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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华校 李光耀后悔了吗?

24/03/19

作者/来源:王国璋(14-4-2015)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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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逝后至今,有关他的种种议论渐寂。不过李万千先生3月27日在《当今大马》的〈 南大与李光耀的言而无信 〉一文,触及本土华教运动者多年来对李光耀打压华校的忿恨记忆,有几点或值得进一步细论。

李氏提到李光耀晚年曾有“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就不会关闭华校”的言论,但认定那不是他的真心话,“后悔没早点关闭南洋大学”才是。李光耀晚年确曾有过这番悔悟之言,但要追问他是否真心后悔根除华校,我们恐怕要更细致地谈他想保的究竟是华小、华中还是南大?又,这话说给谁听?又都在悔悟些什么?我关切的不是其历史评价,而是我们面对类似语文困局时的思考。

李光耀后悔根除华校的正式谈话,首见于1989年台湾《中国时报》专访他的场合。当时他承认若能重回1965年的旧时光,他会以不同手法处理华校。而当访者追问是否可能恢复华小时,他则慨叹为时已晚。此后李光耀在以华裔听众为主的场合里陆续谈过类似观点,不少亲建制的学者如吴元华、蔡志礼,也都在相关著作中反复突出这点。至于他逝世前,亲为其双语政策功过定调的《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则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双语教育的模式不是尽善尽美的,其中有很多波折。我甚至曾在1989年表示,如果有机会回到1965年或1970年,我将会保留华文小学,然后加强其英文第二语文的教学,并鼓励所有的家长把子女送到华文小学就读,然后,在小学或中学阶段为这些学生延加一年的学习时间,让他们之中资质比较中等的,能顺利在中学阶段从以华文为第一语文,过渡到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课程中去。

(李光耀,2012,《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新加坡联合早报,页260。)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备有中、英两版本,英文版对此竟只字未提,完全略过相关段落(见My Lifelong Challenge: Singapore’s Bilingual Journey, p.231)。事实上,几乎所有李光耀的个人著作(尤其是其自传)都有类似的编辑安排,即对不同教育背景的读者群讲述稍有出入的故事版本与观点,狡猾地避开对某读者群来说“敏感”的争议性观点,却又同时在另一语文版本中对此费劲解释。

由两版本的差异可见,李光耀显然知道这番悔悟,对非华裔公民及英文教育背景者来说,并不讨好,所以还是在他们面前少说为妙。根除华校,李光耀只向特定群体悔过,这是我们该注意到的第一点。

李光耀要保的仅华小

其次,由引文可见,李光耀清楚提到如果时光倒流,他要保的只是华小,不是整个华教体系。他会鼓励华裔家长送孩子入华小,留用华语作华小的主要教学语,但与此同时加强英语科教学,以装备华小学生升读英中。换句话说,李光耀的“悔悟”只及于华小,如果一切重来,母语教学至小学阶段足矣。至于中学,虽会保留一科华文(即以第二语文定位的母语科)供华裔子弟必修,其他术科理所当然要以英语教学。

这种先华小后英中的“双语教育理想”,国人可谓似曾相识。不妨回想2002年马哈迪倡议数理英化政策至今,国内多少华裔家长仍在渴盼政府复办英中?或一窥私立英校及国际学校的今日盛世,当中就不乏华小五年级或小六毕业后转入的学子。独中圈内多年来起起落落的教学语争议,也不无华中与英中之辨的况味。

我们更不妨拿香港这英国在东亚的另一前殖民地作对照:香港的小学教育,以母语教学为范;香港的中学教育,却转而以英中为尚。依此或可简略地说,李光耀后悔的,正是早年未能在双语政策上往香港的模式摆。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模式可谓李光耀独创,国际上不乏肯定,何以他本人却似有憾?

