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政治对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影响

02/06/06

第二章 政治对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影响

“这个区域(亚细安)的每一个国家的前途都是危机四伏。亚细安是一个脆弱的组织,每一个亚细安成员国都是脆弱的。亚细安国家所无法控制的一些外在力量,可能会形成一股离心力,打击亚细安的团结。这些外在力量也可能在亚细安内部促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而推翻任何一个政权,使过去数十年的成就烟消云散。”这句话不是李光耀先生说的,但我相信,他比说这句话的本人还要刻骨铭心!

新加坡的英语是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到来而传入的外来语言。1819 年1 月28 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为在马六甲海峡寻找商业据点而在新加坡登陆,从而把英语带到了新加坡。1823 年,新加坡及其周围的岛屿被割让给英国,从此新加坡便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华语在新加坡的历史要远远超过英语的历史。早在英国人登上新加坡岛之前,这里就已经住有母语为华语的30华人,而当时全岛的居民才只有150 余人。在英国人将新加坡开辟为自由港继而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新加坡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地人和外国人前来充当劳工。于是,由中国福建、广东、海南等地的大批华人涌入,致使岛上华人人口在1836 年就多达13700 人,超过该岛原居民马来人的数目( 12500 人) 。到1860 年, 华人人数达到49000 人,占全岛人数的61 %。1970 年新加坡举行的人口调查显示,华族人仍占绝大多数,在全部人口207. 4 万人中,华人有158 万(占76. 2 %) 。从那时到今天,华人人口一直稳定在75%~78%之间。这显然是一个华人华语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家,但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外来语(英语)为第一语文,而将自己的母语定位第二语文呢?

一、李光耀先生的“英国情结”
李光耀于1923年 9月16日出生,父亲是富家子弟,在圣约瑟书院受英文教育。祖父在莱佛士书院读到初中毕业。祖父的生活很西化,于是李光耀的全名变成HarryLeeKuanYew(哈里李光耀)。小时候,曾被父母送入华小,但不适应,随后转入英校。小学毕业后,先后就读于莱佛士书院、莱佛士学院,成绩优异。二战后,获全额奖学金入读伦敦经济学院,后转入剑桥三一学院,获一等荣誉学位。

另一方面做为全球化城市的新加坡,其绝大部分商界、政界与学术界菁英,都以留学英、美、加、澳、纽为荣。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的首任內阁的“四大天王”,都曾是大英联邦国家的留学生,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吴庆瑞就读伦敦政经学院,第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拉惹勒南在英国学教育,副总理杜进才在伦敦大学获心理学博士学位。而且,从1980以来,新加坡內阁大部分成员都出身于欧美高等学府。

1972年,英国女王封李光耀为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的爵士,李光耀说:“我未到50岁就获得由英国女王颁发的两枚勋章,它们都是在旧大英帝国哺乳下成长的人所渴望获得的。同英国多年来的交往,使我产生了某些价值观念。我曾获得好些国家领袖颁予的勋章,包括埃及总统纳塞、日本天皇裕仁、印尼总统苏哈多、韩国总统朴正熙以及柬埔寨西哈若亲王。但是,这些勋章却无法像英国勋章那样激起我的情感。获颁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者被尊称为爵士,我觉得这个头衔对我并不合适,但能获得这两枚令人向往的勋章,却能产生一定的满足感,虽然它们已不能发挥如同在大英帝国时代那样开启英国方便之门的作用。”

1982年,伦敦市封李光耀为“伦敦市荣誉市民”。李光耀说:“曾经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子民,我对这份殊荣心存感激。”

虽然,后来出于各种原因,李光耀刻苦学习华文的精神也曾感动了许多人,但谁能否人已经深入李光耀血液的“英国情结”没有对他一手“操控”的“双语教育政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呢?

二、新加坡为什么不选择“民族国家”模式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自治邦政府领导人和马来西亚联邦政府领导人的主要分歧是,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在和马来西亚联合邦谈判争取成立马来西亚联邦政府的过程中,一直都在强调未来的联邦不应该歧视任何种族,而提出“建设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建国路线,可是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却主张照顾多数种族(马来人)的利益,而提出“建设马来人的马来西亚”的民族国家建国路线。

于是,李光耀被迫于1965年8月9日含泪宣布新加坡独立,一个新生但前途茫茫的国家就此诞生了。

新加坡以一个新生国的身份独立了!华人敲锣打鼓、燃放烟花爆竹,欢庆胜利,然而,李光耀并没有“建设华人的新加坡”!事实上,新加坡如果在独立后针锋相对地提出“建设华人的新加坡”,也走重视多数种族利益的民族国家建国路线,华语为第一语文,华族传统文化为唯一正统的“国家文化”,那么今天的新加坡政府就不必为下一代会不会有国家认同感而伤脑筋了。可是,当时的内外因素允许第一代领导人这么做吗?

