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黄丽松 风雨中的弦歌

12/01/14

作者/来源:章诗依 (26-12-2013) 经济观察网 http://www.eeo.com.cn

导语:在今天所公认为正统的观念,在产生初期可能被视为不正统,向现状挑战的能力,常常导致人类的进步。这样的大学才能作为新知识、新发现灵感的泉源,才能作为社会的批评者和社会的良知

到香港后没几天,去港大听史景迁的讲座,地点是黄丽松演讲厅。当时不知道,此厅据以命名的黄丽松,是港大历史上第一位华人校长。后来阅读到其回忆录及一些资料,始知这位大学校长不惟拥有多姿多彩的教育生涯,还是一位具备通识眼光的博雅君子,很值得向内地的读者介绍。

黄丽松,1920年出生于汕头,长于香港。同中国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一样,历史的狂风暴雨将其人生之舟吹得颠颠荡荡,航程、航向屡屡被迫改变。

本来,黄丽松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北平燕京大学,但“七七事变”爆发,他只好改考香港大学,港大学费昂贵,入学者多为富家子弟,幸好有港府给的奖学金名额,黄丽松得以进入港大。起初,他读的是文学院,不久就转到新成立的理学院。由于头两年的英文是必修课,进入理学院后的黄丽松,仍然与文科生一起听讲,上导修课,日夕与莎士比亚、弥尔顿、萧伯纳等文学大师往还,黄丽松非但不觉乏味,相反听得兴味盎然,心头振奋。

这些西方经典与少小时期的国学根底,共同构筑了黄丽松博通中西的人文底蕴。黄丽松的小学、中学都是在父亲创办的民生书院就读的,这是殖民地的香港当时几乎仅有的要求学生学国语的学校,教国语的老师是一些国学精湛、个性独特的儒生,几乎以宗教般的尊敬看待《四书五经》。在黄丽松的记忆中,学习国学并不是一个枯燥痛苦的过程,相反充满了乐趣。有一位老师性好饮酒,经常是中饭后来上课,有些微醉中的痴癫。有时兴之所至,摇头晃脑地对起对子来,或带头吟唱经书中的佳句,这个时候,学生们就欢天喜地应声而和。有一次,唱得太热烈了,竟引来黄丽松做校长的父亲匆忙赶至,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位校长对这些博学的儒生总是礼遇有加而优容备至。

这样宽容和睦的环境,令黄丽松记忆中留存的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美好记忆。即使是经历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多年后,黄丽松对中国古典文化仍然一往情深。在他眼中,“《论语》的内容是既崇高又平易,语言是既简净又雍容的”,而诵读经书、学作文言文及练习书法这些内容,如果今天还能选择,他还会选择这些教育方式。

港大的学习生活紧张忙碌,但也有相当惬意的部分。黄丽松住的宿舍叫圣约翰堂,有大约60间房,每人住一间。每个堂役大概管8个房间,他们将早餐送到学生的房间,只要提出要求,茶、咖啡或其他饮料就会送到房间来。一天之内,堂役几乎无时不在当值,他们打扫房间,倾倒垃圾,还给学生擦皮鞋。这样的生活,简直有如王子。

拉小提琴是黄丽松伴随终身的爱好。圣约翰堂是港大第一个组建交响乐团的舍堂,黄丽松担任第二小提琴手,乐团表演的节目有莫扎特的《小夜曲》,罗西尼的《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序曲》等。直到1982年港大成立音乐系之前,圣约翰堂的这支乐团始终是港大唯一的乐团。

现任教于港大的著名新闻人钱钢,几年前也曾经描述过今日港大的舍堂管理方式与生态,其舒适、自治情形,与近一个世纪前黄丽松时代的舍堂生活如出一辙,传承得可谓丝丝入扣。

1941年12月,日军攻陷香港,第二年7月,黄丽松开始了流亡之旅。他先在广东真光中学任教,后在桂林国立广西大学任化学系助教。当时,既缺少设备而研究资料又极其匮乏,黄丽松决定利用当地大量出产的桐油,开展桐油分裂的研究,从中提炼出如汽油般的化学物。在他离开广西大学前,这项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

