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重新思考新加坡模式

21/04/13

作者/来源:吕元礼 (2013-04-02) 中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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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已经进入‘新常态’:随着选民诉求和心态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安于现状,而要求更多的参与、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元性的政治结构以及更多的政治上的制衡”。最新一期《财经》杂志(2013年3月31日出版)登载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吕元礼的评论文章“重新思考新加坡模式”,全文内容如下:
 
  新加坡被誉为“花园城市”,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点名要求借鉴的国家。中国政府之所以重视借鉴新加坡,固然因为其经济腾飞、社会稳定、人民安居的傲人成绩,使得其成功经验较为值得借鉴;也因为其华人社会的背景和一党长期执政的国情与中国大陆存在种种相似,使得其成功经验较为便于借鉴。

  借鉴新加坡,必须读懂新加坡。今天,国人对于新加坡模式的认识存在种种误读,或未能透过现象看到实质,或只了解过去状态而不知道现今变化。此外,“阅读”的过程也是再创造的过程。没有“读者”的第二次创造,新加坡模式就会沦为死的读物,而不能成为活的教材。重新思考新加坡模式,就要用全面、发展的观点理解新加坡,用创造性的方式解读新加坡。

  长期执政不等于永远执政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下称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神话”有两种形象说法。其一,行动党党徽因有闪电标志而俗称“闪电党”。新加坡人说,闪电在同一个地方不会闪两次。但行动党这个“闪电党”自1959年在新加坡“闪亮”登场,执掌政权,一直“闪”到现在,并且还将在一段时间“闪亮”下去。其二,在美国,下一届总统选举的时间谁都知道,但谁能当选谁也不知道。在新加坡,下一届大选的时间谁都不知道,因为根据来自于英国的选举制度,执政党可根据选民心态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选择大选时间;下一届大选谁能当选谁都知道,一定是长期执政并将继续执政的行动党。

  但上述“神话”在新加坡2011年大选后有所打破。2010年,新加坡廉洁状况被“透明国际”排名为与另两个国家并列世界第一,其GDP较前一年增长14.5%,名列世界第二。这些成绩的取得,长期执政的行动党无疑功不可没。在外人看来,2011年举行大选,行动党必定会占有优势,取得佳绩。出人意料的是,在这次大选中,领导新加坡取得上述成就的行动党得票率为60.14%,为1965年建国以来历次大选最低;反对党则史无前例地赢得一个集选区,共获6个议席,创下了建国以来反对党赢得议席的最高。在同年8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选民热情持续高涨,并第一次出现多角战。战情的激烈使得在选举中受行动党支持的候选人仅以35.19%的得票率当选总统。2012年5月进行的后港补选,导因是该选区新当选的工人党议员因绯闻缠身而最终失去议员资格,导致议席空挡。但是,在这场工人党背负“原罪”的补选中,该党仍以62.09%比37.91%的较大优势战胜行动党。

  2012年12月,行动党议员、国会议长柏默也因绯闻在身而主动退党和辞去议员职务。相对于工人党处理饶欣龙绯闻的方式,行动党的处理方式更为妥善完满。例如,饶欣龙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绯闻,而柏默则在绯闻尚未公布的情况下,由行动党领导人陪同,在记者会上主动向媒体坦陈失误;饶欣龙是被开除出党和免去议员职务,柏默则主动退党和辞去议员职务。柏默所在的榜鹅东选区是行动党政府经营的首善之区。柏默辞去议席后的榜鹅东补选,有一位行动党候选人和三位反对党候选人参选。反对党多人参选,按道理会分散其选票,从而有利于执政的行动党。行动党候选人毕业于名校新加坡国立大学,职业为医药主任和高级顾问;工人党候选人毕业于义安理工学院,职业是金融机构培训员。前者为典型的精英,后者为普通凡人。包括参选的工人党在内,恐怕都没有想到自己可能大赢。但是,选战结果则是工人党以多出10.81个百分点的选票战胜了执政的行动党。投票之前的冷静日,李显龙总理曾向新加坡人宣告,行动党永远站在人民一边。记者后来由衷感叹:人民不仅是要与自己站在一起的人,而且是要与自己一样的人。

