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李光耀 对付媒体总有招

05/04/15

作者/来源:lexiang http://bbs.zghbsz.com

3月23日,巨人李光耀逝世。

几天前,新华社说,他从1965年起,和媒体打了20多场官司,所向披靡。《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泰晤士报》、彭博新闻社,这些牛气冲天的西方媒体,全败在他手下。

听上去很硬气是吧。李光耀这人惹不起,媒体似乎总是很憋屈。操控媒体的本事,美国人瑞安·霍利迪很强,他写了一本《一个媒体推手的自白》,介绍他的经验,包括做标题党,将媒体骗得一愣一愣跟着跑。

政治家的操控,在另一个档次。

克林顿、布什、奥巴马、布莱尔,个个都很鬼,他们的手法软软的,扮个靓哥,搞些噱头,塞条消息,施点压力,交些朋友,露截尾巴,之类。

霍华德﹒库尔茨写过一本《操纵圈》,介绍克林顿的经验。在他们面前,媒体似乎总是傻傻的。似乎只有尼克松,才在媒体面前傻傻的,吃了闷亏,跌了下来。其实克林顿、布莱尔们,倒也没有讨得了多少好。

比如克林顿当上总统时,媒体对这对夫妇很着迷,没两年就将希拉里当魔鬼了;布莱尔也是,靠媒体得名,卸任首相时,与媒体已势不两立了。唐宪宗说过的,“一胜一负,兵家常势。”

李光耀对付媒体,又是另一个档次。

用他律师老本行手段,打几个官司,在他对付媒体的手法中,并不算什么绝招。他有无数大招。

李光耀的第一个媒体对手,要数新加坡百年英文老报《海峡时报》,1845年创办。1959年大选时,报社主管是比尔·西蒙斯,李光耀说他“身材魁梧,长得像恶棍”。

报纸不断抨击行动党,惹毛李光耀。他威胁道,行动党一旦获胜,将给《海峡时报》好果子吃。“我逐一列出他们的洋记者的报道,其偏见可谓已经到达明目张胆的地步,同时我也发出警告,他们如此猛轰行动党,我们日后会同样猛烈地予以回敬。”李光耀在自传《经济腾飞路》中这样说。

《海峡时报》就逃到马来西亚去了。后来报纸立场改为支持李光耀,才迁回新加坡。但是,李光耀说:“我却未曾因此而对它稍微敬重。”毒舌退敌。

第二个对手是《新加坡虎报》,副总编辑拉贾拉南发动攻势,得到了两个选择:要不闭嘴,要不离开。他离开了。

当时吧,李光耀还没有当总理,是候选人。他的口头威胁效果这么好,骂战对手一个接一个风紧——扯呼,以后他大权在握,对付个把媒体,还谁怕谁啊?李光耀这么乐于和报纸打架,因为他相信报纸的力量。“一份报纸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他说。

李光耀对外国人到新加坡办报深怀戒心,称之为“黑色活动”。他说:“我不希望一个根基不在这里的外国人左右我们的施政方针。”对付他们,小菜一碟。李光耀有的是办法——就是这句话。

虎标万金油胡氏兄弟之一胡文虎的儿子胡蚊,1966年办了份《东方日报》。李光耀在自传中说:“我们在1971年揭发这个外国集团资助办报的‘黑色活动’。胡蚊招认了,该报编辑部职员愤愤不平,颜面全失,结果全体辞职,报社终告关闭。”他会派情报机构去查背景。

有人要办一份《新加坡先驱报》。他派内部安全局去调查,发现金主来自香港,贷款来自美国大通银,新任总编辑又带来马来西亚官员福阿德·史蒂芬的注资。

李光耀与大通银行主席戴维·洛克菲勒通电话,与史蒂芬通电话。他问史蒂芬:为什么不事先跟我说一声?

