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马哈迪厌恶李光耀说教

10/03/11

作者/来源:星洲日报 http://www.sinchew.com.my

(吉隆坡8日讯)前首相敦马哈迪说,马新两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充满挑战,他怀疑李光耀一度想当大马的首相。

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可能错,但我怀疑李光耀曾持有当大马首相的念头。对李光耀来说,新加坡太小,不足于让他发挥‘巨大‘的才华。”

他提到,假如大马像新加坡一样,出现以华裔人口占多数的局面,那么,李光耀很有可能获得拥护,并被选为这里的首相。

他指出,东姑阿都拉曼对李光耀感到很失望,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AP)在新加坡活动,却选择在大马参加1964年全国大选,不过最终遭受重挫,只赢得1席。

他说,1965年,东姑阿都拉曼宣布新加坡脱离大马,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后,需要重新思考两国之间的关系。

厌恶李光耀说教

马哈迪坦言,在1964和1965年在国会期间,他和李光耀多次“冲突”,对李光耀没完没了的说教感到厌恶。

他说,经过痛苦的分家后,李光耀批评马来人是“丛林里的阿拉伯人”,他对阿拉伯评价很低,但现在新加坡却比大马更热衷吸引中东国家的投资者,甚至成为阿拉伯国家的顾问和发展典范。

不过,马哈迪说,在他担任首相之后,仍决定和新加坡保持友好双边关系。

马新水供合约价码不对 对大马不公平

马哈迪提到,大马和新加坡的水供合约,价码根本不对,对大马十分不公平。

他说,大马同意继续提供食水给新加坡,但价格必须合理。目前的价格超低,每1千加仑只有3仙,更讽刺的是,柔州提供给马六甲的水供,每1千加仑却得付30仙。

他表示,这是令人感到费解的,大马凭什么要给新加坡提供“津贴”。

“况且受惠的不是新加坡人民,而是新加坡政府,因为他们的人民要承担每1千加仑17新元处理水的成本。”

港口不再“独霸天下” 新加坡不能接受事实

马哈迪说,独立前,英国发展新加坡为东南亚港口枢纽,但为了需求,也在雪州巴生设立另一个港口。

“当时,为了确保大马港口不要成为新加坡的竞争者,大马货物的运输征费较高。独立后,大马本身致力于发展及扩大巴生港口。”

他说,后来为了加强竞争,在柔南再设立另一个港口,即丹绒伯勒巴斯港口(Port of Tanjung Pelepas),当时曾邀请新加坡一起合作,不过被拒绝;他们认为这个港口永远不能和新加坡港口竞争。后来,经过各项努力,还从新加坡港口局请到两名专人协助参与发展。

他说,目前这个港口每年处理超过1千万个货柜,新加坡港口受到压力,降低其港口征费。新加坡始终不能接受他们港口无法在运输业“独霸天下”的事实。

谈修宪

宪法虽没阐明 州统治者不应涉商业

敦马哈迪说,虽然宪法没有说明,但州统治者不应该涉及商业活动。

他在回忆录中指出,当王室涉及商业活动及跟政府公务员交涉时,官员很难拒绝统治者的要求,尤其是有关州属的官员及政治人物,这会令他们难以持平。

马哈迪说,统治者不应该让别人用其名义去经商,因为当他们的名字跟商业有挂钩时,政府官员很难以一般条件来处理他们的申请,而且这也可能让统治者陷入欠债的局面。

他说,统治者拥有免控权,但前提是他们不滥用权力。

他指出,一些王室成员也干涉行政,包括委任高级官员,令政府陷入两难处境。

马来政治人物有时感到压抑,因为若他们被看来不尊重王室的话,许多马来人将不支持他们。

修宪涉及州统治者 密友协助解决风波

马哈迪说,早期的宪法是清楚阐明,任何在国会通过的法案,必须获得国家元首签名御准才能生效。不过,如果国家元首拒绝的话,人民代议士又可做什么呢?马来西亚还能称为民主国家吗?

“当我在1981年7月接任首相时,我决定跟统治者尤其是国家元首一起。在马来西亚,首相须在每周三的内阁会议前觐见国家元首,并提供所有文件的副本,包括前期议案、研究等,陛下可以就内阁文件提供意见或发问。国家元首一般没有任何疑问或意见,但是陛下可以在有需要时提出本身的看法。”

马哈迪说,在许多课题上,他须获得国家元首的祝福,但一些案件出现苏丹影响国家元首的决定。

因此,他跟当时的副手敦慕沙希淡讨论如何让人民议士作为执行国家法律的最后决策者。任何国会通过的法案仍须获得国家元首签名御准,但必须有一个期限。至于国家元首的委任首相、解散国会的权力的条款则保留。

总检察署草拟修改宪法66(5)、150条款;在1982年8月,国会通过修改宪法,而法案呈上给当时的国家元首彭亨苏丹时,陛下决定咨询其它统治者的意见,因为150条款涉及州统治者。很不幸的,所有统治者都不同意修宪,国家元首也拒绝签名御准。