从外因方面说,新加坡当时刚刚从马来西亚联邦政府独立出来,处境可以说是被马来西亚民族海洋围绕着的一座孤岛。如果特别强调华人的利益,就会被邻近的马来人国家当成是东方的以色列,前途堪虑。

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正在如火如荼的搞文化大革命,新加坡强调华人利益很容易会被反共的邻近国家和欧美国家当成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扩张势力的桥头堡。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是不可能和欧美先进国家建立经贸关系的。

从内因方面说,新加坡华人本身就不是铁板一块,在英殖民地时代就分成土生华人和非土生华人,以及受华文教育的华人和受英文教育的华人,而在受华文教育的华人中,又分亲国民党的右派和亲共产党的左派。试问,如此意见分歧的华人有可能联合起来,成为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以华人为主的民族国家的后盾吗?

显然不可能!所以,当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而获得正式独立之后,李光耀迅速率领自己的国家于同年10 月加入英联邦,并沿用早在1963 年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州的“州宪法”:明确规定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这四种语言均视为新加坡的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s) ,并把马来语规定为国语(National Language) 。这一规定明确地把在新加坡使用最广泛的三大种族语言(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 和超种族语言(英语) 放到了平等的位置上,也就以宪法的形式向世界宣布:新加坡“坚定不移”的放弃建立“民族国家”的立场。

这个决定使新加坡成为一个世界上颇为“奇特”的国家:国歌是马来语的——世界上唯一一个多数国民不懂国歌内容却须天天歌唱国歌的国家;国语是马来语——世界上唯一一个“国语”名存实亡的国家;第一语文是英语——世界上少数几个以“外来语”为第一语文的国家;华语跟马来语、泰米尔语并列为第二语文——世界上唯一一个占人口多数的种族主动放弃自己的母语作为第一语文的国家……
新加坡也许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宣布独立时,宣布者满含“酸楚”而非“高兴、激动、兴奋”的泪水的国家,1965年8月9日,李光耀宣布独立时的“满眶热泪”势必永远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经典的国民教育素材!

有人曾经戏言:如果当时用一个密封良好的玻璃瓶把李光耀先生的那几滴泪水收集起来,现在一定价值连城、富可敌国。这虽然是一句戏言,但也恰好说明了它的价值:一滴小小小小的泪水背后深藏着一个怎样的惊涛骇浪、险象环生的政治漩涡!

三、从李光耀的历次谈话中透视新加坡的“双语教育”

新加坡政府在独立后采取的重要语言教育政策之一就是在全国推行双语教育政策。1966 年,新加坡政府开始在全国推行双语教育政策,并把双语教育作为新加坡教育体制的基础。按照新加坡双语教育课程标准的要求,各种族的学生都要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来学习,即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用于学习绝大部分课程,在学习其他课程中学习英语。同时,学生要把本种族的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等母语,作为各自的第二语言来学习。世界上最特殊的“双语教育政策”在李光耀的一手导演之下正式诞生!

不过,最为特殊和有趣的并非“双语教育政策”本身,而是李光耀在历次谈话中所流露出来的忧患、妥协以及岛国的生存之道。

1.初期谈话——缓解国内矛盾 
1966年12月27日,李光耀在“教育与建国问题研讨会”开幕礼上演讲:“两种语文是每一个人所必须的。一方面,在社会活动比较高的水平上,讨论经济、政治和专门技术问题的时候——不管是讨论民航或船务,采用的公共媒介都是英语。可是,在好些场合里,我曾有理由讨论到完全英文式教育是有斩断继往的影响的问题,因为完全英文教育没有给学生体会它对其过去的精神联系——没有使学生所受的教育与他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有所联系。所以,有必要为每一个学童保全他的文化重力——使性格坚定的重力——并且为每一个学童保全他对其来源和背景的了解,使他能够具有信心来面对这个社会的好些问题。”

1967年2月21日,李光耀在群众新春联欢会上演讲说:“今天参加集会的有很多年轻人,根据教育部的统计,你们当中有70%在英校念书,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在英文学校里,要好好学习英文,但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你们并不是英国人,你们尽管学英文,用英文,你们同时也千万不要忘记,你们必须保留着你们所继承着的那部分可贵的遗产——你们原有的文化、原有的文明!”