上述情况表明,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已经进入“新常态”(new normal):随着选民诉求和心态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安于现状,而要求更多的参与、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元性的政治结构以及更多的政治上的制衡。从此,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神话”正在打破。人们一般相信,在2016年的来届大选,行动党虽然还会赢,但可能要输掉比以往更多的议席;而在再往后一届的大选,谁胜谁负就很难预料了。

  长期执政不等于永远执政。几年一次的制度化选举给行动党造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切实压力,并迫使其保持廉洁、增进能力。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做过一个着名实验:科研人员将一只青蛙丢进沸水中。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青蛙奋力一跳,跳出锅外,从而安然逃生。后来,科研人员又把这只青蛙放进装满冷水的锅裡,然后慢慢加温。开始,青蛙还很得意,在温暖惬意的水中悠然自得。但是,当水温不断上升,以至于把它烫得无法忍受时,它也想和刚才一样奋然一跳,跃出水面,却因四肢无力,欲跳不能了。最终,青蛙被活活煮死在这慢慢变热的水中。就像将青蛙丢进沸水反而能激发它奋力逃生一样,建立适合国情的制度化了的选举压力,也能让官员或执政党因为害怕落选而奋力从腐败中挣脱逃生,保持廉洁。反之,如果没有这种适合国情的制度化了的选举压力,执政党虽然可以稳坐钓鱼台,却可能因为安逸而一步一步、不可挽回地走向贪腐,走向衰亡。

  一党独大不等于一党独裁

  新加坡政党政治表现为一党独大。其在时间上的表现是行动党长期执掌政权,其在空间上的表现是行动党占据国会绝大多数议席。但是,新加坡的一党独大不等于一党独裁。首先,愿意在宪制范围内活动的一切政党均享有合法地位,各种政治派别均享有依法组织政党的自由;其次,宪法并未规定人民行动党为唯一执政党,各个政党可以参加竞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是由选民通过秘密投票选举决定的,而不是依靠宪法规定或其他形式的垄断所决定;第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有可能随着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变化而变化。由于有了多党并存竞争,新加坡民众就可以通过自己的选票投选自己中意的政党及其候选人,从而一定程度地实现了让民做主。

  多党并存竞争加强了政党之间的监督与制衡,相反相成地保证了执政党的廉洁,促进了执政党的活力。美国阿拉斯加涅利新自然保护区动物园裡生活着大量的鹿。当地居民常常可以看到狼把鹿群追得四散奔逃,许多鹿被咬得鲜血淋漓。动物园为了保护鹿群,便对狼进行大肆围剿。不久,狼被消灭了。在狼被消灭之后的开初一段时间,鹿因为没有了天敌的威胁,一下子繁殖了很多。但是,一段时间之后,由于生活安逸,懒于运动,导致体质退化,疾病蔓延,鹿群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为使鹿免于灭绝,当地居民特地请来了着名动物专家医治鹿群的“衰退症”。动物专家在自然保护区内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开出了要把狼“请”回来的“药方”。原来,一方面,狼的抓捕,迫使鹿奔跑起来,反而让鹿得到锻炼,从而更为健康;另一方面,狼吃掉鹿,往往吃掉的是那些奔跑不快的“老弱病残”的鹿,客观上对鹿起到了一种“优胜劣汰”的作用。于是,当狼被“请”回来之后,鹿群又获得了生机,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也恢复了平衡。这就是生物界“小恶成就大善”的规律。狼吃鹿,在鹿看来是一种“恶”。但是,它却可以相反相成地让鹿群获得生机,从而成就大善。古人所谓的“万物并育而不相悖”就是这个道理。生物界是如此,人类社会何尝不是如此?