马哈迪说,当时除了统治者外,巫统内部及回教党都反对修改宪法,人民更感到焦虑。

就在国家元首请假出国时,他通过其密友――森州最高统治者王弟游说时任国家元首及副国家元首尽快处理争议。

结果这项修改宪法风波获解决。

马哈迪说,另一个促使他修改宪法,废除统治者部份免控权的事件,是源自于一名统治者因大马钩球总会禁止其儿子打钩球5年而怒掴一名钩球教练。这名教练过后起诉王室及报案。

“很多判决非我乐见” 否认反对司法

马哈迪说,公众的印象是他反对司法,但他并没有反对司法,即使很多法庭的判决都不是其所领导的政府所乐见。

他列举一宗关于一名政党小领袖涉及车祸导致车损坏的案件,每个人都知道是有关政党领袖犯错,但法官却说本身是车祸目击证人,但却没有律师出来反对他,因为那些律师担心以后出庭会见到该法官而被刁难。

他强调,法官应公正无私,但有时一些法官会因本身个人因素或政治方面的喜好而显现出偏袒。

他说,在其任内最著名的案件,是涉及他在1988年巫统党选时作为党主席的候选人,他以微差票数打败对手东姑拉沙里,后者把此事带上法庭,指逾2千支部中有一小撮没有召开会议,因此党选是非法的。结果法庭判决巫统是非法政党,这使到党和政府都处于艰难的形势。

谈敦沙烈

一封投诉信导致受对付 “是元首要革除敦沙烈”

马哈迪也谈到他和联邦法院前院长敦沙烈的纠纷。并指敦沙烈被采取行动的导因,是源于敦沙烈写给时任国家元首的一封信。

马哈迪叙述,在1988年的一项晋见中,元首向他展示一封敦沙列写给陛下的信,信的内容投诉关于敦沙烈家附近的元首私邸装修工程发出的吵闹声。

“一位非常资深的政府官员应该要求觐见,有礼貌的提出此事。然而,敦沙烈不只写了相关的信件,而且还把该信的副本转发给所有其他的统治者,此举让最高元首感觉到是向他施压及令他困窘。”

他说,元首因此坚持他革除敦沙烈的最高法院前院长的职位,有关要求是写在该信的空白处上。

第二封信也转寄副本

“虽然严格上来讲,联邦法院院长是由国家元首委任,根据法律解释法(Interpretati Interpretations Act),他也有权利撤除这项委任,但是内阁在总检察长的劝告下,相信不能忽视宪法在撤除联邦法院前院长和法官的规定。因此,我们成立了仲裁庭,来聆审敦沙烈的案件。

他说,之后敦沙烈写了第二封信,投诉政府干预司法,增加了国家元首的烦恼;而敦沙烈也再次把信件副本寄给其他统治者。

马哈迪认为这件事最好可以在不需设立仲裁庭的情况下解决,开除国内阶级最高的法官对司法或政府都不好,对他也肯定不好,所以他决定尝试及说服敦沙烈自己辞职。

他说,在1988年5月27日在其办公室举行的一项会议中,他要求敦沙烈考虑辞职而不是被撤职,并告之这是国家元首的要求,而陛下已经同意设立一个仲裁庭。敦沙烈同意及呈上志期隔天的辞职信。

“敦沙烈辞职信的用词没有显示任何愤怒,我也大大松了一口气。但那天还没有过去时,敦沙烈收回他的辞职信,并表示他选择面对仲裁庭讨回清白。 ”

“结果,敦沙烈拒绝出庭,给予的两个理由是:(一)他指责仲裁庭并没有妥善组成;(二)他声称由他聘用的女皇律师被禁止参与审讯。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庭别无选择,唯有聆听总检察长的陈词及下判。即使仲裁庭已经召开,敦沙烈尝试通过单方面动议阻止审讯进行。”

他说,在敦沙烈企图通过单方面动议阻止仲裁庭审讯之际,仲裁庭已经召开及根据所呈上的证据聆审。

“结果,时任总检察长陈词所引述的文件不是第一封信件(有关装修元首私邸的吵声),而是敦沙烈第二封投诉信,这次是针对我,这成了总检察长提呈给仲裁庭的证据。他也引述敦沙烈针对我和政府的两项谈话,以证明最高法院院长行为不当。结果,革除敦沙烈职位看来是因他针对我的谈话引起。

第一封信才是祸首

“我最近会见了时任总检察长丹斯里阿布达立,询问他第一封信在哪里,他说在政府内,我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管道,但我准备在可兰经宣誓,是那一封信及国家元首的指示,导致敦沙烈被革职。”

马哈迪说,8月8日敦沙烈罪名成立,在仲庭庭向国家元首建议下正式被撤职。

“更重要的一点是,就是(时任)国家元首批准革除敦沙烈,没有人相信这一点。”

坦承建议对付敦沙烈

“我把这起事件写入回忆录,不是要把出现的指责转移给任何人。毕竟是由我建议对敦沙烈采取行动,同时,最终的决定也在于我。”

马哈迪说,对年轻一代的国人,他们视首相必须遵从国家元首的指示行事,是不可取及难以置信的事,但在这起事件上却是事实。

“但是,我重述这起事件的始末,不是要为自己脱罪,更非要逃避责任或把指责转向他人,而是在讲述整个事件当时确实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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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