当时新加坡国内社会政治背景是:随着50年代南洋大学诞生及反殖民运动斗争的高涨,华文、英文之争早被套上“胜王败寇”的定论。随着新加坡独立建国以及开始实施“双语政策”,华校生已从当年“时代先驱”、风起云涌的主导,逐渐被排挤在政治、经济主流之外的边缘化地带,意志消沉。

“语文教育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与华校生的心路历程密切有关。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斗争中,对立政治势力基本上沿华、英路线划分,随着斗争的结果,免不了使语文问题罩上政治色彩。独立以后,新加坡为了生存,在经济上采取国际经济策略走向,积极吸引外来投资,英文的经济价值当然大大提高;在政治上,考虑到地缘政治和内部多元种族文化等因素,必须大大降低新加坡的华族色彩,并提倡英文作为沟通和团结各族的共同语文。这些都是造成日后英文地位如日中天,而华文地位江河日下的主要原因。华校生所受的冲击和打击非常大,语文与教育问题因此变成情绪化的敏感课题,甚至成为一种禁忌,不能公开讨论,更不能理性的讨论。

事实上,这一切都是精明的李光耀先生一手“导演”的杰作,但他却两次以总理的身份公开呼吁“华人要保留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我想唯一的原因就是:安慰当时还拥有相当社会基础的华校生,以缓和国内矛盾。

2.中期谈话——为“推广华语、统一华族”造势
1979年9月7日,李光耀在“推广华语运动”开幕礼上讲话:“让我们面对这个难题,决心使用华语,不讲方言。这是一项不可避免的选择——英语和华语或是英语和方言?逻辑上,这项决定是明显的,在情感上,这项选择却是痛苦的。”

1981年10月25日,李光耀在颁发华语会话证书给考试及格的公务员的仪式上又再次强调:“华语必须取代方言成为母语!”

1984年9月21日,李光耀在“推广华语运动”开幕礼上讲话:“我们坚持实行双语政策的一个持久不变的原因,就是在情感上我们无法接受英语成为母语。用一种我们在情感上无法接受的语言作为母语,将会使我们的情感蒙受伤害,我们将会自己怀疑自己,我们的自信心将会削弱。”

1989年10月3日,李光耀在“推广华语运动”开幕礼上讲:“我们要提倡专业人士在社交场合讲华语。”

1989年10月4日,李光耀在广播剧《推广华语——十年耕耘》纪录片里接受采访时说:“华语是值得华族新加坡人保留的语言,它是华族与四千年历史的一种生活上的联系,新加坡历史浅短,但华族新加坡人却和中国人一样,在文化、语言与道德观念上,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华人应以此为豪,华语运动至少必须推广到整个社会普遍接受华语成为华人的共同语言后,才会结束。”

作为睿智的政治家,李光耀深知新加坡的社会问题:马来族和印度族虽然只占总人口的14%和7%左右,但他们有统一的语言。而华族多达12种的方言,使得华族事实上却没有“统一语言”;巫、印两族有统一的宗教,华族虽然大多数也信仰佛教、道教,但由于教义以及千百年流传至今的宗教文化传统,使得佛教、道教对教徒的凝聚力远远弱于回教和印度教;在加上前文提到的“土生与非土生”、“英校与华校”、“左与右”等一系列问题,使得“统一华族”,加强华族的团结与合作,成为李光耀政府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作重点。

事实上,除了李光耀,还有其他许多政要如王鼎昌、吴作栋、李显龙等,都在历届“推广华语运动”的开幕式上极力呼吁“华人讲华语”。应该说,如果不能将华人的12种方言统一成华语(普通话),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对华族来讲就是失败的,如果对华族失败,那当然对整个新加坡也就意味着失败。而今天新加坡“推广华语运动”的成功,应该说李光耀先生是居功至伟的!