事先说一声,会怎么样呢?英国报业巨头罗依·汤普森事先找到李光耀,说想到新加坡办报,李光耀说,别来。所以史蒂芬事先问一下,结果也会是“别来”。毒眼一瞪,逼退老外。

接着,香港女报人胡仙又给《先驱报》出资……李光耀问:打算投多少?胡仙明白了,说,不打算投,然后回香港去了。亚洲报业基金会呼吁不要吊销《先驱报》的执照,还请李光耀去赫尔辛基的国际新闻学会会议上演讲。

李光耀使出绝招,动身去演讲之前,先将《先驱报》的印刷执照给吊销了。“我们公开主张报刊不能由外国人拥有。”他在自传中说。

提到《先驱报》,他是这样说的:“一开始我就满腹狐疑,两个有名无实的外籍东主为什么要创办一份英文报,通过社论和新闻报道渲染某些课题来跟政府作对。”

外国报刊在新加坡发行呢?李光耀有的是办法——又是这句话。他说:“我们在1986年决定对那些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报刊,执行限制销量或发行量的法令。”“我们没有封禁这些报刊,”他说,那些歪曲事实或一面倒地报道的报刊,不愿刊登我们的答复信,那么就限制发行量,人们可以复印传阅。

所以他们也不能指责李光耀不让人们看报道,但是,“这会导致刊物的广告收入减少”。又是一个绝招吧。

这个绝招,第一次用在《时代》周刊上。

1986年10月,它报道一个反对党议员诈骗债权人和伪证的案子,李光耀的新闻秘书去信,说有三处不符事实。《时代》拒绝原文刊登。

于是,它在新加坡18000本的销量,被减到9000本,后来限制在12000本。8个月后,《时代》只好登出答复信全文,限销令取消。这是毒手施鞭刑。

是不是李光耀对事实真相特别有洁癖呢?媒体断章取义,选择利用部吩事实,甚至歪由事实,多么坏的作风,李光耀的新闻秘书,将三处不符事实的地方指出来,要求澄清,那是天公地道的。

不过李光耀自己也被人指责歪曲事实。比如南洋大学的事情,马来西亚《东方日报》有文章举例说,李光耀在自传《新加坡双语之路》中好多处“颠倒黑白”、虚构事实,而且当年行动党攻击南洋大学时,该校学生就已开始撰文反驳;教育部长王邦文的言论,也说明李光耀撒了谎。

“新加坡文献馆”网站,还有文章分析李光耀当年这么做的政治原因。当然,这些事上,对一个政治人物,不能要求他言行的逻辑一致,要求逻辑一致,是辩论和吵架时用的招术,在实际行动上无效。

第二个中招的是《亚洲华尔街日报》。

1986年12月,它指责新加坡一项股市政策,是将政府的不良企业转嫁给百姓。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写去两封信反驳,它也复信坚持。新加坡要求双方的信都登出来,让读者评判。它也不同意。于是限制发行量又来了,从5000份减至400份,还找本地报纸公开双方的信件。

《亚洲华尔街日报》说,我们可以牺牲卖报收入,那些原先的订户,免费派发,行不行?交通及新闻部说,行,但不能有广告。

《亚洲华尔街日报》说,广告是报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么做还会有额外开支和时间问题。新加坡说,额外开支,我出一半。《亚洲华尔街日报》拒绝。

新加坡说,瞧,你们才不在乎人们看不看报道,只想兜售广告赚钱。中招的还有美国的《亚洲新闻》,从11000本减到500本。《亚洲新闻》一个月后屈服,但限制一年后才解除。

接着是美国的《远东经济评论》,9000本减至500本。李光耀还和它打官司,胜诉。“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再尊敬我们。”李光耀说。

谁惹了他,他自己就会不依不挠,死缠不放。伯纳德·莱文,《泰晤士报》专栏作家,写文章抨击李光耀,说他治国不当,“疯狂地决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国里违抗他”,还批评新加坡司法制度。李光耀火大。

