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李光耀政治实践的集大成者

29/03/15

作者/来源:童大焕 http://blog.sina.com.cn

李光耀是一种伟大政治实践的集大成者

一两个优势占尽,一两处先见之明,你可以说是偶然。但如果成长过程中能够尽最大可能把各种优势都占尽、把各种劣势尽量避免,这就绝非偶然,一定需要非凡的胆识与远见。

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缔造者李光耀因病于当天凌晨3时18分点去世,享年91岁。

在我眼里,尽管新加坡不乏有威权过度的成分,但不得不说,李光耀是当代华人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没有之一,是迄今惟一。他对人性、法治、民主都有极清醒的认知,不好高鹜远,不无所作为,勇于直面,勇于担当,不畏众议,戮力前行。在内忧外患之下成功地坚持开放,成功地阻止共产主义,成功地让法治走在民主民粹之前,让一个一穷二白的小国迅速跻身世界一流,法宝不是摸石头而是先进理念。“以极小的体量,产生极大的影响。像新加坡这样极具反差的国家案例,在现代政治格局中绝无仅有。”(严九元)尼克松说世界给他的舞台太小了。

在许多人眼里,新加坡是一个蕞尔小国:面积才716平方公里;根据官方统计,2014年人口才547万,其中公民及永久居民才387万人。但是放眼世界,多少小国在贫穷和混乱的泥淖中挣扎,总数远多于新加坡、日本、香港、台湾、韩国等亚洲五小龙,包括中国国内民主派极力推崇的曼德拉治下的新南非。在国际经济与政治舞台上,新加坡和李光耀获得了远远超过其国家规模的影响力。这一切是李光耀应得的荣耀,他不仅属于新加坡,更属于世界。

如果后人总是用后来的标准和眼光来评价历史人物,是极其轻浮浅薄且有失公允的。戈尔巴乔夫下台后有一次参加集会,有人指着他的鼻子大骂,戈尔巴乔夫平静地说:“别忘了,是我给了你这样骂我的权利。”

评价历史人物,需要从他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考量。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必须设身处地,着眼于整个国家(地区)的长远利益,认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当时的情境下对未来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既不能盲目冒进好大喜功,也不能谨小慎微畏葸不前,并且勇于担当个人责任,不计个人得失与毁誉。人的境界和成就最终只能由见识决定,其它因素都是浮云。

1965年时的李光耀,流着眼泪向全新加坡人宣布独立。他问他的国民,我们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没有腹地,没有资源,连水都没有,该怎么生存下去呢?但是短短二三十年,新加坡发展成为亚洲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如今,新加坡是继伦敦、纽约和香港之后的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新加坡人均GDP为3.4万美元,居全球第23位;如果按人均购买力平价折算,新加坡人均收入为5.6万美元,仅次于卡塔尔和卢森堡为全球第三富裕的国家。

非凡的经济成就并没有像一些公有制国家一样带来政治腐败。新加坡政府以清廉高效著称。著名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了2010年全球腐败指数报告,新加坡、丹麦、新西兰以9.3分的成绩并列第一,成为“全球最清廉国家”。

我们中国人不是喜欢说“于细微处见精神”吗?我们不妨来看看李光耀当年决策的几个性命攸关的“细节”:

