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南洋大学校史 序

21/07/18

作者/来源:余山农

南洋大学是一家民众筹办的大学,是一家为民众筹办的大学。从一开始就为官家所歧视和排斥,最终依靠众人坚毅的力量成功筹办。

南洋大学自创办后,便在两条路线之间艰苦前行。这两条路线一直敌对并行,一条是南洋大学创办人奋勇前行的发展路线,一条是李光耀恶毒的迫害路线。这两条路线使到南洋大学的历史非常不同于一般大学的历史。

一般大学的历史只是沿着预先计划的发展路线一步一步向前走,途中或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稍有转折,一旦克服之后,再继续向前行。困难虽或大或小,但并没有恶毒的迫害。

南洋大学的历史便很不一样了。虽然按计划前行,一路克服困难,艰苦奋斗,却还须面对恶毒的兴风作浪,真枪实弹的侵犯。因此,撰写南洋大学历史的人必须有是非之心,必须有正义感。

在南洋大学的历史上,陈六使先生代表正义,李光耀则代表邪恶。邪恶势力手中有军警枪炮,处于强势;正义百姓赤手空拳,处于弱势。

南大历史上的事,都有是非黑白之分;南大历史上的人,都有正邪善恶之别。南大的历史是正义抗拒邪恶,奋力求存的历史。

没有分辨是非黑白能力的人,不适合撰写南洋大学的历史,没有正义感的人,也不适合撰写南洋大学的历史。撰写南洋大学历史的人必须就事件之是非曲直明确评断,有如春秋笔法,不能像讲封神榜故事。没有是非之心,没有正义感的人撰写南洋大学的历史,势必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辨善恶正邪,误导后来人。

南洋大学的历史是艰苦发展与恶毒迫害并行的历史。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六日,陈六使先生倡议创办南洋大学后,南洋华人社会,万众欢呼,齐声响应。

在这之前,一九五〇年九月九日,陈六使先生也曾经说过创办大学的事,却因橡胶厂被烧毁而作罢。

再早一些,一九四六年,陈六使、李光前、黄奕欢三人,联袂向陈嘉庚先生提议创办大学,因为时机未到而搁置。

直到一九五三年,创办大学的事,才适时而动,成为侨界的整体运动。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二日,星加坡中华总商会为响应陈六使先生倡办海外华人最高学府的号召,举行各界侨团代表大会,共有二百一十四个侨团派出三百余代表与会,聚首一堂,共商创办大学大计,并立即组成筹备委员会。南洋大学就在这一天正式创立。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南洋大学建校运动也就从这一天开始。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二日,是南洋大学的生日。

接下来的主要工作是:宣传、筹募基金、建设校园,并预期在一九五五年秋季开学。这是中国大学的开学时间,也是西方大学的开学时间。南大校门口牌坊上的年份是一九五五年。这是配合当年秋季开学而砌上的年份,也是牌坊建成的年份。

南大为传承民族文化,反对同化而创立,逆流而行。

从一开始南大就走在一条崎岖的路上,十分艰难,靠着众人的努力,一步一步克服困难,才把南大建立起来,可是并未能按照预定的时间,于一九五五年秋季开学。因为受林语堂事件的影响,开学时间拖延了半年,于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星期四)才正式举行开学典礼。这一天是南大正式开学的日子。

正式上课的时间,按校历预定于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日(星期五)。实际这天并没有上课,只是由各系主任和同学见面,让同学了解系里的情况,介绍系里开设的科目,及担任各科目的老师。下一个星期,四月二日(星期一)才正式上课。后来校方把三月三十日定为校庆,则是把预定上课的日子当创校日子了。

上海交通大学的创校时间是从前身南洋公学于一八九六年(光绪廿二年)创办时算起。南洋公学是一间书院,一九二二年改名南洋大学,一九二七年改称交通大学。

北京大学的创校时间,也是从前身京师大学堂于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即戊戌政变那年)创办时算起。京师大学堂也是一间书院。十三年后,即一九一二年才改名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的创校时间,则是从一九一一年(即辛亥革命前夕)的清华学堂算起。一九二五年设立大学本科,才改称清华大学。

南大的创校时间,当然是从筹备委员会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二日成立那天算起,一九八〇年被关闭,前后二十八年。

再迟也得从进修班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日开学时算起,前后二十六年。这一年正是预定的开学年份,所以牌坊砌上这个年份。南大的进修班也正如清华学堂、京师大学堂、南洋公学一样,是大学本科之前的先修学堂。

如果从一九五六年本科开学时算起,则前后二十五年。

这三种算法,各有依据。第一种最可取,第二种次之,第三种最不可取。

南大初创时,主要反对者是英国人,还有一些马来极端分子。批准与否,大权在英国人手中。英国人想阻止华人创办大学,但又碍于民族教育自由的主张,不想强力阻止,以免激发华人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情绪,只是希望说服华人放弃创办大学的想法。南洋大学的创办人也想说服英国人,让华人创办大学,帮助本地社会建设。于是,双方进行了四个回合的交锋。

第一回合交锋:陈祯禄对薛尼(53年1月28日)
第二回合交锋:陈六使对麦唐纳(53年2月18日)
第三回合交锋:胡文虎对巫文报(53年2月20日)
第四回合交锋:陈六使对卡逊(53年2月24日)

经过四个回合的交锋之后,总算尘埃落定,英国人和马来人都默许华人创办大学,但不会给予任何帮助。南大的创办人接下来便一步一步克服一路上的障碍,最终把南大创办起来。

英国人非常不愿意看到华人创办大学,可是又不能强硬阻止,只能等待华人无法克服困难而失败。可是,南大却终于办起来了。这让英国人不能不面对现实。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星嘉坡总督列诰爵士在立法会致词,欢迎设立南大。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马大副校长薛尼爵士提议马大与南大合作。他原本是代表殖民地政府,极力反对创办南大的人。

这两件事都在南大创办人努力建设校园两个月之后。这反映出英国人愿意面对现实的转变。

在英国人改变态度之前,发生了两件事,让英国人放松对南洋大学的敌意。

一件是,美国人对华人创办南洋大学的态度。星马虽然是英国的殖民地,美国人在亚洲有很大的利益,对亚洲事物非常关注。大约在一九五四年二月间,林语堂已确定将出任南大校长之后,美国人告诉英国人,美国并不反对华人创办南洋大学(见杨进发《创建南大二、三事》,刊于南大站)。美国人的想法是:

(一)美国探索(explore)南大历史反共的潜能(anti-communist potential);

(二)美国与英国合作,阻止“不受欢迎分子”(undesirable element)颠覆南大;

(三)美国鼓励南大当局创办一间高等学府,为学生灌输西方的“民主原则与思想”(democratic principles);

(四)美国政府应帮助南大与美国私人机构联络,诸如聘请美国籍教职员等等。

另一件是,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廿六日,陈六使先生发聘书给林语堂,聘请他担任校长。林语堂显然跟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了。林语堂亲国民党,反共产党的态度,让美国人放心。这是美国人告诉英国人,不反对华人创办南洋大学的原因。美国人的上述四个愿望,自然交给林语堂去实现。他就任之后,甚至于向南大提议,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出钱帮助南大发展。陈六使先生拒绝了。