这就需要回到李光耀将国民母语列为必修第二语文的初衷。他已多次在著作及演讲中提到,强制国民修习母语,是重视母语在传承文化与价值观上的功能。李光耀早年根本无视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的经济价值,但他要确保国民的“亚洲价值观”,确保新加坡人不会遭教育英化后夹带而来的西方价值观“荼毒”。提倡儒家思想,也是出于同样的功利考量。

李光耀晚年之憾,显然是意识到一、以母语这单薄一科来维系“亚洲价值观”,并无法扭转新加坡年轻一辈骨子里洋化的大趋势;二、特选学校不论,学生的母语程度普遍低落,莫说这不利于国际沟通,朋辈间日常都未必用母语交谈。换句话说,单科母语教学,难以达成文化使命。李光耀深悔没经由六年的华小教育,先巩固华裔子弟的母语及传统文化根柢,再于中学完成教学语的转换过渡,最终以英语汲取知识。依此思路,南大对他来说当然还是不能留。

李光耀悔悟的二提醒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确有悔意,那李光耀所谓too late的慨叹,岂非惺惺作态?政策既然不符预期,依李氏一贯的果决作风,干嘛不改?其实我们在语言政策的讨论上,往往夸大了决策者的角色,民间的语文偏好同样关键。李光耀没错自1960年代始就软硬兼施压抑华校,但其政策转向若无主流的华裔家长奉陪,显然不会成事。1990年代后他虽退而不休,面对的还是类似处境,而这回华裔家长的语文偏好已更加难以摆布。

举例来说,2004年新加坡的双语政策调整,就试图以更多制度弹性去照顾不同“母语”实力的学子,如将母语科的程度分级因材施教、开始在部分小学以英语教授华文、免除母语科成绩对学生升读大学的影响等。这些本质上是在削弱而非强化母语整体水平的调整措施,源于执政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新现实:英语才是岛内大多数学童的母语。统计资料显示,尽管历经轰轰烈烈的“讲华语运动”等国家努力,2004年以降,新加坡小一学生的主要家庭用语,泰半已是英语。这批新生代,当然无力也无意达致国家强求于他们的“母语”水平。

李光耀的悔悟,提醒了我们什么?我想至少两点:一是多语政策与文化传承上的困局;二是多语政策和个人语文学习上的困局。两场困局的大时代背景,是英语赓续了数世纪的文化霸权。这种文化霸权既形塑家长和学生的主观语文偏好,更逼着他们面对学习英语的客观需要。这方面新加坡如是,马来西亚、香港亦如是。

李光耀首先想凭强定国民的母语为第二语文来保住文化传承,最终发现如果单靠母语一科,功能不彰。但即便时光倒流,新加坡在双语政策上与香港趋同,是否就意味着能有效巩固文化主体?我不无保留。其次,新加坡双语政策最广受肯定的务实之处,是它很早就从教育实践中意识到,“精通双语”并非正道,语文学习终究要分主次,遂以英语为主、母语为次。但新加坡一语和二语在语文程度及使用的频率上,未免过于悬殊,以致不少新加坡人的二语∕母语并不堪用。

多元的国民教育体系

李光耀一生未能更好地解决这两项困局,除了因为难逆家长的主观意愿,更在于他根本无法接受一个“不统一”的教育体系。不过理论上,这类困局并非无解,关键在我们追求的究竟是个真正多语的社会(societal multilingualism),还是一个由“多语的个人”构成的社会(individual multilingualism)。

个人禀赋不一,强求人人精通双语甚至多语并不实际。马来西亚华人张口固然都能说上好几种语言,精通三语者实如凤毛麟角。如果我们志在社会多语而非个人多语,那教育体系里的第一语文既可以是A,也可以是B或C。家长和学生应有权自择,各体系则彼此间竞争共存。这听来恰是马来西亚教育体系的现状,譬如中学阶段,我们就有国中、独中及国际学校可供选择。但我说的是“国民教育体制里”的多元,而非“体制内加体制外”的多元。

王国璋 槟州北海人,现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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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