起诉?在英国,没有他的选民,认识他的人也不多,没意思。于是他写信邀请莱文,在伦敦来一场电视辩论。莱文的主编说,电视台不会有兴趣的。可李光耀早有准备,跟他的朋友、英国广播公司主席马默杜克·赫西说好了,给半小时的节目,附送一个中立的主持人。

主编回答,要辩论,那就在《泰晤士报》,与抨击他的在同一个媒体。

行,李光耀说,写了一封信,说莱文不肯当面对质。《泰晤士报》不登这封信。李光耀不罢休,在《独立报》买了半个版面,登出来。

此后,可怜的伯纳德·莱文,据内业人士评价,他是最出色的、最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之一,在英国和好多国家都拥有大量粉丝,此时也惹不起只好躲了——

“莱文从那个时候起,再也没写过任何关于我或新加坡的文章。”李光耀得意洋洋地说。外国人到新加坡办报,代表外国利益,不行;外国报纸报道有问题,制裁。本地人呢?那也不能信任。“报刊东主和属下的记者不像新加坡的部长,他们不是人民投选出来的。”李光耀在自传中说。

部长算是投选的?不是投选之后,总理组阁时喊来的么?那么这么不可信任的媒体,怎么管住它?李光耀有的是办法——还是这句话。他在自传中还说:“1977年,我们通过立法禁止任何人或受其任命者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权,并且设立了一种称为管理股的特别股票。部长有权决定哪些股东能够获得管理股,并把报刊的管理股分给本地四大银行。”

这是啥,银行得到管理股?凭什么?为什么?“因为银行业的商业利益使然,这些银行会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保护国家的稳定和成长。”李光耀说。好吧,有“挣钱的欲望”,就会被控制,就像对付那些外国媒体一样。挣钱欲望如果比较淡,就让你变浓,让你不敢越界,又控制你。

这是用上了毒物——下蛊的手法。李光耀说:“西方制度容许富裕的报业巨子决定选民每天该阅读些什么,我却不吃那一套。”非常直白。

当然他也会使用另一个大招:抓人。他在自传《经济腾飞路》中说,1970年底,《南洋商报》(华文报纸)谴责政府试图压制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说李光耀是“数典忘祖的二毛子”,压迫者。

于是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全道章、高级社论委员李星可,都被抓了起来。李光耀非常强势地将政府的声音,灌输给新加坡选民。

“我们必须想办法确保新加坡政府的声音不会在众说纷纭中被淹没。”面对资讯科技大爆发的新时代,李光耀认为西方媒体网络可以趁机向新加坡民众灌输他们的报道和观点,他说道,“新加坡人一定要知道政府在大事上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的。”

精英治国,严厉的法治与威权作风并行,他需要如水银泻地般传输他的理念,非常有效。这被称为无法复制的特异现象,西方人估计看不大懂,可能东方人也有些莫名其妙:他怎么能够做成的呢?他治下的新加坡,以廉洁著称,他以后呢?没有媒体的监督,可持续廉洁不?

这不是问题。相反,他更不相信的是,报纸能在反腐上有什么作为。

“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提出过这样的论点:报刊完全不受约束就能暴露贪污,有助于使政府廉洁诚实。”他这样搞了一个西方自由主义观点之后,马上开始举例子,一弹命中数个靶子:“然而印度、菲律宾、泰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的电视和报刊是亚洲最无拘无束,可以为所欲为的,它们却杜绝不了猖极和根深蒂固的贪污。

关于媒体自由和媒体业主贪污的关系,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意大利。贝卢斯科尼总理拥有一个媒体大网络,然而他本人后来却受到调查,被控在担任总理之前犯下贪污罪行。”

使用“完全不受约束”、“最无拘无束”、“可以为所欲为”、“杜绝”等最高级词汇,简单而有力地展现出他的无可置疑。他位高权重,内心已是个猛人,应该更在意出招势大力沉,不在意留下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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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