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站在新旧之交的新加坡

20/09/16

作者/来源:左璇 蔡婷贻《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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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力量在生长,新加坡社会变得日益复杂。新一代领导人要面对这些复杂的因素创造成功,他的挑战可能要比前几任大许多

2015年9月,大选获胜后重新组阁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确定继任者将是他新任期的首要任务之一。今年8月21日,在国庆大会的直播讲话中,李显龙因身体状况不佳而突然中断演讲,继承人的话题再次成为举国的热点。

新加坡是亚太国家中政权最为稳定的国家之一,在成立51年的历史中,前总理李光耀在职31年,吴作栋在任14年,李显龙自2004年接任,已在任12年。

从2011年的选举开始这一话题日益受到关注,李显龙日前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新的领袖将来自“年轻部长中的一位”,但未透露具体人选。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今日东盟”网站评论说,继任者决定的久拖不决可能影响到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信誉,但是李显龙的反复思量恰恰反映了这是一份“绝不轻松”的工作,它需要一个有强大人格的人物来担当。

自“国父”李光耀带领人民摆脱英国殖民地身份以来,新加坡从一个连自来水都依靠进口的蕞尔小邦成为人均GDP排进世界前三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的数据)的唯一亚洲国家,三代领导人在任期内完成了跨越式发展,要在一个高起点上进行发展水平和制度创新上的突破,变得尤为困难。

李显龙这样预见新加坡的挑战:未来10年最迫切的挑战是如何提高生产力水平让这个发达经济体保持增长;未来25年,将要应对较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问题;未来50年最根本的挑战是如何强化国家身份的认同;而新技术和全球化对原有商业和劳动者带来的“破坏”将定义未来所有的经济挑战。

候选人至今未定不符传统

曾经担任吴作栋总理的私人秘书、并在2011年作为反对党候选人参加大选的陈如斯(Tan Jee Say)对《财经》记者表示,人民行动党有在新总理上任第一天就确定继承人的传统,从2004年李总理就任至今还没有确定人选,这并不符合传统。

1990年,当前总理李光耀交棒给吴作栋时,李显龙已经被作为接班人进行培养。他曾表示,自己很幸运有20年的学徒生涯。而这种幸运不太可能降临在第四代领导人身上。

从2011年大选后,李显龙开始认真考虑这一人选。这个过程中,很多人被考虑过,但最终又被认为不足以担当重任。

现年54岁的财政部长王瑞杰(Heng Swee Keat)曾被委以重任,全面负责新加坡经济转型的未来经济委员会,他被认为是李显龙最心仪的人选,但今年5月他突然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中风晕倒,继任的可能性几乎跌至零点。

除了运气不佳,遴选过程起步较晚也被认为是原因之一。现在内阁里的部长几乎都是从2011年和2015年的竞选活动中挑选出来的,这意味着从2004年到2011年这段时间内选人的问题并未受到重视。

2011年大选期间,当执政党开始着力寻找继任者时,才发现他们对于私营和公立机构里的才俊吸引力不如从前。吸引力褪色的原因之一是反对党的活跃。一些旧时精英,正如牛津大学毕业的陈如斯那样,因为不赞同执政党的经济或社会政策被吸引到了更加贴近民众的反对党派。

此外,更多的才俊选择留在报酬稳定而丰厚的私营部门,不愿步入跌宕起伏的政坛。

这种状况在2015年大选时有所改善,人民行动党以压倒性胜利再次成为执政党。《海峡时报》当时评论说,在三年内新建10万套组屋,在移民、医疗保险上颁布新政,再次证明了行动党的执政效率,重新赢得了选民信任。

陈如斯认为,现在新加坡的人才从数量到质量上都很好,行动党没有太大的人才问题,挑选的关键在于被招募的人才是否和总理存在默契,心意相投。“总理能否为和他(她)相处感到舒服并且信任他(她)。”陈如斯说,这是一条比较重要的标准。

除了财长王瑞杰,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Chan Chun Sing)、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部长陈川仁(Tan Chuan-Jin)、国家发展部部长黄循财(Lawrence Wong)等人也是总理职位的热门人选。

46岁的陈振声曾效力于军队,2011年被选入政府后立刻被任命为代理部长,在2015年的选举中,他在丹戎巴葛选区带领人民行动党获得压倒性胜利;47岁的陈川仁也来自军队,2014年开始担任内阁部长,基层管理经验丰富;44岁的黄循财最具有年龄优势,他曾是贸工部一名公务员,2015年大选后成为新内阁成员,并在今年8月被提升为财政部第二部长。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前官委议员陈庆文(Eugene TAN Kheng Boon)对《财经》记者表示,如果要用一个词描述未来总理的特征,那就是“敏捷”(dexterity)。“由于有越来越多的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力量在生长,新加坡社会变得日益复杂,新总理不仅要面对这些复杂的因素创造成功,还要管理和团结好他们,因此他的挑战可能要比前几任大许多。”

