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市场机制是政府支配白手套

11/05/13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有学者认为新加坡经济是二元体制,外内两围分别是国际经济和本土经济,历史上,这是国际贸易和区域土产经济的延伸。由于本地政府对国际经济分工没有话语权,更无能为力,所以外围经济历来就是一个放任自由的经济体系。

独立前,本土经济既没有得到政府关照,也没有受到管制,所以也享有放任经济体系的自由。独立后,李光耀通过政策规划,积极干预本土经济的结构与发展方向。因此,新加坡是一个放任自由经济体系的说法,只适用于殖民地时代的经济。

李光耀管制下的本土经济,本质上,应该是一个政府积极干预的经济体系,政企崛起取代民资,进而独霸本土经济的现实,就是一个官进民退政策的结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是李光耀为了打击和削弱,原本在本土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华人资本家。

对里外不一的经济现实,一位著名本地经济学者的解说是:新加坡经济的成功是因为在政府的支持下,自由企业蓬勃发展,但是,有必要时,政府会进行干预。

一位澳大利亚学者质疑这一种模棱两可,两头讨好的说法,指出政府管制下的自由企业之说,是自相矛盾的观点。

诚然,在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中,新加坡被认为是典型的实践者。

由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所以是政府而不是市场机制,在支配资源和财富的分配。说白了,在新加坡,所谓的市场原则只是政府支配经济的白手套。

回顾历史,1980年代中期,政府为了扭转由于政策失误带来的经济衰退,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服务私营化,改以市场价格提供公共服务。在此,市场机制沦为政府用来包装官方政策,和实行经济利益极大化的堂而皇之借口。

再从理论上来说,市场经济忌讳经济垄断现象,因此,一个充斥垄断,与寡头垄断的新加坡本土经济现实,在在叛离了放任自由经济体系的实质性。

关键是,新加坡经济并不是由一只无形的经济之手,在应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分配,而是一只政治之手,在利用政权进行为所欲为的资源支配,也就是说,政府在没有制衡的情况下,任意和严重的干预人们近乎全部的生活经济。

如果说,新加坡的公交确实是一个市场经济模式,那么,对于高峰前免费搭乘公交的措施,政府是不是应该尊重,并且事先征求,做为独立经营的上市公交的许可,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同意?政府为何可以喧宾夺主的宣布新措施?先斩后奏是不是政府具支配权力的具体表现?

或许,这就是公交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自由蓬勃发展,必要时政府会进行干预’的一个实际例子。

因此,从市场机制是政府支配经济白手套的观点来看,主流媒体报道,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政府寻求市场原则以外的理由来制定政策’…‘今后在出租空间给托儿服务业者时,将放弃价高者得的“拍卖式”竞标模式’ 的说法具有误导性。

同样的,对‘国家发展部与市镇会的关係是否必须重新厘定等等…市镇会是否应该去政治化,’的提问也是言不及义。

实质上,人民行动党政府在政策上进行的U转,不是市场原则的局限使然。这些在媒体上喧闹的论说,只是聪明人忽悠老百姓的鱼目混珠伎俩,不足为信。

把政策祸害归咎市场经济,除了可以推卸政策失误的政治责任,还可以通过二度干预,设法以新政策解决原政策失误的旧问题,当然,更可以通过华丽大转身,进而塑造挽救社会苦难的好政府形象。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务实功利意识的驱使下,原本被利用来牟取最大经济利益的市场机制,如今却被谴责为‘导致越来越多国人因生活费持续高涨而普遍感到焦虑…政府不得不检讨既有做法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说实在的,政策U转的潜目的,应该是人民行动党为了延缓下野,以及,在野处境的打算着想。

从这一个层面来看,政府放弃价高者得的拍卖式竞标模式,可以有至少两种解读。其一,避免竞争者通过财力抢夺执政党现有的政治空间,其二,以更低的经营成本继续霸占执政党现有的政治空间。由此来看,新政策的目的应该是,要确保执政党的现有政治空间不会受到外来的挑战。

如果此话有理,则新政策和市场原则的局限无关。也就是说,放弃了价高者得的条规约束后,政府享有更多的理由杜绝其他竞争者,成功获取可以影响选票的政治空间。

同样的,市镇会是一个具惩罚性的政治成品,所以市镇会的去政治化,可以确保在野的人民行动党不会受到当权者的惩罚,因为按人民行动党的原本政治信息是:非执政党的选区,不要期待政府的协助。

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文化是:有勇气推行不受人民欢迎的政策,这种心态岂能会有恻隐之心?会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而去改变政策?显然的,改变政策的现实,无非是为了安抚民心思变的叛离之心和捞取选票,也就是说,政府以受人民欢迎的政策,去交易人民的选票支持。这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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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政治_politics , 政府制度_policy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