韩素音老师的《吾宅双门》中,有一章记录了林语堂出任南大校长的往事。其中一段说(陈德彰林克美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引文经江学文整理,题《南洋大学:殖民地红毛人的眼中钉?》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这时南洋大学董事会需要物色一名校长,由校长选择职员、教授、讲师。董事会里有一股很强的亲国民党势力,并得到了美国领事的支持。美国人认为英国人优柔寡断,美国重要的亲蒋游说团对南洋大学也发生了兴趣。在新加坡有一所反共的华文大学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它可能会抵销森林游击队的吸引力,从长远看,还可能抵销受印尼共产党影响的马来“左”派的倾向。……

南洋大学的反共校长的职位结果落在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一书的作者) 的身上。林语堂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抗日战争期间只到过亚洲一次,即去重庆两个星期。可是一九五三年时他却在台湾,卖力地谴责共产党的中国,参与建立了受到蒋介石,当然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反共联盟。

文中说“董事会里有一股很强的亲国民党势力,并得到了美国领事的支持。”这正是林语堂出任南洋大学校长的原因。在南洋大学的创办人与董事之中,连瀛洲先生(1906-2004)是很重要的一位。他就是主张聘请林语堂当校长的人,而他和国民党就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林语堂出发就任。他出发之前,在纽约高调表明反共。他对美国合眾国际新闻社说,南洋大学将成为亚洲非共人士对抗共產主义斗争中之自由思想前哨。又说,将安排流亡学者来南大教育青年男女。这完全符合美国人的意旨,却完全违背了侨界创办南大的宗旨。这就注定了后来的不欢而散。

林语堂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二日抵达星加坡,正式就任。

林语堂的就任,让美国人放宽心,而美国人把赞成华人创办南洋大学的想法告诉英国人,也让英国人放下心来。

林语堂就任三天后,十月五日,拜会星加坡总督列诰爵士及辅政司。

再过一个星期,总督列诰爵士与马大副校长薛尼爵士相继表态,欢迎南大设立,并提议南洋大学与马来亚大学合作。

英国人显然是因为无法强硬阻止华人办大学,又无法利诱,只好默然接受,等待华人自己犯错收场。

从一九五四年八月开始,南大的创校先贤尽全力建设校园。

当时的半自治政府首席部长马绍尔,始终支持华人办大学。这可能跟他是犹太人有关。在二战期间,犹太人在欧洲被希特勒灭族屠杀,许多国家都不愿意收留犹太难民。当时,中国驻奥地利领事何凤山(1901- 1997)不顾一切,发大量签证给犹太难民到上海避难。上海成为犹太难民的天堂。犹太人至今都对中国人心存感激。这件事必定也令马绍尔铭记心中。他跟殖民地政府歧视华人,一心想同化华人的心态,完全不同,亦不愿为伍。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马绍尔到南大校园工地参观,表达对南大的关心和支持。陈六使先生设茶会欢迎。马绍尔致答词说:

今日吾人看见一个梦已告实现。华人艰苦创办的南大,在执委努力策划下,其伟大建筑物已呈现在眼前。本人极欢喜,以个人及首席部长之地位,代表人民祝贺及赞助南大成功。

他对华人创办大学,实现梦想的赞赏,便是对英国人迫害华人,同化华人政策的不屑。

南洋大学的创办,是南洋华人维护民族文化的梦。创校先贤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维护自己的文化,创办大学,而终于把南大建立起来,十分不容易。陈六使先生在《南洋大学创校史》的序文中,回忆当时侨教所面对的困境,字字血泪。

星马华人面临困境,母语和文化行将被他人所消灭同化,何其危急!陈六使先生目光远大,先天下之忧而忧,忧族忧民,毅然起而倡议创办大学,闻鸡起舞者,四方响应。大家都本着奉献精神,锲而不舍,建立大学的梦才得以实现。这样的精神,就是南大精神,就是陈六使精神,就是陈嘉庚精神,也就是南洋华人的精神。

南洋大学是星马两地华人共同的梦。在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之后,才创办起来。创办之后,一路上仍然困阻重重,惊险万分。南洋大学的建校道路,崎岖不平。

英国人虽然默许华人创办南洋大学,心中依然排斥。在南洋大学创办之前,英国人就制定了种种政策迫害华人。

一九五一年,星马华文教育开始受迫害。 英国人通过《巴恩报告书》(Barnes Report)推行国民学校制度,只限以英文或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学校,也就是英文学校和马来文学校。其他语文学校全受排斥。华文学校是首要的打击目标。

这份《巴恩报告书》全名是《马来教育委员会报告书》(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alay Education),该委员会主席为牛津大學学的巴恩(L. J. Barnes)教授,所以就简称《巴恩报告书》。

这个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原本是研究马來文(巫文)教育问题,主张双语教育,而计划推行的双语仅限于马来文和英文,华文和印度文都排斥在外。因此,其真正目的是把全部华文学校改为马来文或英文学校,消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

当时,马来半岛已在一九四八年组成马来亚联合邦,有自治权。星加坡仍为英国殖民地,不在联合邦内,但是,星马华人与华文教育是一个整体,在殖民地政府眼中,都是必须消灭的敌人。通过消灭华文教育,便可以达到同化华人的最终目的。

星马在英国人的统治下,中国人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从不在意政治的事。虽不过问政治,却又被政治所迫害。

南洋大学从筹备创办到被关闭的历史,是受政治迫害的历史,也是星马华人为捍卫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的造梦历史。

星马在二战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二战期间为日本所占领。二战之后,英国人又回来继续统治。由于英国人歧视华人,于是制定不利于华人的种种政策。

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后,英国人对星马华人更加不信任,通过各种政策迫害华人。

南洋大学创办于一九五三年,即二战结束之后七年,中国一九四九年革命后四年,正是英国人制定种种政策迫害华人的时候。

二战之后,局势依旧动荡,南洋华人社会遭受从四面八方来的迫害。连续不断的迫害使到华人渐渐觉醒,起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一九四九年,华人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一九五三年,成立南洋大学。

马华公会的成立,显示出华人的政治觉醒,改变原先对政治的冷漠态度,参与当地政治,以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

南洋大学的成立,则是显示出华人在政治觉醒之后,决心捍卫自己的文化,反对压制与同化。

马华公会与南洋大学的先后成立,是星马华人社会中互相关联的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发生的直接背景原因相同,都是缘于英国人对华人的压制政策。

英国殖民地政府同化华人的手段从消灭华人的教育开始,最终以达到同化为目的。这可以从英国人战后所制定的教育政策清楚看出来。

一九五一年的《巴恩报告书》是个关键。其目的是把全部华文学校改为马来文或英文学校,消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完全出于恶意。

马来亚和星加坡两地的华文教育是一个整体。这份报告书虽然是针对马来亚联合邦的教育提出的,其背后的主导思想和目的也适用于星加坡华文教育。企图通过消灭华人的教育来消灭华人的语言文化,同化华人。

报告书的具体建议是,华文学校必须改为马来文或英文学校,否则,不能得到政府的津贴。殖民地政府的税收,几乎全部来自华人,却压制华人的教育。这样的建议当然引起华人和华文教育界的强烈反对。华人子弟受华文教育,乃是华人天赐的基本人权,任何人都无权剥夺。

这份报告书有极其露骨的政治目的,把政治和教育混在一起,以政治理由来消灭华文教育。华人把孩子送进华文学校,本是受母语教育的基本权利,却诬陷说是“表现对马来亚不忠诚”。其真正目的是同化华人。

一九五二年的教育法令(Education Ordinance, 1952)便是在《巴恩报告书》的基础上拟定的,目的是以法令来压制华人的教育,引起华人和华文教育界的反对是意料之中的事。