1971年,李光耀决定在国家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然而,在兴奋地收到由旅游局长提交的第一份报告时,他看到的是旅游局长大倒苦水,称新加坡几乎是亚洲乃至全世界最糟糕、最不适合发展旅游业的国家——既没有像中国那样的万里长城和故宫,也没有像日本那样的富士山和北海道,更没有像印度那样的泰姬陵和恒河神庙……除了一年四季晒死人的直射阳光外,几乎再也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了,先天不足,旅游业根本无法发展。李光耀生气地责问:“上天已经给了我们全世界最好的阳光,让我们一年四季温暖如春,难道这些还不够吗,你还想要它给我们什么?”之后,李光耀撤销了旅游局长的职务,开始亲自抓旅游业,依靠新加坡得天独厚、全年充足阳光和温暖如春的气候,在全国境内大量种植各种奇花异草,同时大力修路造桥,新建娱乐场所和购物商城。很快,新加坡一举成为全世界知名的花城、娱乐城以及一流的商业中心和购物天堂,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开始纷至沓来,新加坡一度连续多年旅游收入居亚洲第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华人占了75%,其他是马来人、印度人。1965年独立后,面临官方语言的选择。按照惯例,无疑应该抛弃马来语而选择使用人口最多的华语,但李光耀却在审时度势后,力推英语上位。新加坡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英国当局都没有宣布英文为官方语言,反而是英国政府撤走后,李光耀做到了。李光耀的理由是,夹缝中(马来西亚、印度、中国与西方之间)生存的200多万人口的小国,必须与当时的主流世界接轨,而要避免沦落为周围大国的附庸,而当时主导世界的无疑是英、美两国。马来语不能选择,因为只占人口少数,75%的汉语也不能选,一是会遭到其他少数民族的反对,二是可能陷入对中国的依附。当时的北京,还一直试图在东南亚国家发动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革命。

我非常赞成杨恒均对此事的评价:“李光耀做出的这一选择,恐怕比任何政治制度都更决定了后来50年新加坡的发展之路。1965年后,那些推广华语运动的新加坡华裔积极分子从来没有放弃过抗争,不过,当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并号召中国人向新加坡学习时,那些鼓噪华语优先的人士才意识到,如果当初选择了华文,新加坡可能不会那么方便和快捷地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也就不会反过来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而当李光耀选择了英语作为新加坡官方语言后,他做的第二件干涉人民生活的事就是鼓励双语(主要是华语)教育,并特地到美国、台湾等地请唐德刚、余英时、杜维明等七位融汇儒学与西学的大家到新加坡,把儒家经典与传统文化翻译成英文,编写进中小学英文课本中。”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早征收交通拥堵费的国家,早在1975年就开征了拥堵费。当时收费是采用人工方法,随着技术改进,1998年9月开始实行公路电子收费系统,也使得新加坡成为第一个利用电子系统征收拥堵费的城市。尽管在民意调查中,新加坡征收拥堵费一直面临争议,但也确实改善了交通,据交管局数据显示,自从征收拥堵费以来,高峰路段车辆减少了25000辆,平均车速提升近20%。经济学家的研究也认为,征收拥堵费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几乎惟一有效的办法。我相信,拥堵费对新加坡成为世界著名的花园城市和旅游城市功不可没。而1975年就开始征收拥堵费,其中显现出李光耀本人的远见卓识,迄今几人能够望其项背?

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学习亚洲五小龙走外向型经济的道路,但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完全不得要领。新加坡从一开始就走高端制造业之路,而我们则是在低端制造业上自我恶性竞争,高能耗高污染低工资低人权,搞得天苍苍地茫茫神州遍地堵和霾。相反,从上世纪50-70年代开始,制造业成为新加坡经济起飞的龙头,并一直是新加坡经济重要增长点之一。《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中文版第4章以《绝处求生》为标题,描写了新加坡积极吸引美国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以建立新加坡制造业尤其高科技制造业的经验。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统计资料显示,1985年新加坡在全球高科技制造业产品出口额排名中位列第11位,香港是第15位,差距不大;但到了1998年,新加坡跃居全球第5位,香港却跌出全球25名以外。今天,制造业已经占据新加坡GDP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达到29%之多;香港的却不足5%。

一两个优势占尽,一两处先见之明,你可以说是偶然。但如果成长过程中能够尽最大可能把各种优势都占尽、把各种劣势尽量避免,这就绝非偶然,一定需要非凡的胆识与远见。

再看几件关于政治选择的细节。

新加坡摆脱殖民地身份之后,李光耀一直致力于促成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合并。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是被迫的,李光耀及其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从未主动争取过独立。也许从中可以看出,权力并不是李光耀个人所要追求的目标,他甚至不希望自己被人当成政治家来评价。综观李光耀的一生,他更像个知行合一的伟大思想家,很少有政治家像他这样博学明知,也很少有思想家像他一样拥有非凡的行动力且既十分果敢又十分审慎。他的果敢和审慎都缘于博学与真知。