  新加坡大体继承了来自于英国的议会选举制度。竞选中失败的一方会向胜利的一方表示祝贺。在2011年大选中,以前外交部长杨荣文领队的行动党竞选团队输掉了阿裕尼集选区选举。在选举结果揭晓之后,行动党竞选团队走上讲台,杨荣文代表团队发表演讲。他首先祝贺与他竞争的工人党团队赢得选举,也感谢阿裕尼集选区的民众在过去几年对自己及其团队的支持,并预祝他们未来几年在工人党的照顾下生活得更好。杨荣文的表态让人想起孔子对君子之争的描述。他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意思是说,君子没有什麽可争的。如果一定要争,那就是射箭比赛。登台射箭之前,相互间要作揖礼让表示尊重;射完箭下台,相互间要举杯饮酒,祝贺对方。这种“争”也体现了君子之风。需要注意的是,“君子之争”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射箭比赛是游戏。有规则的竞争是游戏,无规则的竞争是玩耍。一般来说,东方文化注重通过人情化的协商达到和谐,西方文明强调通过规范化的竞争实现制衡。双方各有优劣,应该取长补短。

  从打压反对党转变为尊重反对党

  在法律框架内对反对党强硬打压是李光耀等行动党领导人的一贯作风。2006年提名参加国会竞选之前,新加坡工人党第二助理秘书长戈麦斯(James Gomez)因未获得少数种族候选人的族群身份鉴定证书而指责选举局职员没有处理他的申请。当局后来公布戈麦斯到选举局时的闭路电视影像,证明戈麦斯根本没有交上鉴定书申请,却反而质问选举局职员。真相大白之后,戈麦斯即时道歉认错,表示自己是误以为提交申请,其实却没有提交申请。应该说,戈麦斯的失误是无心的,道歉是真诚的。按道理,此事应该告一段落。但行动党领导人对此事“纠缠不休”,将“骗子”、“撒谎者”等骂名掷向戈麦斯。单在《联合早报》就刊登了如下大字标题的报道:“杨荣文:戈麦斯表格事件,工人党欠选民一个‘问责’”(2006年4月29日)、“黄根成指责戈麦斯,有预谋对政府玩弄肮脏的把戏”(2006年5月3日)、“李资政:戈麦斯是骗子”(2006年5月3日)、“黄根成:戈麦斯製造假象误导选民”(2006年5月3日)、“许文远:戈麦斯如不是骗子,应马上控告指责他” (2006年5月4日)、“李显龙:戈麦斯行为,玷污整个选举制度”(2006年5月4日)、“警方:戈麦斯涉及形式恐吓与提供假资料”(2006年5月9日)。这些文章直接或间接称戈麦斯玩弄政治把戏,抹黑选举局和政府;他是人格不健全的骗子,根本不适合当人民的代言人。

  有感于行动党恃强凌弱、得理不饶人的做法,新加坡着名博客李健敏製作了一则音讯博客《肉脞面》,以“买肉脞面不要猪肝”来揶揄时政。它描述一名顾客在叫肉脞面时没有指明不要猪肝,熟食小贩把放有猪肝的肉脞面捧到他面前时,他却说自己已讲明不要猪肝。小贩透过闭路电视证明顾客并没有说明不要猪肝。顾客多番道歉,小贩却不原谅他,硬要他解释为何说自己先前曾说明不要猪肝。看过这则音讯博客,观众对一时煳涂而出错的顾客并无指责,却对纠缠不放的小贩十分反感。这其实也反映了民众对行动党对于戈麦斯所犯错误的“过多”批评、指责表示不满。行动党如果继续揪住此事不放,势必让选民更加反感,从而输掉应得的选票。面对上述情状,行动党不得不在接近投票的当头即时调整策略,停止对“戈麦斯事件”作更多的纠缠。李显龙总理告诉民众,国家还有更重要课题要讨论、关心,以便让选民的目光转移到其他问题。

  新加坡2011年大选前夕,参选的革新党秘书长肯尼斯在竞选群众大会上说,激发他从政的是李显龙总理在他父亲惹耶勒南于2008年过世后写给他的唁文。他声称李显龙在信上写道:惹耶勒南想方设法摧毁人民行动党及行动党政府,因此“必须被消灭”。李显龙事后在记者会上指出,为了慎重起见,他特地把当年的唁文找出来查证,结果显示文中并没有肯尼斯所提到的说法。他当时的唁文写道,惹耶勒南担任安顺区议员和非选区议员时,经常在国会展开激烈辩论,或许因他和行动党对任何主要课题都意见不同,因此要想方设法摧毁行动党及行动党政府。他在唁文中表示,这种激烈的做法无论是对建立有建设性的反对党或对国会传统而言,都毫无助益。唁文说:“无论如何,惹耶勒南上了年纪后仍活跃于政治的不屈不挠斗志,还是值得敬佩。”叙述了上述事实之后,李显龙对记者说:“我不认为肯尼斯的说法符合当年的唁文内容,所以我不理解他为何这麽说。”