《巴恩报告书》和一九五二年的《教育法令》,同化华人的目的十分明显,令星马华侨领袖深感担忧。华文教育从此面对重重危机。如果华人接受这样的建议,华文学校将彻底消失。

陈六使先生在《南洋大学创校史》序文中回忆英国人颁布的政策,处处针对华人,一心只想消灭华人的教育与文化。他是先知先觉的华侨领袖,看出重重危机,忧心如焚。

一直到今天,虽然英国人早已离开,马来西亚和星加坡的教育政策都是依据英国人一九五一年的《巴恩报告书》和《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来制定的。

《巴恩报告书》有两面的含义。

一面是,就马来人的语文教育说,实施马来文和英文双语教育,符合双语教育原理,即以母语马来文为第一语文,外语英文为第二语文。这是双语教育的基本概念。

另一面是,就其他民族的语文教育说,实施马来文和英文双语教育,第一语文和第二语文都是外语,完全排斥母语,不符合双语教育的基本原理。这一面,显然含有恶毒的政治意图。

华人子弟进入马来文学校,第一语文是马来文,第二语文是英文,不能学母语华文。

华人子弟进入英文学校,第一语文是英文,第二语文是马来文,也不能学母语华文。

英文学校也可以完全不学第二语文,只学英文。李光耀小学和中学都在英文学校就读,完全不学第二语文。在童年时就十分讨厌华文。他掌权后的语文政策,让新加坡的孩子也像他一样讨厌华文。

在他的年代,英文学校学生学拉丁文,但不必学母语。英国人企图把华人的孩子都变成英化华人,即峇峇人。其用意十分恶毒。李光耀一生,不仅赞同,而且执行英国人的同化政策。他是在一九五五年从政后,为了选票才开始学华文,意图蒙骗华人。

双语教育的基本原理是,以母语为第一语文,以外语为第二语文。这完全是为了语文实用的安排,不关政治。孩子在小学阶段,只需学习母语,以便确保在小学阶段掌握母语的基本表达能力。到中学阶段才开始学习外语。这时,因为孩子已掌握母语,学习外语就不会造成对母语的干扰,易于明白母语和外语的差异,也易于学好外语。

如需在小学阶段教授外语,也只能在高小阶段教授简单的外语知识,如字母和发音等。外语在小学阶段不可喧宾夺主。

无论在哪一个社会,都不需要100%的人懂外语,只需5%的人懂外语便已经很足够。哪些人需要懂外语呢?工作时需要用到外语的人才需要懂外语,例如,从事外贸、外交、科学研究的人,需要懂外语。其他的人都不需要。当然,多懂一种外语并非坏事,可以增进知识,但无需强迫所有的人都学外语。

李光耀掌权后,立即大力推行英国人制定的教育政策,以便通过教育达到同化华人的目的。

在二战期间,他加入日本陆军报道部(属情报部),帮助日军收集情报,宣誓效忠日本天皇。他当时是日本皇民。他的民族身份和心态都跟李登辉相同。他为日军收集的情报,帮助日军攻击盟军和杀害抗日游击队有功,天皇因此在二〇一六年颁给他一等桐花大绶章。新加坡民间称之为汉奸奖。

在这之前,一九六七年,日本给他颁授一等旭日大绶章。“旭日”即代表日本。这勋章是颁授给“对国家有功劳者”。这跟他的皇民身份正相吻合。

一九四四年,日本即将战败,东条英机在七月十八日辞职下台。年底战争快结束时,李光耀担心英国人回来,将逮捕他,并判他坐牢,于是设法投靠英国人。他的自传中有这样的记录(见《风雨独立路》):

我觉得最好趁局势还很平静的时候离开新加坡。我可以向报道部辞职,没有人会怀疑我的动机。于是,我请几天假,北上马来亚。我到槟城和金马仑高原实地探查,要了解哪一个地方比较安全。……我在槟城的时候住在韩瑞生家里。……他是莱佛士学院成绩最好的理科生,……我继续前往金马仑高原,莫里斯·贝克的家就在海拔3200英尺的冷力村。他是我就读于莱佛士学院时的校友,正跟一些朋友靠储蓄过活,同时种些蔬菜和块根作物。我这次旅途的全部费用,就靠半打锄头卖来的钱。这半打锄头是我从新加坡买来的,脱手时赚了一大笔。这里的农夫正迫切需要这种钢制锄头来干活。

当时,从星加坡到槟城都是日军占领区,一路上必定有不少日军哨站。他就凭皇军情报员的身份,可以通行无阻。

他为什么要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到槟城和金马仑去呢?他说“我到槟城和金马仑高原实地探查,要了解哪一个地方比较安全。”这显然是假话,因为他离开之后就没有再到槟城和金马仑去。

韩瑞生(1916-1983))当时的身份还不清楚。他很可能是英国人的情报线人。他和莫里斯贝克(Maurice Baker, 1920-?)必定有联系,知道莫里斯贝克住在哪里,所以李光耀先去找他,取得莫里斯贝克的地址,然后到金马仑去。

莫里斯贝克当时在金马仑种番薯,以农夫的身份为掩护。他实际是英国的情报员,隶属马来亚情报局(Malayan Secret Services,简称MSS。可以参考里昂甘布Leon Comber 的《马来亚的秘密警察 1945-60》Malaya’s Secret Police 1945–60)。

战后,金马仑仍然是英国人的情报基地。

李光耀为什么不远千里到金马仑去见一位老同学,英国情报员呢?只有一个可能的原因:他把日本军队的情报交给英国人,换取战后不被逮捕坐牢。

英国人在战后不仅不逮捕他,还送他到英国读法律,备受优待(参看《李光耀为何登上大不列颠号?》《李光耀飘洋过海伦敦补遗》《去问李光耀是不是英国代理人》,刊在新加坡文献馆)。从此,他效忠英国,成为英国皇民。英国人培养他为代理人,并扶持他登上政坛,保护英国人的利益。

战后,英国人计划消灭华人的文化,先从消灭华人的教育着手。

一九五一年,英国人拟定的《巴恩报告书》和一九五二年制定的教育法令,都以消灭华人的教育为目的。南洋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於一九五三年成立,成为英国人的眼中钉(参看《教育界对创办南大的响应和期盼》,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英国人、林有福、李光耀是反南洋大学的三股政治势力。

迫害南洋大学是英国人定下的政策,由半自治政府的首席部长林有福,全自治政府的总理李光耀执行。在前台出面的是林有福和李光耀,在后台操纵的是英国人。林有福和李光耀都只是英国人的傀儡。先由林有福开始,但他在位的时间短,没完成任务。再由李光耀上台继续。

一九五八年,英国人明白告知林有福,他不是星加坡未来的领袖。英国人选中李光耀为代理人。

关闭南洋大学这样的大事,英国人不可能交给林有福去办,他也没有这样的能耐。英国人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关闭南大,以免激起华人反殖民地主义的情绪。这件事就很自然的交给代理人李光耀去办。

李光耀虽然是峇峇人,但他有华人的血统,又有个华人的名字,不需化妆便能假扮成华人,极易于蒙骗华人,以为他也是华人。在他的内心深处,不仅看不起华人,而且充满敌意。

他又把自己打扮成反殖民地主义者,蒙骗所有受华文教育者,甚至于马共也把他当同路人。他又把三个孩子送进华文学校就读,以为掩饰,捞取政治资本。他上台之后,便一步一步消灭华文教育,最终关闭南洋大学。