3、后期谈话——华语、中华传统价值观与中国
1988年8月14日,李光耀在国庆日群众大会上演讲:“我国人民接受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教育,我担心我们的社会将彻底转变成一个‘伪西方’的社会。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的西方社会,将是另一种情况,但是如果我们成为一个伪西方社会,将是一场灾难。我们可能讲10种语言,但却拥有一套文化价值观,也就是我们一出世就承受的那一套。”

1990年3月5日李光耀接受《亚洲周刊》的访谈时说:“我国华人应求取中庸之道。我很庆幸能与拥有四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攀上关系,这种历史背景给了我自信心和自豪感。在个人层面,我从一个古老文化与文明中汲取了信心;在国家层面,则有待克服困难以建立新的国民意识,这个国民意识必须包容其他种族的文化。身为华裔,在这方面我是喜忧交织的,新加坡的华人要善于适应完全不同的环境,求取中庸之道,以便既可以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也能够与其他种族同心同德建设国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李光耀先生虽然深受英国民主思想的浸染和熏陶,但他并不想全盘照搬;他虽然从小就基本上跟中华传统文化绝缘,但在潜意识里,他却深谙中国的传统治国之道。中国贤德之士心中的“理想国”是:天下为公,社会大同,即讲究“法律和秩序”,又极力崇尚“以道德和公平作为统治社会的基础的儒家思想”。李光耀不认可“ 社会大同”的观念,这也是他跟“共产主义”彻底决裂的“信仰基础”,在他心里:可以给每一个人相等的机会,但决不会给每一个相等的酬劳。但他相信自己“委命于天”,能够通过政治决心和经济手段有效的统治新加坡。这一切使得李光耀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特别是儒家思想情有独钟。所以,当“推广华语、凝聚华族”初见成效之后,他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继续在各种场合为华语教育“推波助澜”。以致于,他在1990年8月26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说:“如果时光倒流,回到1965年,今天的情形一定不一样,我一定保留华文小学,那可方便得多。因为,小学的几年正值孩子最主要的年龄,六至十二岁,学校注重价值观,英语成为第二语文。后来他们升上中学的第一年,英语成为第一语文,华文成为第二语文。可是,时间过去了,没有办法重新安排。”

本来,在新加坡,掌握英文有助于吸取科技知识,了解国际商业体系的运作。华文作为第二语文只是为了符合多种语言的教育政策。然而,随着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急速步伐,带来了“西方文化”与“颓废文化”,当局经常为此担忧,所以将母语教育视为阻挡西风压倒东风的文化防腐剂。这本来只是一项“政策”而已,然而,李光耀情真意切的讲话,身为华人,怎能不感动?

然而,科学家总是追求真理,政治家总是寻求妥协。所以,如果你仅凭李光耀先生上面的谈话就断定他会“恢复华语的正统地位”,那就太小看他的政治才华了。事实上,李光耀心中还有一个“死结”:共产党是最狡猾的敌人,共产主义是最滑稽、最不现实的幻想。而且他把对共产党的“仇视”曾在一段时期内毫不迟疑的转嫁到新中国的头上。我们再看下面这些谈话,没有“政治眼光”,你是无法相信这些谈话是出自同一个人之口的!

1973年,李光耀在跟蒋经国交谈时说:“新加坡往往被认为是中台之外的第三个中国。民族、文化和语言上的一脉相承,由不得我们否认,但是我们对抗马来西亚共产党的决心,足以向邻国保证,新加坡决不会成为中共的‘特洛伊木马’”。

99年12月13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缆电视台记者专访李光耀:“你是否为自己在政治上摧毁对手的行为感到懊悔?”李光耀笑着回答说:“我是在政治环境中长大的。开始时,我是坐在扶手椅子上用口批评别人,然后真正踏入政坛,与共产党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我生存下来了。我是否为自己对付共产党人的手段感到懊悔?没有,一点也没有!我是否为建设新加坡所做的一切感到后悔?一点也没有。我为今日新加坡感到羞愧?没有!”

1976年,李光耀先生访问处于文化大革命尾声的中国之后感言:“实际上,我从未比这第一次访华更强烈地觉得自己同中国人不一样。”在他眼中,82岁的毛泽东主席不只说话困难,脑筋也不灵活了。并猜想毛主席患上了帕金森症,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体力都很虚弱;华国锋只会说“刺耳的陈词滥调”;大寨只是一个骗局;中国各个省城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只会板着一张张木然的脸孔毫无表情的宣读批判“走资派”的讲稿;小学生只会拿着鲜花挥着手木然地喊着“欢迎,欢迎……”,而且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旷课……

我相信,这些都是一位政治家难得的真话。对于一个拥有民族情怀的人来说,听上去不会有太舒服的感觉。但是,作为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代中国人,我感谢他告诉了我们一些“真相”!事实上,下面这几段话更加坚定了我相信他“无意撒谎”的信心。