  后来,肯尼斯承认他错误引述了李总理髮给他的唁文内容,并表示这是“无心之过”,还将正式发文告澄清。李显龙也接受了肯尼斯的道歉,并对其道歉表示感谢。对比2006年大选前夕行动党领导人对待戈麦斯同样的无心之过的强烈指责,李显龙这次的态度显得格外温和。上述态度的转变,实际上是竞选双方或多方通过“一报还一报”的博弈,最终走向了相互妥协、相互尊重的良性循环。这裡所说的“一报还一报”,就是当对方不友好,我也不友好,从而用我的不友好惩罚对方的不友好,以促其变为友好;当对方友好,我也友好,用我的友好来奖励对方的友好,以促其坚持友好。当双方尝到不友好的苦头和友好的甜头,就会改变不友好和坚持友好,从而进入良性循环。

  从家长式作风转变为朋友式作风

  新加坡第一代总理李光耀的作风是家长式。家长式领导固然“爱民如子”,但也强调权威。李光耀推崇的治国原则之一是“要受人尊重,不要讨人喜欢”。与之相联繫,新加坡式民主也被称之为“托管式民主”,即“政府像人民的信托人,一旦在选举中受委托以负责看管人民的长期福利时,它就以独立的判断力来决定人民的长远利益,并以此作为它的政治行动的根据。实际上,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从来就不是由民意调查或人民投票来决定的,因此,在执行正确的长期政策时,有时难免会收到‘良药苦口’的反应。但是,正因为新加坡採取了这种‘托管式民主’模式,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些虽不讨好但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政策”。

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和在外阅历的增加,新加坡年轻一代越来越不喜欢家长式作风。“家长”们将民众视为小孩。新加坡年轻一代则说,我们也许是小孩,但是不笨。新加坡有个电影的名字就叫《小孩不笨》,用以影射政府的家长式作风。电影的开头没有声音,只在银幕上推出一排文字:“电影就要放映,请大家安静!”然后又推出一排文字:“请大家关掉手机。”然后又一排排地推出下列文字:“能不能来点掌声”、“能不能再热烈一点”、“谢谢”。最后,银幕上推出一排更大的文字:“你们为什麽这麽听话?”其意是在讽刺新加坡人过于听政府的话,听父母的话,听老婆的话。

  面对时代变化,第二代总理吴作栋将领导作风转变为兄长式。他认为,兄长式是从家长式走向更为民主方式的一种过渡方式。其方法是注重协商,给政策注入人情味。如果说,李光耀时代的政策往往“良药苦口”,那麽,吴作栋时代的政策则是要在苦口的良药裡加糖。正因为上述转变,吴作栋在概括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成绩的时候说,第一代领导人赢得了人民理性的支持,第二代领导人获得了人民衷心的拥护。

  第三代总理李显龙将领导作风进一步转变为朋友式。想起李光耀,人们会想到他早年捏起裤脚涉水下乡的照片。那时候,人们期待的是爱民如子的家长。想到李显龙,人们可能会想到他与全国运动会吉祥物尼拉(Nila)的合照。照片中的李显龙左手拉着尼拉的手,右手做出V字的手势,面对镜头哈哈地笑着。报上刊登这张照片时,旁边的说明文字写的是“一二三,笑一个”。这样的造型很难想象会发生在李光耀身上。李显龙说,作风的变化固然是因为自己与父亲李光耀的个性略有不同,例如,李光耀更强悍,自己更温柔。但更大原因是因为时代变了,自己也不得不变。