他既是英国的代理人,自然效忠英国,为英国人服务。他的双语教育,继承了《巴恩报告书》的第二面含义,即恶毒的政治意图一面,而完全不考虑双语教育的基本原理这一面。

在南洋大学的历史上,陈六使先生和李光耀是两个代表性的人物,涇渭不混,忠奸分明。陈六使先生带领侨众创建南洋大学,李光耀则迫害南洋大学。

从一九五六年,南大正式开学时起,直到一九八〇年被关闭时止,这二十五年的南大历史,实就是李光耀迫害南大的历史。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实例。

在南洋大学的历史上,有三个跟李光耀相关的年份,十分重要,即: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

一九五五年,是自治政府的立法议会选举年。

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在一九五四年成立,以便赶上这次大选。他把自己打扮成反殖民主义者,蒙骗受华文教育者,支持他登上政坛。他一上台就恩将仇报,把受华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者”。从这一年起,他完全排斥受华文教育者,并对华文教育步步迫害。南洋大学是他最大的目标。

一九五六年,南洋大学开学之后,李光耀正式开始迫害南大。至迟在一九五七年,李光耀暗中与英国人相勾结,并推行迫害计划。南洋大学历史上的迫害路线便这样形成。罪恶昭彰的《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由李光耀先后炮制出来。南洋大学最终被关闭的命运,就在这时尘埃落定。

当时,受华文教育的林清祥和方水双是影响力最大的工会领袖。李光耀找他们合作,组成人民行动党,并依靠受华文教育者的帮助上台。他在自传中回忆当时选举时说(见《风雨独立路》第十五章):

经过热烈讨论之后,我们选定了五名候选人:除了我之外,林清祥角逐武吉知马区,蒂凡那角逐花拉公园区,吴秋泉角逐榜鹅区……方水双出生在柔佛州,不能当候选人。我们也派阿末·依布拉欣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角逐三巴旺区,军港工人在该区的选票将起决定性作用。……

1955年2月28日提名,丹戎巴葛选区的两名对手(一个受华文教育,一个受英文教育)反对我提名,理由是我不具备这个资格。按照伦敦女王枢密院发出的根据林德新宪制举行选举的枢密令,候选人过去10年里必须在新加坡居留满七年。但是看来这项规定本身可能有毛病,因为新加坡成为单独的殖民地只有8年11个月之久,1946年4月以前它是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选举官接受了我的提名,劝告两名对手说,以居留期不够作为反对的理由,只能在我当选之后,通过提呈选举请愿书的方式进行。

我把这个消息通知当时在伦敦的庆瑞,他转告工党议员奥伯利。奥伯利在下议院提出询问。3月,殖民部副大臣亨利·霍普金森回答说:“在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之前的有关时期,在英国的马来亚学生,如果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失去参加选举的资格,只要在离开期间继续把联邦当成自己的家园,他们都获准登记成为合格选民。他们无疑也会被视为有资格当候选人。”……

这只是我所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报上报道,华校出身的民主党对手蓝天说,华族的语文我读不来,也写不来,没有能力代表华族选民。这使我公开受窘。我勇敢地反驳说:“这么说来,既然泰米尔语和马来语蓝天读不来,也写不来,逻辑上这意昧着他不打算代表丹戎巴葛区的马来和印度居民。”我漫不经心地声称,华语、客家话和福建话我都能读、能写、能说,也会说马来语。那是选举期间的虚张声势,一些华文报记者劝过我最好别承认不懂母语。那时我记起外祖母曾希望我在浚源学校学华文,我没听她的话,非常懊悔。如今非夸大自己的语言能力不可。我会写一些汉字,但是多数忘记了,因为1943年辞去下田公司的工作之后便一直没用过。我的客家话和福建话很差,只能说三两句。……当我到另一个广东人聚居区万达街出席人数最多的群众大会时,我做了最大的努力,说了几句华语。友善的《新报》记者易润堂替我写了两段话,原来只要三分钟便讲完,他却花了几个小时教我读。群众支持我,为我所做的努力喝彩。

但是问题还没结束。亲共分子完全不支持我,也不关心我的竞选命运,我从中得到了重要的教训。说华语和方言的左翼工会和华校中学生集中一切力量,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协助林清祥和蒂凡那,完全不帮我和其他候选人。有了这次的经验,如果我过去对他们听谁的命令还有怀疑的话,现在疑云全消了。我们只是为了双方的方便才组成统一战线。他们要他们的两个人当选,我只是因为掩护了他们,才对他们有用。我绝不会忘记这件事。

……1955年共有30万选民,六成说华语和华族方言。选民所用语言其次是巴刹马来语,最后才是英语。在各民族混杂的群众中,听得懂巴刹马来语的人最多,听得懂英语的人最少。说英语的是新加坡社会的上流人物,接近权力中心,但是选票有限。在街头和空地举行群众大会时,演讲者站在罗厘或小型货车上,使用扬声器和临时安装的喇叭讲话,靠电灯照明,在华族和说马来语选民占多数的地区吸引了大批群众。……

最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们激动起来的课题,是华族文化以及需要通过华校来维护华族传统。这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问题,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但是共产党人知道,这些问题能触动华人的心弦,把群众争取过来。他们拼命在这方面下工夫。

这几段记录,透露了几件很重要的事:

其一,他的候选人资格出问题时,不仅得到选举官的通融,还可以在英国的下议院,得到工党议员和殖民部副大臣的协助,平安无事。他当时已得到英国人的扶植,登上政坛便是英国的代理人。

其二,他大言不惭:“华语、客家话和福建话我都能读、能写、能说,也会说马来语。”他当时只是临时学了一两句华语、客家话和福建话。他的母语是峇峇马来话,但他从不承认。

当时,“一些华文报记者劝过我最好别承认不懂母语。”这“母语”当然不是峇峇话,而是华语。可是华语从来都不是他的母语。他当时已三十二岁,无论哪个人都不会到这个年龄才有母语的。

他又说“我会写一些汉字”。这并不是他懂华文,而是他在二战时期,为了帮助日军收集情报而学日文,懂得几个日文汉字。

李光耀终其一生,不爱说真话,也不爱做善事,只爱紧紧捉住权力与财富。他一生所说的假话,所做的恶事,罄竹难书。

其三,他说:“亲共分子完全不支持我,也不关心我的竞选命运,我从中得到了重要的教训。说华语和方言的左翼工会和华校中学生集中一切力量,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协助林清祥和蒂凡那,完全不帮我和其他候选人。有了这次的经验,如果我过去对他们听谁的命令还有怀疑的话,现在疑云全消了。我们只是为了双方的方便才组成统一战线。”

又说:“最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们激动起来的课题,是华族文化以及需要通过华校来维护华族传统。这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问题,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

这是李光耀一生之中,从一九五五年起,不断重复说的话。因为许多受华文教育的人支持他们敬仰的候选人林清祥,李光耀因此怀恨在心。他诬蔑所有受华文教育者都是是沙文主义者,都是共产党,而共产党人都是罪犯,都必须坐牢。为什么共产党人就是罪犯呢?在英国,共产党是合法的政党,但在星加坡,英国人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又制定一条迫害反对者的内部安全法令,凡是参加非法组织的人都会被捕坐牢,而根据内部安全法令,不必审讯就可以无限期坐牢。李光耀就利用英国人制定这条恶法来迫害反对他的人,迫害受华文教育的人,迫害南洋大学的学生。其内心邪恶,手段毒辣。

英国人不会说自己是沙文主义,法国人也不会说自己是沙文主义,华人当然也不会说自己是沙文主义。为什么李光耀说华人是沙文主义呢?因为他是英国皇民。许多人误以为他是华人。他从来都不说自己是华人,因为他是受英国人同化了的峇峇人。

韩素音老师的《吾宅双门》中,有一章记录了南大创办时的往事。其中一段说(陈德彰林克美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引文经江学文整理,题《南洋大学:殖民地红毛人的眼中钉?》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成立华文大学的这一计划使我应邀去新加坡大学发表讲话。“到底为什么必须要有一所为讲华语的人而开办的大学?”我反问道:“为什么上层人物只能是讲英语的呢?”一位脾气暴躁的英国人说:“南洋大学是华人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那怎么看待新加坡大学的英国沙文主义呢?”