1969年,李光耀会见了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其时,尼克松或许在心中已经有与中国进行外交接触的考虑,所以对中国的事情比较关注,但是他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实在无法理解,所以他问李光耀: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光耀回答道:“毛泽东要改造中国。正如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彻底消灭过去一样,毛泽东也要擦去旧中国,描绘一幅新中国。然而毛泽东却试图在瓷砖镶嵌著的旧中国画面上画画,雨水一来,毛所描绘的画面就会被冲走,镶嵌在瓷砖上的旧画面又会重新浮现。毛泽东只有一生一世,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足以抹掉4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传统、文学和文化。哪怕所有书籍都烧光,俗语、谚语还是会继续活在人民的记忆中。他注定要失败。”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中谈到了1978年李光耀与邓小平会面的一段经历。会面中,两个半小时内邓小平一直谈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晚宴上,邓小平盛情邀请李光耀来中国访问。李光耀表示感谢,他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他就来。邓小平说那需要很长时间。李光耀则说:“你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你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在这次会面中,李光耀告诉邓小平,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发出革命号召,在东南亚各国政府看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要这些国家听从他的建议,组成联合阵线合力对付苏联和越南,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李光耀直率地说:“中国必须停止马来西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李光耀生前的居所,位于新加坡Oxley路38号。李光耀生前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访问时曾表示,他希望自己死后,其所住宅邸能够拆除,以免徒增困扰。“我已告诉内阁,我死后,拆了它(住所)。”李光耀说,“我看过其他房屋,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的,英国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一段时间后都成了废墟,人们从中穿行”。李光耀所指的这一住所位于新加坡著名购物区,房子本身建于100多年前,后为李光耀所购得。对于这处住所,李光耀说,“由于我的房子存在,周围建筑不能盖得过高。如果拆掉它,改变规划,让房子建得更高,土地价值将会增加”。

一个内忧外患、一穷二白的小国,通常傍一个大国或大款似乎是最便当的捷径,但李光耀没有这么做,而是审时度势,坚定、理性、审慎地走一条独立、和平的自我发展道路。新加坡今天的成就,没有任何的侥幸和偶然成分,都是像李光耀这样的伟大政治家小心翼翼又坚定笃行闯出来的。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于生前死后、国家安危都有清醒且富有远见的认知。

李光耀说:“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我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成功地阻止了共产党(主义)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夺权。否则,现在的新加坡就会是像越南,朝鲜和柬埔寨那样贫穷,而不会有今天的和平繁荣。”

但是,李光耀排斥共产主义,却被外界解读为威权政治;他早年在新加坡接受英式教育,长大后又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念书,学习英国法律,接受了英式的社会治理思想,真心拥抱法治制度。他珍视民主的价值,称“我们人民行动党宁可在选举中落败,也不会企图利用空话或虚假的承诺赢得选举”,却对西方那套民主持保留态度,但这又不妨碍新加坡反对党不断壮大。2011年5月7日新加坡举行了五年一次的全国大选,大选结果,从总的票数上看,执政党得60.14%的选票,反对党拿到了近40%的选票。

李光耀对金钱和媒体在选举中的作用十分反感,而福利问题则是近几年他最替西方担心的问题之一。他说:“当你实行大众民主时,要赢得选票,你就不得不给选民提供更多的好处。而且,如果你想在下一届选举中打败对手,承诺给的好处比以前要更多。因此,这就类似于拍卖过程中的不断加价,而这样做的代价、债务却留给下一代人,让他们承担。如果总统给他的人民开出的是一剂苦药,那么他就不会再次当选了。”“执政者永远不应该被大众的观点所左右,那是一种思想上的软弱,也是在行动上告诉大家你没有能力改变现状。”