同样是在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他还说:“他们是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有绝对的信心只要有朝一日回归正轨,登上世界首席之位是必然的趋势。中国在重振文明之后会有怎样的命运和发展,中国人谁也不会怀疑。这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延续了4000年不曾间断的悠久历史。我们这些过番客,斩断了自己的根。我们对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老是想着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命运将会作出什么样的安排。”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之后,李光耀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种之杰。”

“天安事件”之后,李光耀说:“我不知道中国的历史学者将会怎么判定邓小平所扮演的角色。对我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扭转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李光耀在世纪之交时还说:“中国有潜能在2050年实现目标,晋升为现代化的经济体。她可以在贸易和金融方面充当一个平等而负责任的伙伴国,作为另一个主导世界走向的大国。只要中国不偏离重教育、重经济的现有轨道,中国大可以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贸易强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中国未来50 年内的一个发展前景:现代化、负责任、信心十足。”

可以说,李光耀对中国的情感是极其复杂的,甚至比他对英国的情感还要复杂,而这种“复杂”不可避免的体现在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方方面面。

四、华校与华校生在政治大潮中的沉浮
新马华人历史学者李元瑾说:“传统华校生有很多种心态,有些相当自卑,有些则很坚强,但因经历的挫折而心有怨言;有些就更坚强,至今仍尽力在维护民族和文化方面努力。”令人好奇的是,同为华人,华校生的这种心态缘何而生?这种心态的政治背景是什么?这种心态对新加坡的双语政策有何影响?

1、新加坡华校在建国之后的式微演变
1959年至1984年,华校学生的总人数骤降,约从46%降至0.7%,见表2-1。从民意来讲,华人家长越来越意识到英文的实用价值,英文对进入高等学府与就业都有极大的好处。这就使得在以华人为多数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新加坡,华文教育每况愈下,华族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消退的危机。

表1:新加坡华校、英校的收生率
年度 华校 英校
1959 46% 47%
1965 31% 60%
1978 11% 84%
1984 0.7% 99%
在小学方面,截止到1983年,华校小学入学人数锐减到2%,1984年更是接近零点(0.1%),新加坡小学华文源流自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1987年英文已成为所有学校的第一语文与主要教学用语,新加坡的“华校”终于在风雨飘摇中走完了一生!

与此同时,教育部的各项政策也是紧锣密鼓:1979年,华校生需到英校去听课,以训练讲英语。华文源流先修班一年级的英文课由每周6节激增至16节。由于华校大力提高英文水准,英校生转入华校的人数也比往年增多。当然,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此时的“华校”已非彼时的“华校”,此时的“英校”也非彼时的“英校”。

当时,新加坡的大学问题即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新加坡只有两所大学,主要矛盾、焦点问题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复杂的是,由于南洋大学是当时除中国外世界上唯一的一所华文大学,再加上它的“草根性”和“民族性”,使得它成为当时整个东南亚华族社会的一种精神象征。

南大的抗争是激烈的。它大被视为学界反抗政府势力的温床,时而受到压力,如1963年,南大创始人陈六使的公民权被吊销;1964至1966年间,约有 237名学生被捕或开除……1975年,南洋大学不得不向新加坡大学看齐,改用英文作为教学媒介语;1977年,政府规定南大一年级的学生须到新加坡大学联合校园上课;1980年,在李光耀先生的强力推动下,两所大学最终合并,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正如一名教育学家评论道,这样的举措是“有效地抹煞了这项属于华校生的显著成就,以及将华人反对势力的标志彻底铲除”。

对南大的关闭,受华文教育者表面上并没有强烈的或公开的抗议,但这并不是说当我们看到承载着他们的个人归属感和共同归属感的华文大学的消失,以及看见英文教育者与英文的应用在新加坡社会占强势地位时,他们会无动于衷。实际上,华校生的社会与心理斗争,尖锐地反映在其文学与非小说的作品上。而华文作家也把全部感情倾注在其长篇与短篇小说及诗歌的创作里。甚至,有些华校知识分子把这类文学称为“伤痕文学”。

华校的没落,其实也就代表着华文的没落,事情就这么简单!