这一位脾气暴躁的英国人说“南洋大学是华人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李光耀就是以英国人的身份这么说的。

其四,他说:“1955年共有30万选民,六成说华语和华族方言。选民所用语言其次是巴刹马来语,最后才是英语。在各民族混杂的群众中,听得懂巴刹马来语的人最多,听得懂英语的人最少。说英语的是新加坡社会的上流人物,接近权力中心,但是选票有限。在街头和空地举行群众大会时,演讲者站在罗厘或小型货车上,使用扬声器和临时安装的喇叭讲话,靠电灯照明,在华族和说马来语选民占多数的地区吸引了大批群众。”

当时的选民,有六成说华语和方言。他们都是华人。得到这些选民支持的候选人就必定当选。

李光耀的选区丹戎巴葛是新加坡码头住宅区。这里的居民以华人为多。他们多是码头工人、三轮车夫和小店主,都会说华语和方言,而李光耀只会说英语和峇峇马来话。要不是受华文教育的人帮忙他竞选,他不可能获选。只是因为受华文教育的人支持林清祥的多过他,他就怀恨在心,睚眦必报,终其一生,迫害华文教育,迫害南洋大学。他不仅不知感恩,还恩将仇报。受华文教育者支持他上台,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一头魔怪来,祸害无穷,永无宁日。

华人在星加坡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李光耀用一生的时间,把年轻华人的母语改为英语。这本是英国人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最终由李光耀完成。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一生的挑战”。

一九五三年为南大创办的关键年。四年后,一九五七年,则是李光耀关闭南大的关键年。

在这之前,一九五六年四月,半自治的新加坡和英国举行宪制谈判。新加坡代表团由马绍尔领导各政党代表十三人组成。其中包括人民行动党的代表李光耀和林清祥。

林清祥和李光耀虽然代表同一个党,但在一九五五年选举时,李光耀已把林清祥定为共产党人,是沙文主义者,必须清除。他不便于自己动手,而需假手英国人。

在第一轮宪制谈判时,马绍尔极力争取英国人让新加坡独立,结果失败了。一九五六年六月八日,马绍尔辞职,由林有福接任首席部长。

林有福也是个英化华人,就是峇峇人。他完全按照英国人的旨意,不遗余力的逮捕打击反殖民主义者,诬陷为颠覆份子,帮助英国人,全面打击越来越激烈的反殖民主义运动。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八与十九日,林有福逮捕七名工会领袖、教师和学生。其中包括各业工联会主席林振国、妇女协会主席陈蒙鹤、教师陈玉兴和陈孟辉、华校小学教师联合会主席陈广风、学生许统英等。

十月一日,逮捕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领袖孙罗文和工运人士谢奕田。

谢奕田当时也是李光耀的党中委。他是受华文教育者。李光耀于是借刀杀人,清除异己。

孙罗文本是中学联的主席。他是个非常有才干和魅力的学生领袖,担任中学联主席时,李光耀是中学联的法律顾问。他对孙罗文的领导才干十分清楚,把孙罗文视为眼中钉。

孙罗文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进入南大文学院就读。他在这一年十月一日被捕。这件事必定和李光耀有关。李光耀当时显然已计划迫害南大,而受华文教育者完全被蒙在鼓里,继续信任他,帮助他在下一届竞选执政。

林清祥则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廿六日凌晨被捕入狱。李光耀假借英国人的手,帮他清除异己。林清祥当时的政治威望与魅力都远胜过李光耀。李光耀借助英国人清除林清祥,为自己独霸政坛铺路。

一九五七年,李光耀最迟在这一年,暗中跟英国人正式相勾结,迫害受华文教育者,包括林清祥和孙罗文。

一九五七年三月,林有福率领新加坡代表团再到伦敦谈判宪制。代表团由五人组成。其中,林有福和周瑞麒代表劳工阵线,巫统和自由社会党各一名代表,而代表人民行动党的只有李光耀。林清祥则在狱中。

林有福欠缺领袖才干,李光耀成为这次宪政谈判的主要角色。李光耀就在这一次宪政谈判时,跟英国殖民部大臣相勾结,出卖林清祥,出卖孙罗文,出卖帮他上台执政的同志。这件事,林清祥与所有受华文教育者,都被蒙在鼓里。

据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伦敦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公署的海底电报“绝密”信件,内容关于新加坡宪制谈判。其中有两段话说(影印件及译文收在《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60-61页):

报告书中有一可能引起极大反响的段落,列出适用于选举的选民与候选人的限制条例,同时也将包括那些还在拘留中的人,理由是,他们从事反对和平、正常秩序和好政府的颠覆活动。……

实际上是林有福、周瑞麒和李光耀要求英国政府制定这一条例,但是,由于不能公开承认是他们要求这样做的。因此他们要求英国政府对此决定承担责任。……为了记录在案,林有福正式抗议这是不民主的作为。

李光耀和林有福属于敌对的政党,可是为了迫害受华文教育的人,却暗中勾结,而且与英国人沆瀣一气。英国人当黄盖挨打,李光耀和林有福则假意抗议,蒙骗所有受华文教育者,成为反殖民主义的民主斗士。

林有福与周瑞麒及李光耀三人,同意英国人设立内部安全委员会,可以用内部安全法令来逮捕反对殖民主义的人,而无需审判。这些人中,受华文教育和受英文教育的人都有,而李光耀想要迫害的主要是受华文教育者。林清祥则是他的头号敌人。

一九五九年,英国人扶持李光耀,取代林有福,担任自治邦政府总理,全面迫害华文教育,全面迫害南洋大学,直到关闭。

李光耀执政后,就用内部安全法令来对付支持华文教育的人。最终铲除整个华教体系,关闭南洋大学。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见《风雨独立路》第十七章),津津乐道自己如何与英国人勾结,出卖林清祥和孙罗文等支持他的人,赢得英国人的信任,丝毫不以为耻:

在第15次全体会议上,波霭说女王的政府不能让共产党支配新加坡,他也深信新加坡代表团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形。因此,他提出一项无商议余地的条款,禁止所有曾经参加或被控参加颠覆活动的人,在根据新宪制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候选人。我当场反对,认为“这个条件令人不安,因为它违背民主实践的原则,而且不能保证掌权的政府不会利用这个规定,不仅防止共产分子,也防止反对政府政策的民主人士参加竞选”。