在艰险的流亡之路上,黄丽松始终牢牢携带自己的小提琴。在广西大学所在的桂林附近的良丰,分配给助教的是一栋一层楼的木板平房,房子面对小河上的一座小石桥。月圆之夜,黄丽松常常带着自己的小提琴,坐在桥头的石阶上演奏。良丰地处偏僻,加上是战时,没有任何娱乐,黄丽松演奏的舒伯特、杜赛里等人的作品,给同事们带去了苦难时代难得的快乐。

1943年,黄丽松在民生书院与港大的两位英籍教师的帮助下,获得了去牛津大学攻读化学硕士学位的机会,遂启程经贵州到重庆,然后在重庆搭乘军用运输机,飞跃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加尔各答,从这里乘船到英国。

黄丽松对大学的兴趣此时显露无遗。在贵阳停留一天时,旅伴们无聊地打发时间,黄丽松却去参观了国立贵州大学。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香港大学流亡而来的学生,发现他们虽然生活如斯巴达人般艰苦,但却人人心灵振奋、精神抖擞。在重庆,他利用闲暇时间,游览了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大学,还有上海医学院。

在战时的重庆,黄丽松观察到,对于政府规范战时日用品行销与分配的一些规定,当时的国人是如何“上有对策、下有对策”的。例如,政府为了防止奢侈而限制饭馆中客人点菜的数量,规定两位客人的晚餐不可以超过一菜一汤,菜可以是肉,也可以是鱼,三位客人则限制为两菜一汤等等。餐馆中的食客聪明地吃完一道菜马上撤走,换上新的一道,桌面上维持规定的样子,如此一来,吃几道菜都无所谓了。又如禁止售酒,餐馆就把酒装在茶壶里,而不用酒瓶,并以茶碗代替酒杯。

黄丽松认为,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不能说上述不是典型的中国人。他认为,当时不论男女,多视自己为家族的一分子,鲜少视自己为社会的一部分,没有摆脱封建社会的习惯,因此生活哲学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到了牛津大学,黄丽松在与英国研究生并肩工作时,发现了自己学术训练上的不足,感觉自己在程度上差了不只两年。幸好,他的导师——诺贝尔奖得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罗宾逊爵士给了他细心的指导,加上自己的努力,在乙烯雌酚这一物质的合成法的研究上,黄丽松取得了成绩,相关论文发表在皇家学会的学报上,并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即,黄丽松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著名的卡拉士教授从事关于自由基的博士后研究。

黄丽松对英国人及英国社会评价甚高,与对美国人的评价形成了反差。在他眼中,遇到的英国人都和蔼可亲、轻声细语,而且礼貌周到。英国人守法、敬老、善待动物,爱用“谢谢你”、“多谢”、“对不起”这些词语。伦敦的街道纤尘不染,洁净可人。英国人在战时的纪律与对文化活动的热情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当时的伦敦,弦歌不辍,音乐会与芭蕾舞表演不断。在英国三年,黄丽松的小提琴艺术得到长足进步,并养成了对歌剧的兴趣。

相反,黄丽松眼中的美国人,对成功的标准过于单一,即以金钱的多少作为衡量人成功的标准。同时,美国人的确从心底里服膺言论与表达自由这些高贵的观念,但在批评外国时,总以高尚目标作为责备,而谈到自己时,则以实际困难做遁词。黄丽松对美国人在民主与平等方面的自负颇不以为然。

不过,芝加哥与伦敦相同的一点是,都是歌舞繁盛之地,歌声仙乐,让黄丽松享尽耳福,小提琴手艺也再上层楼。

在芝加哥大学,黄丽松与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布洛克博士合作,确定了胆固醇分子的支链中碳原子24、25、26与27的来源,同时也收获了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他与李威相遇并缔结良缘。