  新加坡87位议员中有八十二三位都写面簿(Facebook),拓宽与民众的交流方式。李显龙特别精心地经营自己的面簿。其面簿内容既记载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也转载别人的漫画、歌曲。例如,他将爱国歌曲《依然爱你》(中译版)的音乐短片放到自己的面簿上与网民分享,一天之内就获得345个转载和1400多个“赞”。这首爱国歌曲的歌词内容并没有赞颂新加坡如何繁荣富强、光荣伟大,反而讲述了它的许多缺点不足。当然,其最后结论还是“依然爱你”(即爱新加坡)。歌词说:“他们说你很拥挤,没地方站人龙那麽长,事情也搞错。他们说你变了,不再一样,你不OK。我说的是真的,但我依然爱你。我知道你面对压力,有时也搞得一团乱。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你没变,我依然爱你,爱你让我笑的方式。就算你落伍时,我依然爱着你,我依然爱你,一直以来都爱着你,我对你的爱永不改变。”这说明,新一代的新加坡人更喜欢这种平实平凡的爱国方式,作为总理的李显龙也接受这种“平澹最真”的爱国方式。

  新加坡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

  静态观察其内在性质,新加坡模式可以归结为儒教自由主义。儒教自由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在儒教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安家落户后与儒教整合而成的带有浓厚儒教色彩的自由主义。其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本+民主”,即绩效显着地为民做主加上一定程度的让民做主;在经济上表现为“计划+市场”,即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强调政府对于市场的调控;在文化上表现为“责任+自由”,其媒体管理模式称之为“如责任的新闻自由”,即在肯定新闻自由的同时强调对事实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上述模式对于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无疑起到过有益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上述模式也日益表现出其本身的局限性和种种不合时宜的特征。例如,在注重为民做主的同时滞后了民主的发展;在强调政府调控的同时没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也从而未能更好地培养出社会的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在强调媒体责任的同时也限制了言论自由。

  动态考察其发展过程,新加坡模式可以归纳为先经济,后民主;先讲发展的硬道理,后讲公平的大道理。李光耀认为,对任何政府或人民而言,经济发展都必须是第一优先。他说:“绝对是如此。要不然,你们认为应该什麽优先?你们谈悲惨与贫穷,你们谈卢安达与孟加拉、柬埔寨、菲律宾。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说他们有民主,但他们有像样的生活去享受民主吗?一般人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经济发展。即使高高在上的领袖嘴裡讲另外的一套,但你随便做个民意调查,问人民到底要什麽?是可以随心所欲写社论吗?当然不,他们要房子、医疗、工作、学校。这是绝对、绝对、绝对毋庸置疑的。”实际上,李光耀只承认民主作为和平更替政府的工具作用,却忽略了民主包含的人民做主的价值意义。实际上,即使从工具作用的角度来认识,民主的作用也不仅表现在政府更替上,还表现在政策制定上。鞋子是否合脚,只有脚最知道。同样,老百姓喜欢什麽样的政策,也只有老百姓自己清楚。为民做主的情怀,终究不能取代让民做主的功能。

在不发展就不能生存、温饱的情况下,当然要多讲发展的硬道理。这时候,政府首要目标是做大蛋糕。当发展带来的实力足以生存、温饱的条件下,则应多讲公平的大道理。这时候,政府的重要目标是分好蛋糕。新加坡政府特别注重发展的硬道理,例如,其经济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严格意义的“各取所值”是将活生生的人当作没有生命的商品。你在市场上能卖多少钱,则得多少钱。你是比尔. 盖茨,也许一天可以得到1亿元;你是低能儿,十天也得不到一分钱。当然,新加坡政府在强调各取所值的同时也注重扶贫济困,但毕竟没能将后者放到更重要的地位。

  例如,其对国家与人民的关係的处理,往往更强调国家的发展,却有可能忽略人民的幸福。美国盖洛普公司对全球148个国家近15万人就幸福感这一主题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以宜居着称的新加坡,其人民的幸福感却是全球倒数第一。正因为如此,有新加坡人说,新加坡政府亲新加坡,但不亲新加坡人。不过,上述情况在近年以来正在逐步改变。过去,新加坡清洁工人的工资很低,有的月收入可能只有数百新元。针对上述情况,新加坡政府将不足千元的一律增加到1000元,并在此基础之上逐年增加其工资。新加坡政府重视精英,并根据学生成绩在小学进行分流,好生与差生分班。这种过于理性而缺乏感性的做法,无疑对分流到差班的学生造成严重心理伤害。最近,新加坡政府取消了小学分流的政策。李显龙总理在2012年元旦发表讲话指出,经济发展将不是衡量国家状况的第一标准。他后来也说,精英有不同表现,在校学习成绩好仅仅是精英的一种,其他方面的良好表现也可以是另一种精英。