我讲这番话是为了存档。事实上,林有福早于1956年13月在伦敦会见波霭后,在新加坡私下向我提起这件事,而波霭也已邀请我到伊顿广场他的私邸单独喝茶,讨论这件事。在一番寒喧和打趣之后,他问我,如果我在监牢里的同志如林清祥等,在下一次大选时参加竞选,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我说,他一定会获胜,而参加武吉知马选区竞选的对手一定会失去按柜金。波霭露出惊讶的神情,说道:“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一个人一旦在18D条例(英国的战时条例,相当于我们的紧急条例)下被捕,就不会受到选民的信赖。英国亲纳粹的法西斯党领袖奥斯瓦德·莫斯利,曾经担任国会议员。他在被捕和被监禁之后,就不曾赢得国会议席。”我以严肃的眼光看着他,说道:“在你们的国家里,这样的人被看成通敌的卖国贼。在新加坡,当你被一个有英国总督和英国政务部长在内的政府监禁起来时,你便成为英雄和人民的斗士,名望马上提高。”他问我:“如果我实施这项条款,不准他们参加第一次大选,以便在内部完全自治的宪制下诞生的第一届民选政府在开始运作时有个更良好的记录,你是否同意?”我回答说:“我将会谴责这种做法,你必须承担后果。”

依据伦敦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公署的海底电报“绝密”信件(见上),禁止所有曾经参加或被控参加颠覆活动的人,在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候选人的条例,“实际上是林有福、周瑞麒和李光耀要求英国政府制定这一条例,但是,由于不能公开承认是他们要求这样做的。”他在回忆录中却颠倒过来,说是英国人提出的,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他没想到,五十年后,机密档案解密了。

林有福与周瑞麒及李光耀三人,要求英国人在宪制报告书中,定一无商议余地的条款,禁止所有曾经参加或被控参加颠覆活动的人,在根据新宪制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候选人。这条款的目的是,禁止在狱中的林清祥等人参加竞选,除去眼中钉。

当时,关在监狱中的都是支持李光耀的人。他们都受华文教育。李光耀借刀杀人,清除异己,要英国人把他们长久关在监牢里,不得从政,以达到他自己的野心。其用意十分恶毒。

孙罗文出生在峇峇人家庭,家庭语言是峇峇话和英语。这一点跟李光耀一样,可是他的教育背景却和李光耀大不相同。他是华侨中学的毕业生,已在南洋大学就读,对李光耀是潜在的威胁。这是李光耀所不能容忍的。他信任李光耀,却让李光耀毁了他的一生。

孙罗文当时是南洋大学文学院一年级学生。他在参加万隆亚非学生会议后,于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被逮捕。从此,他离开了南洋大学,以致许多人并不知道他是南大校友。李光耀迫害孙罗文,是他正式迫害南大的开始。他当时显然已经计划好如何消灭华文教育,关闭南大了。

表面看来,逮捕孙罗文的是林有福政府,但在背后主使的必定是李光耀。他对孙罗文的领导才干与魅力,十分清楚,所以要借英国人的刀,早日清除,以免后患。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上台执政。星加坡华人、华文教育、南洋大学都从此深陷于苦难。这一年,在南洋大学历史上,是个分水岭。

一九五九年发布的《百里斯葛报告书》,表面上看来是由林有福谋划的,幕后黑手是英国人,而实际向英国人提议,以报告书来毒杀南洋大学的,必是李光耀。这只要看李光耀后来的所作所为,便清楚明白了。

这份报告书虽然在林有福手上完成,却没有发布,特地等待李光耀于一九五九年中,代替林有福执政之后才发布,而发布之后,利用这份报告书毒杀南大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光耀。

《百里斯葛报告书》中有一重要建议,关于改变南洋大学的学制,变成跟马来亚大学的一样,但不说明原因。这显然是为了跟马来亚大学合并而提议。这是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的核心思想。后来的《魏雅聆报告书》、《王赓武报告书》、《丹顿报告书》,都是为了贯彻这个核心思想而炮制的。李光耀就用这四份报告书来迫害南洋大学,最后关闭。

回看李光耀迫害南大的手段,不仅诡计多端,而且十分恶毒,充分反映出他邪恶的内心世界。他一生都相信,人性是恶的。这也正是他的本性。

李光耀出生于峇峇人的家庭,母语是峇峇话,就是峇峇人说的马来话,是一种马来话和闽南话混合的语言。李光耀在就读英文学校后,渐渐以英语为家庭语言,也就是实际的母语。他的孩子孙子也都很自然的以英语为母语。因为峇峇话是一种混合的语言,只通行于峇峇人之间,李光耀并不以此种母语为荣,从不公开说及自己的母语,而是努力不懈地提倡英语。

他虽是被英国人同化了的峇峇人,却比英国人更加英国人。身为英国皇民,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便是帮助英国人消灭星加坡华人的语言、文化、教育,最终关闭南洋大学,同化华人。英国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最后由李光耀完成。

英國一九六十年代外交部長喬治布朗(George Brown,1914 –1985)曾经對李光耀说:

Harry, you’re the best bloody Englishman east of Suez.
哈里(李光耀),你是蘇伊士運河以東最優秀的英国人。

稍后的首相戴卓尔(Margaret Tatcher,1925 -2013)称赞李光耀很聪明,就是因为李光耀千方百计,做了英国人想做却不敢做的事。

为了消灭华人的语言、文化、教育,关闭南洋大学,同化华人,李光耀无所不用其极。他的本性邪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在判断一个人的善恶时,不是单听他说了些什么话,更要看他做了些什么事,就是孔子所说的:“听其言而观其行”。

李光耀一生没说过一句善言,没做过一件善事。他所做的都是为了他自己和英国人。他的党只是达到他阴暗目的的工具。

他在二战期间,当日本陆军的情报员。当时日本陆军的大臣是东条英机。他对东条英机的治理手法,十分赞赏,深受影响。东条英机以闪电战闻名。李光耀建党时,就以闪电为党徽。

星加坡民间有个说法,李光耀是国民党人。这个说法当然无从求证,但是看他跟蒋经国(1910-1988)的关系,也并非不可能。李光耀和蒋经国本无任何关系,教育背景完全不同,年轻时亦从未谋面,却在晚年,一见面便是好朋友,当即是因为有共同的政治背景的缘故(见齐简《李光耀的十项成就》,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先生到星加坡向侨界鼓吹革命。侨界受他影响很大,商界尤然。连瀛洲先生便和国民党甚有关系。二战期间,一九四二年,他跟一些侨领在蒋介石的陪都重庆创立华侨联合银行。战后回星,于一九四七年设立的华联银行,即“华侨联合银行”之简称。一九六三年,李光耀授意连瀛洲创办义安学院,并承认义安学院颁发的学位,以打击南洋大学。当时,南洋大学的学位并未获得李光耀的承认。

峇峇人之中,亦有受孙中山先生影响者。林文庆先生(1869-1957)在一九〇六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二年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和医生,不久又担任临时政府的内务部卫生司长,一九一六年出任外交部顾问。

李光耀跟国民党有关系也不奇怪,更何况他一生热衷政治。

为了对付华文教育和南洋大学,李光耀重用两个国民党特务,李微尘和郑衍通(1900-2001)。郑衍通担任南大校内的特务机关,学生生活辅导处主任。他本是台湾特务机关中统的头子陈立夫的属下。他的儿子郑威廉担任教育部常任秘书。父子联手控制南大。

李光耀迫害反对者的手段十分毒辣,受蒋介石影响也很自然。就他迫害华文教育和南洋大学的手段说,他跟蒋介石、东条英机、希特勒,正是同类。

英国的納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一九七十年代的領袖约翰丁特尔(John Tyndall,1934–2005)說,他最崇拜三个個人:希特勒、皮诺切特、李光耀。這三個人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这国民阵线标榜种族主义,排斥非白种人,主张与纳粹党相同。李光耀排斥华人,消灭华人的语言、文化、教育,关闭南洋大学,与希特勒排斥犹太人,并无本质的不同,只是方法有异,而所犯的都是反人类罪。