风华逼人的李威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商业院,她的父亲是当时中华书局的局长,家庭的熏陶,良好的教育,养成了李威知书达理的才性。来美国之前,她在国内的圣约翰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因为家庭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她的中文根基也颇为深厚,且写得一手娟秀的好字。此外,钢琴也弹得不错。黄丽松与李威两情相悦,很快结婚,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二人风雨同行,堪称神仙伴侣。

1950年,在外漂泊七年半的黄丽松动了故园之思,想回到远东谋求发展。然而当时的香港大学没有空缺,倒是收到了新加坡任马来西亚大学的聘书。黄丽松告别芝加哥大学,来到马来西亚大学化学系任讲师、教授。之后,他又相继担任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署理副校长、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走上了教育行政岗位。

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教育行政的经历,让黄丽松得以观察、体会大学如何运作,也有机会洞察学术界的人际关系。此时的黄丽松,显示了对大学独立精神的坚持和圆融的办事手腕。

1965年,黄丽松任马来亚大学代理校长。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东姑阿都拉曼有一个习惯,每当他访问亚洲一些国家受到热烈欢迎后,当这些国家的领导到访马来西亚时,他往往会要求马来西亚的大学授予来访的领导人荣誉学位,其中有的领导人是声名不佳的独裁者,这在大学中引发反对的声浪,但却无济于事。这一年,东姑阿都拉曼访问越南归来,向黄丽松建议,以授予荣誉学位的同样方式,向越南领导人阮高祺致敬。

黄丽松很尊敬东姑阿都拉曼,认为他是一位机智、善良、谦逊的领导者,但他更看重大学的尊严与名誉。不过,他并不想顶撞这位领导人。思考一番过后,在东姑阿都拉曼正式提出这一要求前,黄丽松向他提出如下看法:学位一旦授予,即不能撤回。早先马来亚大学曾授予名誉学位给苏加诺,而现在他与马来西亚对抗起来,已是我们势不两立的敌人,使我们陷入尴尬的境地,而同样的情况,并非不能发生在阮氏身上。

这番话说服了东姑阿都拉曼,他不再提授予学位之事。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黄丽松的先见之明:阮高祺的政权崩溃,阮跑到美国南加州开了一间小店卖酒。

1972年,黄丽松接到母校香港大学的邀请,回到阔别近30年的香港,担任香港大学校长,迎来了自己教育生涯的巅峰时刻。他在这一职位上干到1986年,成为香港大学历史上首位华人校长,也是港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之一。

香港大学创立于1911年,其源头可溯至1881年成立的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先生即为书院的第一期毕业生。由当时的港都庐押勋爵(Lord Lugard)创始的港大,有着相当远大的办学目标:将港大办成东西方文化的汇通之所,让港大为中国服务,参与中国的青年教育。然而,在创办后的几十年里,创办人的理想并没有实现:港大与其在大陆上同时代的姊妹学校彼此既没有什么来往,也没有什么内地的学生到港大读书。究其原因,一是港大的教授、讲师几乎清一色是英国人,对中国有兴趣的较少,教学的语言是英文,而所收学生仅限于能在香港通过英文入学考试者,内地考生很难有考取的希望。其次,在港大读书非常昂贵,学费既高,食宿开销亦很可观。

黄丽松接任港大校长的上个世纪70年代初,港大是香港声誉最著的大学,毕业生在各领域为香港社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此时的港大,在医学与工程之外,还增设了法律与建筑专业,成为当时香港唯一的“全科”大学。黄丽松发现,母校已经在许多方面放弃了殖民地的作风,其中最令他感到鼓舞的,是港大在东南亚的大学中享有最高的自治权。在港大,讲座教授、系主任,以及教务委员会和校务委员会的委员,在大学的政策与管理上均具有主导权,现在已多为本地人担任了。而数十年前黄丽松在港大读书时,华人教授寥寥可数。

港大的校务委员会由教师代表团,以及商界、专业人士和毕业生协会等选出来的校外人士共同组成,其中没有香港政府的代表。港大自治权被尊重的程度可从一事上看出来:黄丽松上任不久,一个毕业于港大的政府某一部门的首长,想竞选校务委员会委员,黄丽松向政府指出这样的代表性有利益冲突之嫌,这位首长遂自动退出竞选。

