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

30/03/15

作者/来源:学习时报 http://culture.gmw.cn

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保障力催生归属感

给后代留下一笔房产,是许多华人老人的遗愿。传统思维中,那是给子孙带去福祉的最好做法。对于刚刚走完非凡一生的李光耀来说,也许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过他的的确确留下了一大笔房产——90万套组屋。他推行的组屋政策解决了全国80%以上人口的住房保障问题。“组屋”“社会保障”“稳定”成为李光耀一生最耀眼的关键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社会动荡。在各种骚乱和打砸事件中,那些路边的店铺、汽车等首当其冲。一次在骚乱发生时,李光耀亲眼看到,街上的年轻人不是忙着参加活动,而是忙手忙脚地把自己的摩托车先搬上楼——有产业可保卫,这是人们热爱自己国家的前提。这件事李光耀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多次提到,成为他决心启动大规模组屋建设的动因之一。

新加坡建国之初住房问题曾经十分突出。当时住在组屋中的人口约为9%,许多人挤住在临时棚屋内。但是到2010年,新加坡住在组屋中的人口上升到82%。新加坡人均住房拥有率(87%,2010年)也因此远高于英国(68%,2011年)和美国(67%,2010年)。

做好住房保障几乎是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面临的难题。合适的路径是成败的关键。李光耀的逻辑是:既然是保障,就应该让人买得起。2013年,笔者在新加坡访问时,曾向建屋发展局官员了解房价问题。他们的回答很简单——房价不是根据成本来算的,更不是根据市场价算的,而是根据公民的收入来定的。组屋政策总的原则是“让70%的家庭能够买得起三房式(两室一厅)组屋”。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2010年4月份统计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时四房式(相当于三室一厅)组屋的平均销售价格是26.3万新元,当期申请者家庭月收入的中位数是4100新元,其抵押贷款的月供是948新元(计算方法为:2.6%优惠利息,90%销售价)。月供与收入比率是23%左右,中央公积金的缴存比例也正好是23%。(依据公积金条例,35岁以下的公积金会员必须将月薪的23%缴纳到账户中。)大部分购房者,完全可以用他们的中央公积金来支付月供。

既要保证品质,又要成本低廉。为了让房子成本降下来,除了在地价和造价上想招之外,新加坡政府更多是向规划要效率。新镇一般离中心城区远,但是都经过了统一科学的规划。组屋区一般50%的用地为住宅,10%左右为学校,道路用地10%,体育和休闲用地占2%。另外几乎所有的新镇都有一片预留空地。合理布局的组屋区实用功能很强。尤其是公共空间充足,娱乐体育设施齐全,低成本、低价格,却拥有高品质。

由于房屋是大规模集体建设,集约化成为可能。政府的调控手段便也无处不在。2013—2014年,笔者在新加坡访问期间,先后走访过十多个街区,租住过多个组屋。其中有三件事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所有的组屋都很相似。无论是西部的裕廊地区,还是中部的大巴窑,东部新开发的一些新镇、小区,都是一样的外立面设计,一样的内部构造。第二,邻居中总有不同肤色的人种。同一个小区总会看到马来人和印度人。第三,租住房屋时,几乎都要与主人合住,很少有单独出租的房子。

深入调查后发现,这些现象背后都有着新加坡政府的深入考量。一是民族融合政策。为了保持组屋区各种族人口比例相对均衡,政府于1989年制订了“避免单一种族聚居区”的法令。在组屋区政府规定了各主要民族在邻里和同幢楼居住的上限比例。二是禁止房产投机政策。政府限制组屋整套出租,除非房主出国在外,一般只允许自住,或者自住的同时出租整套房屋中的某几间。

政府借助组屋政策实现着更多的社会目标。实际上,政府提供组屋有一个很大考量就是社会公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住房公平就是最大的公平,80%的人口住在这些房子里,高低之分往往在无形中被化解。

新加坡统计局2007年估计,每个居住在组屋的家庭房屋资产平均价值为15.4万新元,相当于他们年收入的3.3倍。这一政策为国民提供了一定的财务保障,使国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在必要时候,还可以把住房转换成现金。而这一功能是当初许多新加坡国民所没有料到的。

与住房相配套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于1955年实施,由劳资双方共同缴付,按照比例用于购房、保健和养老,是新加坡社会保障体系的主体。

“当人们没有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的时候,在大选时就很容易投票给那些善于哗众取宠但不一定具有治国能力的反对党人,而当人们有了住房和公积金,他们就会投票给能够让他们的住房和公积金保值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这是李光耀1984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中的一段话。

的确,拥有住房是产生归属感最直接的方式。对于一个历史很短的移民国家而言,这一举措意义更不一般。组屋除了满足公民最基本的居住功能外,还有其他多重保障功能:增强社会稳定和国家认同感,促进民族融合、社会公平,保值增值。

组屋政策,几乎像当年中国土地革命时的“土地政策”一样,迅速燃起无数普通民众对新政权的信心。相应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给新加坡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也在新加坡的政治稳定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加坡立足于此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其从“第三世界”跨向“第一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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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