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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的《五一三》学潮(二之一)

15/07/18

作者/来源:从夜暮到黎明(2014/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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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国民服役”

二战结束后,许多参战的英国军人都选择退役,但对英国政府而言,英国必须派军队到战败的西德和日本,履行联军的任务。战后的德国被瓜分为东西两大阵营,柏林被苏联红军包围,英国必须驻军保护西德的地盘(BAOR – the British Army of the Rhine),当时的食物、军备等都通过飞机运输(the Berlin Air Lift)到西德。此外,联军的任务还包括阻止苏联赤化东欧各国如波兰、捷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

战后的马来亚、塞浦路斯、肯亚、巴勒斯坦、韩国等地都发生各类武装对抗,英国为了解决兵源的困境,在国内推行强制性的“国民服役”。在1947至1960年间,110万名年轻英国男子应召入伍,接受短期的基本训练后就当作合格军人,服役一至两年,被派到世界各地去镇暴、参与内战、跟游击队火拼,其中一部分曾被派遣到马来亚跟马共交战,甚至误杀平民等。

(在森林中跟马共作战的英軍,他们当中有好些是英国的年轻小伙子,在强制性的国民服役条例下接受短期的基本军训,被派到新马服役一至两年)

英国的国民服役制度在1963年结束,随后成立了自愿性质的后备军人机制,比如近期的阿富汗维和部队就有好些后备军人自愿参与。

英国政府食髓知味,打算在新加坡如法炮制, 1954年实行国民服役,强制年龄达到18岁的年轻男性登记入伍,没想到竟然由简单的华校生在皇家山(福康宁山,Fort Canning Hill)和平请愿演变成警察通过武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中学生。

这件震惊华社的《五一三事件》发生在六十年前,这一天是1954年5月13日。经历过《五一三事件》之后,殖民地政府延后推行国民服役,结果不了了之。

1967年,也就是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两年后,新加坡落实国民服役政策,第一批国民服役军人应召入伍,转眼间已经过了四十七个年头,成为新加坡人生活的一部分。当年我们的国家是新加坡人的新加坡,今天530万常住人口中,公民的比例是60%;如果政府的690万人口大计真的实现,到时公民的比例会进一步下降至55%,国民服役的意义可能会变得更加模糊。

十二名来自新加坡的前学运份子、内安法被扣留的政客及学术界人士,因不满新加坡政府五十多年来掩瞒五一三华文中学学运的真相,合力还原当年殖民化的历史脉络,并收录在由陈仁贵、陈国相和孔莉莎编著的《情系五一三: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运动与政治变革》(The May 13 Generation :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s Student Movement And Singapore Politics In The 1950s)中英文版本。这本珍贵的文集在马来西亚出版印刷,但获准在新加坡市面销售,这在李光耀的年代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实际上在那个反殖民地主义蓬勃的时期,华校生在课本中学习到的“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是争取国家独立的生命力,那时的挑战如马共斗争、学潮、工潮、南大、后来的冷藏行动、新马合并、种族暴乱、马印对抗、英军撤退等,都是摆脱殖民地统治的延续。

“国民服役”对华校生的冲击

国家博物馆义务导览员之一的蔡楚君是当年中正中学的学生,在最近的《变迁·万画》“新加坡1950-1970年代画展”的分享会上,讲述了五一三的个人经历。她跟其他学生一起到皇家山麓克里门梭道(Clemenceau Avenue)现场支援请愿的男同学,估计有五百至一千人。当时警方试图以大麻绳把学生逼退,手无寸铁的学生拒绝后退,手挽着手,筑起人墙,以《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回应。警方在情急之下,挥舞警棍向学生冲过来,楚君和好些学生被撞落大水沟,她的一支鞋子还掉在沟渠里。其他学生把她从沟渠拉上来,跑到金炎路(Kim Yam Road)的中正中学分校(南侨女中校舍旁)集合。许多学生并不知道中正中学分校在何方,还是好心的公众人士为他们指路。过后,居民还为被困在校内的学生提供食水。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参阅国家档案馆的口述历史(Accession number 003724)。

(蔡楚君是当年中正中学的学生,讲述了五一三的个人经历。2013)

(学生沿着River Valley Road跑到中正分校集合,后面那栋“高楼”是后来的United Engineering。图片来源:文献馆)

(学生沿着River Valley Road跑到中正分校集合。图片来源:CNA)

《变迁·万画》展出一幅朱庆光的木刻版画“五一三”,将衣袖上印着SPF的警察殴打华族女学生的残酷行为活生生地刻在画中,朱庆光也将自己刻在右上角,见证暴力的场面。当时这幅版画并没有面世,而是由艺术界朋友偷偷保管,多年后才曝光。这幅充满“煽动性”的画作,不论是作者或是收藏家,都有可能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

(朱庆光的木刻版画“五一三”)

五一三事件的酝酿过程可以追溯到战后新马的政治环境。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恢复马来统治者的特权,紧接着同年6月宣布新马进入紧急状态,马共则在一夜之间被定为非法组织,那些在日治时期曾经跟英军出生入死,打击日军的马共成员成为势不两立的死对头。虽然新马仍是英国殖民地,但政治上新马一分为二,新加坡被切割开来,不再是马来亚的一部分。

1951年,马来亚颁布国民服役法令(National Service Ordinance),1952年通过此法令,准备招募万余名壮丁,以落实马来亚联合邦的民防计划。华社不能接受被征召入伍,走入森林与马共对抗的做法,许多适龄的青年为了避开服兵役,纷纷跑到中国和新加坡,征兵制度面对重重阻力。