黄丽松执掌港大校长的14年间,港大教师与学生的人数均大为增加,增设了牙医、工业工程、电脑科学、工商管理、商业研究、艺术、音乐,以及日本研究等新学科,一些新的学院与学系也相继成立。

同时,由于港府引入了贷款制度,使较清贫人家的弟子也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一些贫寒学子因此得以进入港大读书,港大为贵族学校的说法被一扫而空。一些新的学科也备受社区欢迎。比如牙医,香港以前一直是将学生送到新加坡与菲律宾受训,然后回来为几百万市民提供牙齿保健服务,而此时,香港有自己训练的牙医了。

黄丽松还大大提高了教职员中香港本地人士的比例,特别是在教授层级上,提高的幅度更大。当然,一些新设学科的教员,需要向海外征聘。黄丽松时期,许多享有国际声望的教授被聘到港大,提高了港大的教学与研究能力,使港大成为东南亚最重研究的大学。

港大的这些成绩,与上个世纪70年代香港教育整体获得发展的大背景有关,也与黄丽松教育世家出身带来的人脉有关,它们带来了几笔不菲的捐款,大大增强了港大的办学实力。同时,黄丽松本人的眼界与通识,无疑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是学化学出身,黄丽松非但不菲薄人文艺术,相反非常重视其对人灵性的涵养。

黄丽松还是一位深具社会关怀的教育家。针对香港社会急功近利的风气对学生的影响,在一次迎接大一新生的讲话时,黄丽松用了“丑陋的香港人”这一激烈的题目,以期起到振聋发聩之效,引起舆论的哗然。

每一个大学校长,都不能不思考大学的使命这一命题。黄丽松在任南洋大学校长时,曾有如下阐述:“大学必须是一个使自己不受外界干扰的出世场所,我曾念过一本英文小说叫做《塔上两人》,书中的主角是一位喜欢离开熙熙融融的人群、高高在观察台上以正当的角度构思的天文学家。作为国家中坚的知识分子,也须有这样宁静致远、独立思考的机会。社会改良,经济改善,科学发现和工艺进步的新思想多是由此而生。”

黄丽松还希望大学这座“象牙塔”能够像一个可以隐居的世外桃源,让公务员、政治家及专业人员时不时离开枯燥的工作岗位,在知识泉源中温故知新,与学者交换意见,或个人静静思考。黄丽松认为,对于那些不正统不受欢迎的观念与结论,大学必须不偏不倚使之发表。人们应该知道,在今天所公认为正统的观念,在产生初期可能被视为不正统,向现状挑战的能力,常常导致人类的进步。这样的大学才能作为新知识、新发现灵感的泉源,才能作为社会的批评者和社会的良知。

在港大校长任上的后期,黄丽松身不由己地涉足政治。1982年,黄丽松受邀第二次访问北京时,获得邓小平的接见。这一次见面,黄丽松亲耳从邓小平那里听到“一国两制”的说法,大感振奋,对香港在结束殖民地身份后,一定会受到妥善的照顾而信心陡增。

1985年起,黄丽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在起草委员会的五个专题委员会中,担任第一个专题委员会,也即中央政府与特区关系这一专题委员会的委员。在基本法最后一稿十二章中,该组负责四章及序言部分。此外,该组还负责起草了总则、对外事务,以及基本法解释和修改这三章。黄丽松与起草委员会的内地成员精诚合作,坦率交流,在许多重要而敏感的议题上最终达成了共识。

1994年,黄丽松与李威按照“老来从子”的古训,在两个儿子的催促下,定居英国。这是半个多世纪中,黄丽松第二次离开香港。

黄丽松退休时,港大音乐系专门为他与李威举办了送别音乐会。大学教员、学生以及一些老朋友组成了交响乐团和合唱团,黄丽松也获邀参加演出,与交响乐乐团共同演奏了四首曲子。音乐会的高潮是演唱《校长送别歌》,这是人们专门为黄丽松创作的。

黄丽松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弦歌,获得了令人欣慰的持久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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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