李光耀在南洋大学开学前一年,一九五五年时登上政坛。三十二岁才开始学说华语,却公告天下,华语是他的母语,还会说各种方言。这完全是在刻意误导华人,以达到政治目的。

天下没有哪一个人是在三十二岁时才有母语的。母语是一个人从在母亲怀孕时就听到的语言,在母亲怀里吃奶时学说的语言。在三十二岁时才有母语的人,必是怪物。天下也没有哪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学不好自己的母语。

李光耀写了一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来为自己恶毒的政策辩解,十分荒谬。全世界都在推行双语教育政策,为什么只有他的双语政策是“一生的挑战”?他显然故意隐瞒恶毒的意图。

他的双语政策,把外文(英文)定为第一语文,把母语(华文)定为第二语文,完全违反双语教育的基本原理,违反常规。他的目的在于消灭华人的母语,让华人的孩子都变成英化华人,也就是峇峇人。这正是英国人同化华人的恶毒计划。

李光耀从小学到中学也都不学华文。他是完完全全的英化了。英国人的教育政策,就是希望把华人的子弟都变成像他这样的英化华人,也就是峇峇人。

星加坡华人的母语,一般都是方言。上学后学华语(早前通称国语)。会说方言的孩子,学华文非常容易。不会说方言的孩子,学华文就非常困难。

李光耀不仅不懂华语,也不懂方言,所以觉得华文很难学,很讨厌华文。这是他的亲身经验。为了达到同化华人的阴暗目的,他强硬把华文学校都改为英文学校,并消灭华人的母语方言,让华人的孩子觉得华文难学,讨厌华文,以便完完全全英化华人的孩子。

李光耀的双语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年轻一代华人,以及他们的孩子,以英语来代替母语,并且讨厌母语。华人的母语(华语)变为华人的外语,华人的外语(英语)则成为家庭语言,也就是实际的母语,制造新一代的峇峇人,也就是英化华人。这是英国人定下的目标,由李光耀完成。这正是《巴恩报告书》在星加坡实施的结果。这样的政策,有极其恶毒的政治意图,推行起来,当然艰巨,因而成为他“一生的挑战”。

星加坡的华文教育,在李光耀的高压政策下,只经过二十年,到一九八〇年,华文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被连根拔起,全都被同化了。当初,创办南大的先贤所最为担忧的事,二十年后,如噩梦般步步进逼。

李光耀深受希特勒的影响(见齐简《李光耀的十项成就》,刊新加坡文献馆)。希特勒有句名言:

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

李光耀同化华人,用的就是希特勒传授的方法:从华人的学校下手。在关闭南洋大学之前,他先从中学下手。

第一步是改变华文中学的学制。

在殖民地时期,英文中学跟随英国学制。英国的孩子在六岁入小学,十一岁小学毕业,十二岁进中学。初中五年,高中两年,加起来七年。英国的大学是三年制的。中学与大学加起来共十年。

华文学校采用美国学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加起来六年。美国的大学是四年制的。中学与大学加起来也是十年。

李光耀把华文学校和英文学校的学制都改成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加起来六年。这样一来,华文中学跟英文中学的学制就一样了。

第二步是改变华文中学的教学语言。

这一步工程比较大。他的办法是,先设立初级学院。这初级学院初创办时,大家都以为他的目的是精英教育。其实,他是志在沛公,以消灭华文学校的高中为目标。

初级学院对华文学校与英文学校的初中毕业生开放,但教学语文是英文。这初级学院实际就是英文学校的高中。华文学校的初中毕业生进入初级学院就读,可以进入英文的星加坡大学,也可以进入英美各地大学。升学的地方就多了。

在初级学院越办越多,华文学校的高中就日渐被蚕食了。到这个时候,华文学校就只剩下初中了。华校学生的家长,为了方便孩子升学,纷纷让孩子转入英文中学。这样一来,华文学校的初中也就渐渐被蚕食了。李光耀在达到恶毒的目的后却说,这是“家长的选择”。他把消灭华文教育的责任推给家长,十分恶毒无耻。

在华文学校的初中被吞噬之后,华文小学很自然的也就难保了。于是,华文中学和小学都被吞噬了。到这个时候,关闭南洋大学已是最后的目标。

李光耀迫害南洋大学所用的手法,正是他迫害华文中学的手法:改变南大的学制、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最后和新加坡大学合并,南大完全被吞噬。

为了关闭南洋大学,李光耀一共炮制了四分报告书:

一九五九年,《白里斯葛报告书》。

一九五九年,《魏雅聆报告书》。

一九六五年,《王赓武报告书》。

一九七九年,《丹顿的报告书》。

这四份报告书中,《王赓武报告书》的破坏力最大。其中隐藏着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的路线图。王赓武是帮助李光耀杀害南洋大学的刽子手。

早在华文学校的高中被蚕食了的时候,南洋大学的学生来源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南大没有工科、法科、医科,不能开设这些专业的课程,有志于修读这些科目的学生都到星加坡大学,或到海外大学去。

在华文中学越来越少的时候,一九七四年,李光耀不准马来西亚的华校毕业生报考南大。这就大大限制了南大的生源。

南洋大学的腹地,原本比马来亚大学的腹地大的多。各地华文中学毕业生的人数也比英文中学的多。因此,能考进南大的都是很优秀的学生。可是,到了一九七四年,新加坡以外的华校学生不准报考南大,而新加坡华校的许多优秀学生又到星加坡大学和外地大学去,学生的素质难免下降。李光耀就用这个借口,把南大关闭。

一九六六年,南洋大学按照《王赓武报告书》改制之后,除了碌碌无为的黄应荣之外,没有一任校长可以任满,都是被迫离职的。黄丽松、薛寿生、李昭铭、吴德耀离职的根本原因相同,都是因为没有遵守李光耀的潜规则。

李光耀有两条基本的潜规则。一条是,南大的发展不能超越星大;一条是,南大必须改为英文大学。触犯这两条潜规则中的任何一条,都是死罪。

黄丽松和薛寿生都没有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而且还强调南大是双语大学,强调南大的特色是中华文化,还继续发展,犯了两条死罪。结果是黄丽松转到香港去,薛寿生被立即罢免。于是,派了酷吏李昭铭来当校长,一上任就宣布,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显然,李光耀已经忍无可忍,坐不住了。

在关闭南大之前,有两件很重要的事。一件是,南大校长吴德耀与星大校长杜进才都极力反对合并,结果,两人的命运相同。杜进才是创党元老,亦不能例外,立即被罢免,由酷吏关世强接任校长。由酷吏当大学校长,这在世界大学教育史上,空前绝后。

另一件事,极出乎意料之外,李光耀的党内元老领袖,杜进才、巴克、吴庆瑞、林金山等人全都反对关闭南大。当时,在李光耀的党内,执意关闭南大的人就李光耀一个。在全星加坡,执意关闭南大的人也就李光耀一个。在南洋大学史上,与南大为敌,必欲置南大于死地的人,也就李光耀一个。在星马历史上,敌视华人与华文教育的人,也就李光耀一个。巫统与回教党都不以华人及华文教育为敌人。巫统与马华合作。当初华人创办南大时,巫统并不反对。回教党执政吉兰丹州,对华人友善,乐意帮助华文教育。巫统与回教党的领导人都比李光耀更有人性。李光耀的所作所为,全无人性,与希特勒、东条英机、蒋介石同类。