2、华校生的悲情演绎
在一项研究中,李元瑾先生归纳出了受华文教育者在1957年至1987年间面对华文教育变迁的三种心态:“在最初阶段,他们强调华文的文化与道德价值,抱着希望致力于复兴华文教育;随着报读华校学生人数的继续下降,降至1982年仅仅两个百分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助与悲观的情绪,一种愤世嫉俗多于痛责的情结;当变迁的趋势已经明显地发展到了无法扭转的地步,政府宣布1987年英文作为所有学校的第一语文和主要教学语文之后,他们感伤与失落的情怀,逐渐的演变为一种消极与退缩的心态,而他们所提出的论点也逐渐的局限于如何维持华文第二语文的教学水平。”综观而言,他们的立场是属于妥协性的。个中原因,一是由于华文教育被长期地与左倾政治挂钩,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对语言、文化、教育等课题产生政治敏感与恐惧;二是以华人占大多数的政党在领导独立后的新加坡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以及华人“忍辱负重”的文化传统。

华校生的“悲情”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悲情”甚至已经上升为特定时期的“新加坡的悲情”!

3、邓亮洪的逃亡
随着时间推移,新加坡的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然而受华文教育者依旧觉得自己是被忽视的一群,他们怀抱着“伤痕”被排斥于主流之外,这种情绪明显地投射在1991年大选投给反对党的选票上。

当时的总理吴作栋及其他政治领袖敦促华校生把悲哀放在一旁,劝请他们摆脱“这个不需要的心理包袱”。有些政治领袖大声疾呼恢复五六十年代的“南大精神”。什么是“南大精神”?他们并不将它与“华人沙文主义”及“共产主义”等同起来,而解释为在逆境中坚忍不拔的精神。似乎是为了使旧南大与今天的南洋理工大学有某种延续性,在南大毕业生协会的要求下,当局于1996年把前南大校友的注册名单,从新加坡国立大学迁册到南洋理工大学。

这一切似乎意味着受华文教育者已不计前嫌,然而以往的伤痕却不那么容易失掉,1997年1月大选时所表现的事实便证明了这一点。在展开激烈竞选的静山区,工人党代表邓亮洪律师提及“受华文教育者受到不平等待遇”,马上遭到行动党的抨击,说他是反受英文教育者与反基督教者。邓亮洪能说华语、英语和马来语,他被指为华文沙文主义者,在多元种族的新加坡这将危及种族间的平衡状态。在一个群众集会上,李光耀说如果邓的言论不加以制止,那么这种言论将会毁灭国家;新加坡将会“像贝鲁特一样沉沦下去”。新加坡绝对不能做一个“中国的基地”,这是危险的,而成为“一个华人的基地”,则不会有危险。华文教育者何去何从,据《海峡时报》引用李光耀的话说:“他们可以拥有和平和稳定,但必须接受英语为工作语言,以及平等互让的精神;或者他们也可拥有一个华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那最终会导致崩溃。”

大选结果是,在83个议席中,除了两席落在反对党手中之外,行动党囊括了其他所有议席。大选后的几个月,总理、两位副总理及李光耀资政控告邓亮洪在大选期间发表的言论,构成13项诽谤罪。大选过后,邓亮洪离开了新加坡,实际上是流亡国外。

正如1997年一份主要华文日报的编辑指出,这些事件留给许多人的印象是,“邓亮洪进入政坛,代表了受华文教育者向占优势的受英文教育者提出挑战。”当然,如果受华文教育者有被困的感觉,那么邓亮洪事件过后,这种感觉并没有消失。

斗转星移,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末期,华校生响应政府号召,为“华文教育及保留华族文化传统”奔走呐喊,早已没有了“政治情结”时,却又产生了新的不幸。当华校生不从政治角度,而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对于新加坡社会迅速西化、传统价值观的流失感到忧心忡忡时,却遭到一小部分担心英文崇高地位受到挑战的人(主要是受英文教育的华人)的强力回弹,不知这是否显示了新加坡的“语文政治化”现象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当“语文政治结”在华校生心中逐渐解开的时候,它却不知不觉地在部分英校生的心中形成了,这是一个新的危机吗?

幸运的是,中国迅速和平崛起,华文的经济价值突然提高了,反对学华文的声音近年来也消失了。在“外力”的冲击下,新加坡的“语文政治结”仿佛一下子解开了,这的确为新加坡的“语文非政治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不过,不管新加坡人喜不喜欢“功利主义”,都必须接受这个事实。而且,功利主义作为新加坡社会的一个本质特点,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改变。所以,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在未来会如何,可能还得取决于“华语世界”与“英语世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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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