未来经济增长依靠 继续开放与科技创新

隐藏的社会矛盾在经济不景气时特别容易展现出来。

作为马六甲海峡边上的一个优良港口,新加坡的繁荣与开放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分不开。麻省理工大学专注贸易数据的OEC网站显示,2014年新加坡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大约为GDP的一倍,是世界上贸易额与GDP的比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中,进出口量最大的商品主要是石油及其相关的化学产品,以及计算机和集成电路等电子产品。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惠誉BMI研究机构亚洲分析师谢淑慧(Chia Shuhui)对《财经》记者表示,新加坡的竞争优势在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它位于印度和中国两大市场之间,也是连接亚非欧大陆的海运和空运的重要中转地;此外,它的政权稳定而高效,商业环境开放友好,还有高质量的资金和人才资源作为后盾。

不过,和所有的开放型经济一样,新加坡极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

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需求增长乏力,2016年7月新加坡非石油出口比去年同期下滑10.6%,远高于之前分析机构普遍预测的2.5%的降幅。其中,新加坡对中国的出口同比下降16.6%,比6月份下降9.9%。对美国的出口同比降低19.1%,较6月份下降5.9%。

2016年6月的失业率达到3%,为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贸易和工业部在8月份将对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从之前的1%-3%调低为1%-2%。

2009年以来新加坡从未经历过如此低速的增长。

曾经的支柱产业石油贸易也因油价持续低迷、页岩气等新能源的出现而发展困顿。

随着石油贸易的不确定性增强,2016年McDermott、Technip、Subsea7等经营石油相关产业的公司相继从新加坡搬迁到邻近的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在居住、交通以及货币汇率上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有国家石油公司(新加坡没有)作为大客户,为相关公司提供市场保障,使马来西亚作为强大竞争对手的优势得以显现。

谢淑慧告诉《财经》记者,新加坡政府采用了多种方式促进本国贸易,例如为海外扩张的公司提供技术援助,积极提高新加坡品牌的海外知名度,但由于其他国家希望发展国内工业以此向产业链上游移动,这些努力遇到了阻力。

更长远的忧虑来自全球经济不景气催生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进行的美国大选中,民意调查显示那些没有在全球化经济中获得好处的民众成为抵制开放贸易的中坚力量。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评论写道,美国不是特例,在整个欧洲,上升期的政客恰恰是宣扬外国是肮脏的、充满威胁的地方、应该筑高墙和关闭国界将其隔绝在外的人。

在贸易保护主义推动下,新加坡力推的TPP协定命悬一线。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预测,如果TPP获得通过,到2030年新加坡的实际收益将提高190亿美元,相当于平均每年约为GDP增长率做出0.25%的贡献。

在极力推动TPP的同时,新加坡也有“备用计划”。陈庆文说,新加坡的逻辑是要增加与世界的相关性,一方面通过在中国和印度等持续增长的市场开拓新机会,另一方面则要通过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抵制反贸易和反全球化的浪潮。

在TPP的11个缔结国里,新加坡与其中6个已经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马来西亚、越南和文莱与新加坡同属东南亚国家联盟,只有加拿大和墨西哥没有与新加坡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与这两个国家的协议正在商讨中,即使TPP未获通过,双边协议仍然可能取得进展。

新加坡看中的另一个可能重新锚定发展优势的领域是高新科技。在8月的国庆日全国演讲中李显龙表示,很多新科技虽然带来了破坏性的变化,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它们虽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减少市场范围,政府部门将逐一研究这些产业,帮助它们发挥优势。例如电子商务虽然让乌节路的店铺生意清淡了许多,但如果成为网上贸易的国际物流中心,新加坡的生意就会扩大到更多的消费市场。

2010年,新加坡政府成立了“未来经济委员会”,计划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增加劳动者工资报酬。相关政策刺激了创新经济的活跃,到2014年,注入新加坡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总额超过日本、韩国和香港地区,仅次于中国,名列亚洲第二。

《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新加坡咨询师的话说,“我们仍然在等待Instagram和Whats App的出现,但是这天不会太远。”

