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第二次建国

29/08/13

作者/来源:赵灵敏 华夏时报 http://finance.sina.com.cn

   8月25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开启对中国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新加坡总理的首次访问,也是李显龙自2004年担任新加坡总理以来第四次访华。外界有声音表示,此次访华将把中新关系带到新的高度。

   而就在此次访华的前几天,8月18日,新加坡举行了建国48周年群众大会。这是新加坡一年一度的活动,自2001年以来一直在气派非凡的国立大学文化中心举行,此次则一改惯例,第一次在工艺教育学院举行。国立大学是新加坡精英教育的标志,只有最好的学生才能入读;工艺教育学院则是技校,按照新加坡约定俗成的标准,这是无望入读大学的失败者无可奈何的去处。而在随后的演讲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并没有像往年一样长篇累牍地讨论经济现状、前景或国家的竞争力,或通过评点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政绩和能力来激励新加坡人,而是讲述了小贩李太太和一位帮助穷人的慈善家的故事,借以和民众拉近距离。

   大会上公布的一系列扶助弱势群体的政策,更是让人耳目一新:提高购屋津贴,确保每个有工作的新加坡家庭都负担得起一间组屋——月入1000元的家庭,负担得起两房式组屋;月入2000元家庭,买得起三房式组屋;月入4000元家庭,供得起四房式组屋。取消医疗保险的90岁受保年龄顶限,改为全民医保。鉴于很多小学优先录取校友的后代和近亲属,要求每所小学预留40个小一学额给学校关系圈外的学生,等等。

   从形式到内容,今年的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明显地从以往的精英主义路线上后退了,这表明新加坡政府的管制思维出现了重大调整:从以往主要强调个人在自身发展上的责任,到要求民间团体和政府在照顾个人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不让任何人单独面对无常的人生。新加坡舆论认为,这一政策调整体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转移”,更有人将之拔高到“第二次建国”这样的高度。

   而新加坡的“第一次建国”,也就是从1965年9月8日被马来西亚赶出来时的那个资源匮乏的弹丸之地,变成亚洲人均GDP最高、廉洁有效率的现代法治国家,这个过程,离不开李光耀的全力擎画。李光耀从小接受英式教育并于1946至1950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就读,他本人厌恶贪污,讲求秩序,严于律己,强调人应该自强不息,自己为自己负责;另外,李光耀对优生学深信不疑:人的智商和能力80%是天赋决定的,因此,人生而不平等,再多的社会工程学或政府干预也无济于事。政府政策顶多让大家在起跑点获得平等的机会,却无法确保公平的结果。解决办法是创造有利条件让最能干者可以大展拳脚,从而为大众制造工作机会,然后再重新分配盈余,让能力较低者受惠。

   另外,对西方的福利国家制度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李光耀也怀有本能的警惕,他认为对新加坡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生存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城市国家而言,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而不是产品分配。因为在没有充足的社会财富的情况下,分配得再公平也没有意义。

   这些在很多人看来不够政治正确的理论,成了新加坡精英主义治国方略和很多公共政策的起点: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每隔两三年就依据考试成绩对学生分流,经过多次分流后,到中学毕业时,有10%左右的学生可以拿到政府的奖学金到名牌大学深造,学成归来后是各个机构的重点培养对象,未来的部长和议员基本都从这些人里产生;50%中级水平的学生可以进入一般大学,将来从事一般管理工作;剩下的40%被安排读技校,确保有一技之长。

   没有退休金,只设立中央公积金制度,雇主和雇员必须按雇员月薪的一定比例缴纳公积金,退休时一次性发给本人,也就是说,你的退休生活质量取决于你工作时积攒了多少钱,和政府无关。连新加坡的公交车付费制度,也充满了个人为自己负责的味道:上下车都要刷卡,上车先刷掉全程的车费,下车再扣,如果你下车时忘了刷卡,就一定会蒙受损失。

   这样一些别具一格的制度设计,确实造就了新加坡的成功:政府的廉洁高效远近闻名,哪怕是淡马锡这样的国有企业也保持了很强的竞争力,每个人都被迫力争上游,这保证了社会的活力。但久而久之,这一套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学生小小年纪就被分流,贴上标签,容易伤害自尊心,尤其是对那些开窍晚的男生不公平,也无形中浪费了一些人才;完全以分数作为评判好坏的标准,这种现代的科举制度早已经过时;选拔出来的人才日益同质化,经历也大致相同,未必能适应互联网时代对差异和创意的需要;对成绩好的另眼相看,重点栽培,最后拿高薪,而资质一般的一生都只能从事低收入的工作,会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让后者心生怨恨;过分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就意味着有些人注定会在竞争中被落下,新加坡的基尼系数因此达到了0.48的高水平,在发达经济体中排第二;没有退休保障,公积金一旦花完,很多70多岁的老人家被迫在市场上收碗碟或卖汽水,晚景凄凉,而医保只保到90岁,活得太久还可能会面临无钱看病的问题……

   这些政策积累下来的弊端,在2011年的大选中集中爆发了,那一次,人民行动党虽然仍获得了八成的议席,但得票率为史上最低。应该说,行动党面临挑战,但还远未到要失去执政地位的程度,但行动党内部的危机意识出乎意料地强烈。从那时以来的两年间,新加坡政府对现行政策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和检讨。2011年5月新内阁组成后,首次向造成治理困境的部长实行问责;2012年10月,政府成立了“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掀开了与民共商国策的新历程。李显龙此次的演讲,是这一过程的高潮和总结。如果说新加坡的“第一次建国”主要是创造财富、强调经济增长的话,那么“第二次建国”就是要从体制上确保重新分配,缩短贫富差距。

   当然,此次的调整并不公开意味着新加坡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在李显龙的演讲之后,副总理尚达曼特别强调,政府只是有针对性地帮助最有需要的民众,而不是一律帮助所有人。一律让所有人都得到福利,是浪费资源和不公平的做法,而且福利一旦给了人民,就很难收回;政府的目的是支持人民自食其力,这听起来虽然是种悖论,但这必须是一种贯彻所有社会政策的悖论。他还特别指出,确保这些社会政策能长远惠及未来世代,而不是只着眼两三届的选举任期。

   应该说,新加坡政府是把过往的精英主义和过分强调竞争的路线,和一些扶助弱势群体的政策做一种平衡与调和,前者仍是底色,只是后者的分量在加大。这样做能否成功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只是环顾世界,在施政往往被既得利益绑架的当下,这种未雨绸缪、时时注意看人民的脸色、有勇气不断修正自己的执政理念和自觉,可以说是难能可贵。

---

分类题材: 新加坡模式_sgmd , 政治_politics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