选举中舞弊,让自己“包赢”、左派”包输”; (2)左派根本无法在反动派操纵的议会选举中取得真正的胜利;(3)人民群众已上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课,政治觉悟大大地提高了;(4)左派应该抛弃对“国会民主”和“议会选举”的幻想。李绍祖自己认识了这些真理,也以为广大群众也认识了这些真理,于是沉不住气了,迅速产生了抛弃“宪制斗争”和“议会选举”的念头。

1965年8月,新加坡被巫统统治集团踢出“马来西亚联邦”(简称“大马”)之后,同年12月,人民行动党统治集团宣布“原新加坡州议会”成为“新加坡国会”。这两件关系人民利益的国家大事却没有经过“议会”辩论,而由李光耀掌控的人民行动党统治集团独断独行。“国会”显然成为当权者欺压人民的工具。因此,为抗议“国会”的不民主、欺骗性以及抗议当权者罔顾民意,社阵议员抵制出席“国会”。至1966年10月8日李绍祖掌控的社阵领导发动所有9名党议员辞职,以提升暴露“国会民主”虚伪性的斗争,9名社阵立法议员是:(1)谢太宝(裕廊区、(2)顾泱(汤申区)、(3)王连丁(武吉班让区)、(4)傅孙力(淡宾尼区)、(5)陈清动(惹兰加由区)、(6)李思东(武吉知马区)、(7)卢妙萍(合洛区)、(8)陈新嵘(义顺区)以及(9)黄信芳(大巴窑区)——李思东和卢妙萍在中选后就被无理逮捕长期监禁,陈新嵘和黄信芳在大选后躲过被逮捕而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现在看来,当时“杯葛国会”作为暴露人民行动党掌控下的国会民主的虚伪性的一次策略行动,原是让人无可厚非的,但是,社阵立法议员总辞职并走上街头展示“‘国会民主’已死亡!”的标语横幅,象征着李绍祖掌控的社阵领导带领干部和群众走上放弃“议会斗争”进而放弃“合法组织”的不归路,却是令人痛心疾首的。

李绍祖掌控社阵领导在1966年5月利用厂商工联的一些机会主义分子,通过不正当(调换票箱)手段推倒遵循林清祥的斗争路线的以陈辛为首的厂商工联领导之后,便意气风发贯彻执行“大力开展’议会’外群众斗争”路线。虽然他们始终没有清楚言明他们要放弃“宪制斗争”,但是,一般干部和群众都会明白他们公开所宣称的议会外群众斗争,实际上就是非宪制斗争或甚至是武装斗争的代替词。李绍祖在1968年社阵举办的“五一大会”所说:“如果我们说,我们的道路是朝向武裝斗争的”、“……那么敌人就有机可乘,有借口镇压……”(见《阵线报》第279期),就是很好的证明。

他们不仅本身轻率放弃“议会斗争”和“合法组织”,同时也专横阻止其他党人利用“议会斗争”和“合法组织”。“社阵议员总辞职”滿一年之后。李绍祖掌控的社阵领导把斗争矛头指向马来亚劳工党(Labour Party of Malaya)及该党的斗争路线。1967年10月8日社阵在其机关报《阵线报》发表一篇社论《把“议会”外群众斗争推向新高潮》,文章明确表达他们反对当时的马劳工党中央领导(即1966年“9.24”特别代表大会接受其5名主要领导人魏利煌、林建寿、陈志勤、黄汉德与V大卫辞职之后,由当时中央秘书处与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的领导班子)所推行的“议会斗争结合群众斗争”的斗争路线,文章引述毛泽东所说的“暴烈行动”来间接表示,他们所鼓吹的“议会外群众斗争路线”才是“正确的斗争路线”。

在此,摘录社论中的两段文字以茲佐证:——

“所谓‘议会斗争’已经被马来亚人民批判了。今天劳工党这一小撮‘中央领导’摆出什么‘议会斗争结合群众斗争’同样也是错误的斗争路线,提出这样的口号,实际上就是掩蓋他们继续走‘议会迷’的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路线,他们实质上是反对议会外群众斗争的正确斗争路线的。”

“我们坚决反对‘议会斗争结合群众性斗争’的错误斗争路线,我们坚决要宣传、贯彻、捍卫、执行群众反帝斗争的正确斗争路线,毛主席说:‘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当时的马劳工党中央领导与支持中央领导的绝大多数州分部、支部不理会李绍祖掌控的社阵领导说三道四,坚持他们通过认真研讨而形成的“群众斗争与议会斗争相结合,群众斗争为主,议会斗争为辅”的斗争路线。马劳工党极其关注民生问题,在此斗争路线指引下,各种各样的群众斗争此起彼落,最为人所乐道的是,1967年11月领导全国人民反对“货币貶值”的群众斗争。除了在各州展开诸如掛布条、貼标语、发传单、游行示威、举行集会等群众活动,最突出的是在槟城州成功领导各阶层人民进行“反货币貶值全岛总罢市”。李绍祖掌控的社阵领导在这场反货币貶值斗争上,却无法发动群众起耒抗争,与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时任劳工党领导相比,显得他们本身虚弱无能和脱离群众。

② 社阵十二支部联署要求讨论“党內民主”,旨在反对与阻止李绍祖放弃“议会斗争”和放弃“合法组织”的主张和行动

李绍祖回党后不久,在全面掌控社阵领导大权之前,社阵内部已传出党中央将指令党议员辞职与抵制议会选举的讯息。这个讯息,很自然的引起许多关心社阵和左派运动前途的党内同志,尤其是各支部的领导干部的密切关注与焦虑。这些党内同志认为,(1)“指令党议员辞职”与“抵制议会选举”是关系社阵与左派前途的重大问题。这样的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全党民主讨论、形成共识后,党中央才有权执行,否则有违党的组织原则;(2)李绍祖曾有过违背全党意志,擅自公布”抵制国民服役登记”的记录,有些支部的领导干部担心李绍祖或其支持者又“如法泡制”擅自决定“指令党议员辞职”与“抵制议会选举”。为了防止李绍祖 “先斩后奏”事件重演,各支部代表有必要集合商讨对策后向党中央委员会陈情。

因此,1965年10月18日,在樟宜/淡宾尼支部副主席,也是时任淡宾尼选区议员傅孙力的带动下,在芽笼东支部举行各支部主席、秘书联席会议交流意见。这就是后耒称为“社阵十二支部事件”的起缘。

当天出席会议的,共有14个支部,即:樟宜/淡宾尼、芽笼东、芽笼西、梧槽、如切/实乞叻、加冷/阿裕尼、安顺/直落亚逸、经禧/里峇峇利、芽笼士乃/甘榜景万岸、勿拉士峇沙、实丹卜、乞罗卜(另外兩个支部名称未详,这兩个支部代表在会后不参与联署诉求信,因此无留记录)。会议讨论社阵党内民主及民主集中制问题,会议议决向中央委员会表达十二支部的共同诉求。会后联署向社陣中央提呈诉求信。当时极力拥护李绍祖斗争路线的两名中央领袖顾泱与谢太宝,闻风联衭到场旁听。

下接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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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政治_politics , 历史_history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