一九七五年,李光耀先后罢免星加坡大学校长杜进才,南洋大学校长薛寿生。他派手下酷吏关世强接任星加坡大学校长,再派另一位手下酷吏李昭铭接任南洋大学校长。关世强的任务显然是为两家大学合并准备,李昭铭的任务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然后合并关闭。

李昭铭一上任就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他原本可以平平安安度过,等待李光耀的下一个指令,但是他仍然难逃死罪,因为没有领悟李光耀没有说出来的意旨:把南大跟星大合并,然后关闭。他以为深得李光耀的信任,完全不知道伴君如伴虎的道理,还自作聪明,要发展工学院与绘测系。这就犯了潜规则,立即被罢免。

吴德耀校长临时就任。他是南大历史上,最维护南大利益与尊严的校长。他赞扬南大的特质是“南大精神”。他是南大史上第一个具体说出“南大精神”的人。他所说的南大精神是:

南大所具有的特质是:别人不要做的,我们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能;别人无法容忍的,我们可以容忍。这种刻苦耐劳的精神就是南大精神。

这也就是“自强不息,力求上进”的精神。

吴德耀校长为了维护南大的利益,公然违抗李光耀的命令,还强调南大是双语大学,不是单一语文的英文大学,又公然反对合并,这让李光耀完全不能容忍,立即被罢免。执行李光耀命令的竟然是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黄祖耀。

吴德耀校长被罢免后,李光耀派另一个酷吏陈祝强来接管南大。当时,南大没有校长,校政就由陈祝强把持,代行校长职权。他深明李光耀的意旨,一律用英文,并着手联合校园,然后合并。南洋大学就任由关世强和陈祝强这两个酷吏刺杀身亡。

古人有“何德何能”的话。“德”比“能”实在重要太多了。“德”在任何人身上都极其重要。“德”的根源就在于童年时候的“家教”。

一个人的内心恶毒,究其根源,必在于童年时候没有家教。家教的作用,在最后时刻,将是生与死的关键。南大之死,就死在一个没有家教的独夫之手。这让人想起王赓武为李光耀辩护的话:

说他独裁者,这变成一个人,他那个时候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都是有相当教育背景,都是大学毕业知识分子,官员也都是有相当学术背景里的人。

王赓武连这样的话都说得出口,真是太无耻了。

李光耀在党内领袖中得不到支持,便转而要求出身南大的议员支持,得到庄日昆、何家良、钱翰琮、李玉胜四人支持他关闭南大。这四个早期毕业的校友居然支持关闭母校,毫不知耻。这四个小喽啰的影响力不大。李光耀当时如果公布他们的名字,必被千万人指骂为汉奸走狗,适得其反。

李光耀又转而要求四个商界富豪支持关闭南大。这四个人中的三个即黄祖耀、连瀛洲、陈共存。第四个不详。因为这四个人都是富豪,也是南大董事,如果支持,便比那四个小喽啰的影响力要大得多。

连瀛洲和陈共存都在一九五三年支持南洋大学建校,连瀛洲更积极参与,贡献很大。两人都不支持李光耀关闭南大。四个人中,只有黄祖耀支持关闭南大。黄祖耀身为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却支持李光耀关闭南大,此等恶劣行径,诚非笔墨所能形容。真是南大的家门不幸。

南洋大学是全体南洋华人的梦,一个为了发展民族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梦。由商界贤明倡议,整个南洋华人社会群起响应。上自名商巨贾,下至劳工小贩,人人参与,人人奉献,大家都只是为了子子孙孙的明天,全无私心。群策群力,众志成城,最终把南洋大学建立起来。南洋大学是属于全体南洋华人的大学。南洋大学创校的历史,是可歌可泣的史诗。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是南洋大学建校运动时期,轰轰烈烈。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开学后,步上正轨,日渐发展。三年后,即一九五九年,李光耀掌握政权。他继承和实行英国人制定的同化华人政策。南大从此受尽逼害,直到被关闭。

南大短短的二十余年历史,实就是遭受李光耀迫害的历史。李光耀所迫害的并不仅仅是南洋大学,而是整个星加坡华文教育体系。他以残酷毒辣的手段,全面迫害星加坡华文教育,而南洋大学则是整个华文教育体系中的最后目标。他在关闭了华文教育体系中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之后,随即把南洋大学关闭,并对南大和创校先贤百般诬蔑。这一段历史,令全体南洋华人十分愤怒。先贤创办南洋大学是南洋华人历史的一部分,不容任何人诬蔑。

李光耀消灭华文教育,关闭南洋大学,所用的就是希特勒传授的手法:“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中国开始全面抗战,震动南洋华侨。陈嘉庚先生率领南洋各地华侨代表一百六十八人,在华侨中学礼堂召开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这是极大的新闻。当时,李光耀十四岁。他对这件事必定印象深刻。

南洋大学的创办人都支持陈嘉庚先生的筹赈运动。陈六使先生、连瀛洲先生、黄奕欢先生等,都参与到筹赈运动之中。黄奕欢先生更担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委员,并参与组织民族抗日先锋队。

一九四一年,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成立,黄奕欢先生担任保卫团部副主任。一九四二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悬赏五十万元缉捕他。他逃到苏门答腊避难。

日本占领星加坡的第二年,李光耀帮助日本皇军收集情报,让皇军利用来杀害数以万计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的抗日游击队人员,直到日本投降。他是彻头彻尾的日本皇民。

就因为他帮助日军收集情报有功,一九六七年,日本才给他颁授一等旭日大绶章。

二〇一六年,天皇再颁给他一等桐花大绶章,新加坡民间称之为汉奸奖,由他儿子代领。他儿子便设立昭南纪念馆来多谢天皇隆恩。

一九八〇年,李光耀就选择在七七事变纪念日这一天,关闭南洋大学,用意十分恶毒。

当时,有一件事令人十分感动,就是关闭那年的南大学生,仿佛吸收了云南园的灵气,大都表达了反对关闭南大的态度。

到一九七八年的时候,南大学生中,近一半来自英文学校(49%)。

到一九八〇年的时候,当年这些学生都在三四年级。一二年级学生之中,来自英校的学生当远远超过一半,因为当时的华文中学几乎全都已经被兼并,改为英文中学了。

在得知母校即将被合并的消息后,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向三四年级学生调查他们的态度,结果是,绝大多数学生反对合并(76.92%),赞成的只是极少数(12.46%)。

这些反对合并的学生传达了一个非常有南大精神的精神:他们毫不介意有一张南大的“贬值文凭”,还感到光荣,更不羡慕有一张星大的“增值文凭”。这一定完全出乎李光耀的预料之外。他一定以为南大学生将急不及待争取合并,以便得到星大的文凭。

这就是南大精神!这些来自英文学校的学生,体内流着南大的血。他们的情操,远较那些出卖母校的官僚政客为高尚。

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李光耀一生,无恶不作,害人如麻,恶贯满盈,终遭天谴,祸延子孙,至今不息。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本书即扼要叙述南洋大学的始末,由创校至关闭的真实历史。第一章至第五章的内容,取自《南洋大学南洋人》的有关章节。其余各章,则以有关南大史实的资料为基础,编写而成,共十五章。每一章都细写有关史实,明辩是非黑白,以防居心不良者恶意歪曲。

南洋大学虽英年早逝,英名将永留青史。南大万岁!

(2018年8月2日3版)

---

分类题材: 教育_education , 追忆南大_ntahrec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