不过,新加坡自1979年以来就开始倡导以高科技为引领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但至今仍然需要在高科技上证明自己。陈如斯认为,这是由于政府没有破釜沉舟,仍然选择和依赖那些能够快速获得收益的经济发展方式;政府也没有充分为创新提供自由开放的政治环境,“希望现在是真的改变时刻”。

在中美间维持等距

“我们有点像蒙古,夹在两个大国之间——中国和俄罗斯,如果你问蒙古人,他们有几个邻居,他们会说有三个邻居,中国、俄罗斯。第三个则是日本、美国、韩国和欧盟……同样的,新加坡有三个邻居:马来西亚和印尼,第三个遍布全世界。”李显龙在国庆演说上如是说。

新加坡一向善用平衡外交,这使其自1965年独立以来,不仅在东南亚大国夹缝中生存下来,更在世界舞台上成为少数得以穿梭大国的调停者。

建国伊始,尽管奉行“非共政策”,但是总理李光耀1967年受约翰逊总统邀请对美访问11天后,于1970年9月访问苏联并与苏联政府发表共同声明,自1971年开始向莫斯科派驻大使。接着李光耀于1976年在未与中国建交的情况下访问中国,获得毛泽东主席接见。李光耀随后33次访问中国,成为少数见过中国五代领导人的元首。

东盟成立初期,当成员国只有文莱、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新加坡时,新加坡不仅是1995年越南获得成员国资格的支持者,更是1997年缅甸加入的游说者。

不过,近年来新加坡的平衡政策在应对亚洲变化的形势时遇到了挑战。

6月1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程毕凡在《环球时报》发表题为《新加坡“均势战略”选错了目标》的文章,质疑新加坡均势战略出现变化,在南海问题上“选边站”。接着《环球时报》进行了“你认为新加坡属不属于中美共同朋友圈”的调查,在参与的10477名网友中,97%认为“不属于”。连续两篇报道引来中新关系是否出现阴云的疑问。

但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数日后在《环球时报》发文回应称,“新加坡兼属中美共同朋友圈”。他指出:“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战略环境的重大变化,尤其对于如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我们希望南海问题这样的潜在摩擦点不会使整体向好的趋势脱轨。”接着,6月10日,在缅甸访问的李显龙总理也发声说,中国的发展和影响力越来越大,新加坡欢迎这个发展,不过这不表示,新加坡和美国的关系必须退居在后。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黄靖对《财经》记者表示,他认为北京对新加坡的态度,应该以习近平和李显龙的互动为主,特别是9月2日两人会面时,习近平指出“在涉及双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尊重”。

黄靖进一步指出,新加坡并非G20成员国,中国此次特别邀请李显龙,是非常礼遇之举。黄靖参加了G20峰会前重庆新加坡园区的开园仪式,据他观察“两国高层互动热络”。

在此之前,新加坡接受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高规格邀访,或许也是有意无意强调其影响力的做法。8月2日,李显龙受邀对美国进行访问,在白宫受到国宴款待,成为30多年来再次享受如此高规格待遇的新加坡总理。访问期间,奥巴马表示,新加坡是美国最信任、友情最坚实的国家;而李显龙也强调新加坡支持用国际法解决纷争的态度。

在军事部署上,新加坡同样在中美之间维持等距。

9月8日新加坡护卫舰“坚信号”抵达上海进行四天访问,这是该舰继2008年8月后二度到访上海,明确释放出两国海军将继续加深合作的积极信号。不过在不到两个月前,新加坡才与美国完成第22次年度“舰艇反潜战备战效率评估”演习,针对军舰与军机的反潜能力进行演练。

新加坡并非美国正式军事盟国,但随着一系列的部署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基地。2012年新加坡同意美国部署四艘濒海战斗舰,2013年部署了第一艘,预计最快将在2017年5月完成所有部署。2015年12月新加坡同意美国部署P8反潜机,引来北京的批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该部署是“军事化”区域的举动。美国与新加坡则在声明中辩称,是为“人道和灾难救援行动”需求。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力近期撰文称,新加坡是东盟整合的积极推动者,在维护东盟统一立场方面比大多数东盟成员国更坚定;美国始终是新加坡国家安全的最大外来保障,新加坡希望美国强化在本地区的存在,以便恢复中国崛起所导致的力量失衡;新加坡乐于与中国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在两岸关系中发挥桥梁作用,但安全问题另当别论。新加坡不愿意在中美之间二选一,但不拒绝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协作。

目前为止,三国按照游戏规则相安无事。不过,李显龙在国庆演讲中承认,在中美间经营这种关系非常不易,新加坡有时面对“选边的压力”。他说,新加坡主张通过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不过,南海问题之外,新加坡与中国拥有更加广泛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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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