英殖民地政府将矛头转向新加坡。1954年3月16日,新加坡代总督顾德(William Goode)宣布,在林德宪法(Rendel Constitution)所赋予的新国民权益下,18到20岁的男性公民必须履行国民服役的义务,政府将针对性地挑选青年入伍,不是所有适龄的男性都会被招募。当时英殖民地政府需要400人加入军队,800人加入民防部队。按照规定,所有适龄的青年必须在1954年4月8日至5月12日之间到美芝路(Beach Road)的国民服役登记局去登记。

被分派到军队的男性必须服役三年,后备七年,共十年。军训时间安排在周日晚上或星期六下午,每个月不超过二十小时,每年不超过十六天持续训练。至于民防部队人员则需要接受两年晚间和周末的训练,后备八年,同样共十年。

国民服役法令对华校生的冲击很大,表面上战后的华校有很多超龄生,因无法负担学费而暂时休学是常有的事,他们觉得马来亚没有敌人,当然不愿意当炮灰去对抗反殖民地统治的马共;至于潜在的基因,主要是殖民地政府并没有平等对待受华文教育的社群,因此没有必要为殖民地政府卖命。

英殖民地政府只雇用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当文员,受华文教育的人士则在官方没有地位。政府开办以英语和马来语为教学媒介的小学,中学只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对华人移民,政府则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因此华人筹建自己的学校,使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从中国聘请教师等,华校生可以说是生活在另一个文化天地里。少部分华校毕业生可以转到英校继续读书,走英校生的道路,多数华校生则到华人商店、餐馆、商行和几家由华人开设的银行谋出路。

此外,英殖民地政府也以“马来亚化”来向华社施压,规定英语为立法议会中唯一的用语,中华总商会也不再有立法议会的代表。如擅长双语的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叶平玉所言,权利与义务应该是并行的,在招募国民服役人员方面,政府并没有实行语言限制,但立法议会却实行语言限制。政府施行种种偏激的举措,反而提升了华校生反殖民地的情绪,就如古代政体腐朽,改朝换代的时刻那样,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五一三》学潮的事发经过

1954年5月7日,250名中正中学学生向顾德提交请愿书,随后有700名华侨中学的学生也提出免役要求。5月11日,政府宣布允许延长即将参与毕业考试学生的登记期限。到了5月12日登记截止当天,约2500名适龄青年中,有一部分华校生拒绝前往登记。学生计划在5月12日和平游行至总督府,再次提呈集体免役请愿书,顾德对此发表文告说,只能个别考虑豁免服役的请求,但他同意在隔天,也就是5月13日下午3时在总督府接见学生代表。

1954年5月13日下午2点30分,主要来自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和少部分来自公教中学、中华女中和南洋女中的华校生,陆续抵达总督府附近的皇家山脚集合,以和平集会的方式表达“学生要读书,不要当兵”的意愿。全副武装的警察镇暴队则尝试阻止学生接近总督府。

(学生在皇家山脚集合,以和平集会的方式表达“学生要读书,不要当兵”的意愿。图片来源:文献馆)

警方在两度口头告诫学生解散无效后,试图以大麻绳索把学生逼退,过后改用镇暴方式,挥舞警棍攻击学生,终于爆发震撼全国的《五一三事件》。在警方镇压下有60人受伤,48名学生被逮捕,其中有两名是女学生。过后,26名学生在在暴动罪名下被判缓刑六个月,8人被指蔑视法律,判监三个月。

(鸡蛋碰石头?五一三皇家山脚现场。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混乱的场面,五一三皇家山脚现场。图片来源:NLB)

(鸡蛋碰石头?五一三皇家山脚现场。图片来源:CNA)

5月14日,五一三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学生在中正中学集中,只有在被视为华社代表机构的中华总商会出面,答应为他们向当局说情,要求他们解散时,才在隔天离开校园。政府面对一群 “不听话”的学生,继续向中华总商会施压,中华总商会决定把年中假期提前两个星期,给大家一个冷静期。5月22日和23日,2500名学生再度在中正中学集中,拒绝离开,直到获得免役为止。由于警方断绝了他们的粮食供应,一些家长则前去强迫孩子离开,三天后他们才解散集会回家。

另一位国家博物馆义务导览员黄国全也曾经分享他在华中的经历。当时他还是名华侨中学低年级学生,跟着老大哥一起抗议殖民地政府不合理的行动。6月1日晚,数名学生突破警方封锁线,潜入华侨中学,并在隔天清晨打开后门,近千名带着粮食衣物的学生悄悄地进入校园,并反锁校门,持续了二十二天的集体生活。他们在校园内的日子并不松散,学生成立了生活委员会,组织了纠察队、学习组、康乐组等,上午由高年级学长当起老师,教导各门学科,中午进行体育训练,晚上从事文娱活动。接待组每天招待前来慰问的社会人士,并汇报学生的生活状况。当时的学生运动获得新马华人社会的全力支持,家长给学生送来物资,农民把猪杀了,给学生加料,但政府对学生的请愿依旧没有回应。

6月15日学生改以绝食抗议,三天后政府通过华侨中学校董李光前转告学生,政府同意高三的学生可获得缓役,有机会参加会考的其他学生也同样可获得缓役,但学生必须在6月24日傍晚6时之前从校园解散,要不然政府将关闭学校。

五一三事件持续了一个半月,暂告一段落,但是对新加坡日后的政治形态,影响至关深远。它是华校学生运动迅速形成一股反殖民运动的力量,也是本土爱国意识滋长的时刻,它打响了反殖的第一炮,对新加坡这个国家,祖国的概念和华校生群体都具有深刻的文化和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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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教育_education , 政治_politics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