  又如,其对劳资政关係的处理也强调三者共生,但更多地维护了资方权利,而往往忽视劳方诉求。正因为如此,有人说政府亲商,但不亲工友。2012年底,来自中国的巴士司机在新加坡举行罢工,打破了新加坡26年没有罢工事件的纪录。新加坡对于罢工的防范控制固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没有维护好工人的基本权益,疏通好工人表达自己诉求的渠道,罢工的禁止很可能损害工人的利益。中国籍巴士司机在未经申请的情况下非法罢工,固然有其违法的一面。但是,资方对于工人的关心也的确远远不够。例如,不同班次的八个工人住在一个房间,难免影响休息;卫生条件欠缺,乃至于生长虱子;来自于中国的司机与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司机同工不同酬等等。这些问题都在先讲发展的硬道理、后讲公平的大道理的思维指导下没能引起应有重视。

  新的新加坡模式正在建构

  行动党在建党50周年之际提出了“造远景,定党基,得民心”的口号。联繫该党白底、蓝圆和红色闪电的党徽图桉,笔者对上述口号进行了如下解读:白底象徵纯洁,要求坚守亘古亘今的天理,以确定正当性,以“定党基”;蓝圆象徵团结,要求贴近有血有肉的人心,以获得认受性,以“得民心”;红电象徵行动,要求脚踏此时此处的实地,以打造合理性,以“造远景”。三者之间必须把握力的平衡,从而达到“天地人和”(“和”即平衡)的目的。新的新加坡模式,就体现在“天地人和”的追求之中。

  当一党独大日益受到质疑批评,行动党于2009年以来初步推动了以制度平衡为目标的政治改革,期待改革后的选举制度能公平对待各个政党(守天理)、有利于选出强大政府(立实地)和让国会发出不同声音(顺人心)。新加坡政治职位的高薪引发民众不满。为此,在行动党及其政府的推动下,新加坡国会于2012年初通过了《一个能干并具奉献精神的政府的薪金》的改革方桉,并强调遵循如下原则:(1)政治职务者的薪金必须具有竞争性,让适合从政的人才不至于对踏入政坛感到怯步;(2)从政意味必须作出牺牲,新的薪金制度应有可观的打折,以体现从政人士的奉献精神;(3)实行 “裸薪”制度,政治领导人除了领取公开的薪金,没有其他隐收入。在上述三原则中,第一条是要继续坚持“以薪养廉”的政策,以求脚踏实地;第二条是要让从政者表现奉献精神,以便贴近人心;第三条所说的“裸薪”,是要体现公开透明(蕴含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免背离天理。遵循三条原则,才能“天地人和”。

进一步说,天为天阳,地为地阴,因此,在天地人关係中,最为凸显的是天阳与地阴的对立统一的关係。李光耀曾说:“‘阴性’就如同平等,越多‘阴性’,国家就越团结;而‘阳性’就如同竞争,‘阳性’越多,表现就越好。”但阴与阳都不能过度,必须取得“介于国家团结和维持竞争力之间的平衡点”。笔者曾说新加坡模式一定程度地表现为“英国的制度+东方的传统+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作风”(行动党早年曾学习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并保持议员接见、走访民众的做法)。英国的制度是议会民主,其精神是让民做主;东方的传统是“托管式民主”,其精神是为民做主;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作风是密切联繫群众,其精神是认民做主,这裡,认民做主是价值永恒的天理,因为“百姓是天,人民最大”;为民做主是立足实地的考量,因为政府既是“必要的恶”,也是“必要的善”。首先,天阳与地阴相互对立。过于强调认民做主,势必走向民粹主义,从而削弱“势有必要”为民做主;过于强调为民做主,势必走向专制主义,从而削弱“理有当然”认民做主。其次,天阳与地阴互相依存。例如,没有认民做主的价值取向,为民做主就难免沦为做民之主,从而走向专制独裁;没有为民做主的行政手段,认民做主就难免沦为群众尾巴,从而走向政府无能。

吕元礼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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