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东拼西凑新加坡模式

13/04/13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解释社会现象和拼贴艺术是两码事,前者必须依据历史脉络分析客观事实,后者可以凭借个人主观任意堆砌。艺术创作离谱不是问题,或许,越离谱越有个人独特艺术色彩。

然而,脱离客观现实,东拼西凑出来的新加坡模式,那肯定是一篇胡说八道的论述。近日以来就有不少这一类型的离谱文章,打着高等学府和研究院的旗帜在吹捧推荐新加坡经验。

通过一个例子,看看什么是东拼西凑堆砌出来的新加坡经验:‘公共住房成为凝聚社会,建立共同价值观,塑造国民意识的重要方式。新加坡的开国领袖认为只有当国民真正拥有国家的一部分时,保卫家园和保卫国家的概念才能真正和真切地联係起来。’

首先,公共住房成为凝聚社会方式的说法,和历史事实恰好相反。李光耀规划市区重建的一个政治目的,是要彻底摧毁原有的社会基层组织结构,之后,在新组屋区改由执政党领导的基层组织取而代之。但是,由于人民的戒心导致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新社区成员之间的彼此陌生感,已经丢失的社会归属感却是无法复制。

当下的组屋重建也是在周期性,不间断的摧毁破坏原旧组屋区的邻里关系,一个必须持续不断去重新适应新生活环境,彼此都是陌生人的一个社群如何会有社区感?

文化是凝聚社会力量的最主要构件,可是,市区重建的政策结果却是,马来社群丢失了甘榜的生活文化,组屋种族限额,确保原本集聚而居的马来人被分散到全岛各处。华人民间组织的搬迁与消失,导致宗乡组织丢失了地缘和语言文化;这些经过百多年生活历史累积的社会资产,一夕之间都化为乌有。

如果说公共住房成为凝聚社会的方式属实,那么,基于80%人口是居住在组屋,新加坡必定是一个同舟共济的大团结社会,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按李光耀的说法:新加坡是一个四分五裂,没有凝聚力的社会。现实是,组屋政策削弱了社会原有的凝聚力。

其二,公共住房和建立共同价值观是两件互不相关的事件,不相干的事情岂能混为一谈?两者共通之处只在于都是李光耀用来控制社会的政治工具,前者塑造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依赖关系,让政府通过对组屋的经营管理去制约社会行为:比如,按李光耀的说法,政府决定谁是你的邻居,你如何的生活。

后者却是通过界定价值观把李光耀的政治思维制度化,以界定和规范什么是合法的社会行为,比如,人民必须在政府设定的调解机制内解决社会矛盾,人民必须全面承担自己的生活与财务责任等等。任何违反共同价值观的行为,在定义下都被视为反社会行为,要遭受到体制上的惩罚。

其三,公共住房成为塑造国民意识的方法,这观点似是而非,因为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新加坡组屋的源头是殖民政府的廉租房,人民用相对便宜的房租向政府长期的租用公屋。对李光耀而言,这是一个不实际的方案,因为租金低廉,加上常年累月的维修费,所以这是一个在财政上不划算的政策。

此外,政府更要承担政治风险,因为对廉租房的供不应求,和驱赶拖欠房租的贫困住户等等的行政决策都带有一定的政治成本。

另外,执行廉租房政策所必需的财务需求,不符合李光耀要维持政府收支平衡的预算案政策,加以李光耀拒绝实行社会福利制度,所以提供带有福利色彩的廉租房和李光耀的政治思维是背道而驰的。

更重要的是,提供全国性的廉租房需要动用庞大的资金去进行发展和建设。这种客观上的局限,也在相当程度上,拖慢了李光耀要尽快利用市区重建去彻底铲除反对党基地的进程时间表。

就是在这一种时代的背景下,1964年李光耀设定了出售组屋的新政策,试图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这些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

出售组屋政策,是一个解决政府财政的可行方案,通过出售组屋,政府立即把财政问题转嫁到老百姓的身上,当然,新政策也同时消化了李光耀原本要面对的政治成本。这就是人民行动党引以为荣的双赢政策,赢了再赢。

另外,1967年,李光耀要推行国民服役政策,征召18岁的男性青年入伍。于是乎,提出了让人们拥有自己的房子,人们的子弟就可以为了保护家园去从军的政治说辞。

其实,公共住房成为塑造国民意识的方法是一个假象,新加坡推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其真正意图是,按李光耀的说法:一个拥有资产的选民会更小心的使用投票权,他们会更愿意去支持人民行动党政府。

李光耀的这一些讲话只是在推销新政策,因为在当年由于经济困难,人们选择租用公屋,所以出售组屋政策的反应不佳,此外,家长更是反对国民服役政策。

由此可见,居者有其屋政策只是一个说服家长支持国民服役政策的手段,并非是为了要去培育国民意识。李光耀的真正目的只是利用居者有其屋去解决财务问题,以及,捞取人们的选票。

换个角度来看,李光耀说新加坡国不为国,不也就说明了,如果组屋和国民服役是塑造国民意识的方法,那么,这也都是相当失败的政策。

可见,明了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不会黑白不分,混淆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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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