要实行好的民主,决不是只要有一部好的宪法便大功告成了。他说:“英国和法国曾经为殖民地制定过80多部宪法,这些宪法、制度、权力制约与平衡都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些社会没有出现有能力运作这些制度的优秀领导人,而且这些社会的成员也不尊重这些制度……结果爆发了骚乱、政变或革命,他们的国家失败了,政体也崩溃了。”

他坚定地认为:“法治原则会讲人身保护令、自由权、结社权、言论权、集会权和和平示威权,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这些权利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如果盲目行使这些权利,有可能毁掉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一套法律体系面临的严格检验不在于其理念多么伟大、多么高尚,而在于它实际上能否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秩序、有正义。”

他清醒地认为人人平等并不现实。“人类是不平等的生物,这是事实。一切伟大的宗教、政党、运动都是为了让人类更平等,但他们都没成功。”他在2006年说:“人类不是平等的,他们处于极其激烈的竞争之中。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们试图把利益均等化,这样一来,没有人会努力工作,但每个人都不想比别人得到的少。”

但是他认为承认人与人不平等,并不是不想帮助弱势群体。“我们选择增加财富而非补贴消费的方式进行再分配。”“一个社会若要成功,必须在扶持先进与鼓励后进之间实现平衡。同一个社会中的人必须既合作又竞争。”他既反对“共产主义大锅饭”,又反对“赢者通吃”。他认为两者之间有一个“黄金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动。”他用中国的阴阳学说来解释:“阳”代表竞争,“阴”代表团结,要阴阳平衡才好。

李光耀直言:“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恶的一面。虽然这样说可能令人沮丧,但我仍然这样认为。我们已经征服了太空,但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征服自身的原始本能和情绪,这些本能和情绪对于我们在石器时代的生存是有必要的,但在太空时代却没有必要。”

李光耀不是理想主义者,更不是教条主义者,他警示说:“倒退和崩溃的风险是永远存在的。我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不会搞理论崇拜,要成功地转变一个社会,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坚强的领导;第二,高效的政府;第三,社会法纪。我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我是务实的,我愿意直面问题,说:好吧,什么才是最佳解决之道?怎样才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

李光耀就像惊涛骇浪中行船的舵手,既坚定地朝着陆地的方向,又随时根据风浪调整着航向。那些站在岸上的人们试图用先验的理论或未经实证的理想对他指手画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谁显得可笑。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光耀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带领新加坡走向成功,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是一个具有非凡胆识的矛盾统一体,他不是按照书本上、文人中、思想家、政治家的理想国教义来建构一个国家,而是基于人类社会的矛盾本身来平衡矛盾。外界所谓“新加坡模式”,实际上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它始终在矛盾中平衡和变化。世界上任何试图构建人类天堂(不管是共产主义天堂还是民主天堂)的努力,最后都把人间变成了地狱。只有在现实矛盾中谨慎游走的国家和地区,才真正建设起了人间天堂。

李光耀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新加坡的制度也无法贴一个现成的标签。李光耀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非凡的远见卓识与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有识才能有胆,才敢于不畏一切艰难困苦与流言蜚语,担当起国家的重任和历史的使命。

今天,一代伟人离世,世界对他的盛赞不胜枚举:尼克松把李光耀称作见过的“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之一”,拿他与丘吉尔相提并论;撒切尔夫人形容他为“二十世纪最有才干的治国实践者”,也许其中还不乏惺惺相惜的成分,因为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曾一边骂她的同僚“你们这些只会迎合民粹的臭傻逼”,一边说“老百姓懂得屁,政治家要做的是对国家有利的事”;克林顿则称他是“过去五十年来世界上最智慧、最博学、最有效率的领导人之一”。

李光耀是一种伟大政治实践的集大成者,他同时抛弃了对人性、平等、共产、民主的浪漫想像,又各取其精华,取法治(同时约束人性与政治的恶)、自由而行,让新加坡走出了一条从最落后国家30年变成最发达国家的道路。李光耀凡身既已仙去,但我相信,他的思想与制度遗产才刚刚发出光芒,一定会越来越引起东西方国家的共同珍视与挖掘。

2015年3月28日星期五发表于香港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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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