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李光耀日治昭南岛事迹

06/04/13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历史发展有其路径遵循的惯性,除非遭遇了巨大的突变事件,而日治昭南岛就是一个楔子,分隔了英国人在新加坡的战前和战后历史,是了解新加坡政体变迁的一个重要时间段。

然而,在新加坡历史里,日治昭南岛的这一块史料是相对的贫乏,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相关中英文藏书约200本,其中华文书刊更是凤毛麟角。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缺乏有关的昭南岛原始资料,因为这类史料主要是收藏在日本资料馆的日文档案,除了是地理上遥不可及,也有语文上的障碍。

由于缺乏直接可以引用的资料根据,好些有关这一块的历史讲述难免要沦为野史范畴。稗官野史是说根据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撰写的非正式历史,也就是说,是一些无法以实证为凭据的历史,因此,相对正史要缺少说服力。

其实,正史也未必完全可以尽信,因为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撰写,只讲述政权光彩的一面,其他不什么样光彩的事迹,能省则省,或者,顾左右而言他,模糊的一笔带过。因此,从反方面来看,野史说法除非已经被有力的推翻,否则还是有助于解读一些不显眼的历史事迹,作为旁证去尝试了解一些事件的演化因果。

这些理论上的推测未必没有价值,因为理论是引领实证探索方向的先决条件;欠缺了这一个条件,搜证工作就得面对海里捞针的困难。事实上,著作与档案文件也不可以照单全收,还得经过理论上的验证,以分辨其中的真伪虚假。伪造历史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日本教科书就是把入侵东南亚转化为进出东南亚。

日治昭南岛历史,基于缺乏完整的资料而显得模糊不清,不乏罗生门的现象。

举个例子,一本讲述李光耀历史的著述中有一段文字‘…吴庆瑞作为新加坡自卫队成员理应被枪毙,…他避开了检证…一位朋友庇护了他,让他在战时的税务局工作,娶了一位本地的日本妇女为妻。’作者没有提出资料来源,不过,从序文中可以知道内容依据是来自向知情者的采访。

吴庆瑞有位日本妻子的事件,在其他一些有关吴庆瑞生平的传记似乎都没有提及。虽然这不是一件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也不影响吴庆瑞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历史地位,但是,却足以说明历史具有很大的可塑性。

李光耀和吴庆瑞在昭南岛时代的历史生平一样,也是模糊不清,坊间对李光耀在日治时代的历史一知半解,对好些疑问无法依据史料评述,所以只能从旁证进行推敲;当然,学术研究必须有论据支持,推敲是不符合要求的。然而,权宜之计的解说,却是为事情真相的了解,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起始点;至少提出了质疑的问号。

李光耀为日治统治者服务工作之事实众所皆知,不过,李光耀在昭南岛时代的真实身份却是语焉不详,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李光耀何以有必要在日本人投降前夕,躲藏起来?为何有必要,以及,一票难求的情况下却可以如愿以偿的,在和平之后的第一时间乘船离开新加坡?

有英国人暗示,李光耀是英国政府的情报员,如果属实,那么,李光耀冒险抗日是一件值得吹捧的大好英雄题材,可以捞得大大的政治资本,不过,何以李光耀却只字不提?主流媒体也从来没有去炒作,可见,李光耀是双重谍报员的说法不靠谱,因为李光耀只是日本人的情报收集员。

另外,按李光耀本身的说法,一个不可一世的英帝国向入侵日本军投降的事实令他迷惑,加上受到日本人的欺压和凌辱,因而引发了自己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掌握的政治意识。也就是说,这是李光耀决定从政的历史远因。事情果真如此?

从史料可以知道日本人在战前做了充分的谍报工作,拟定了一份要清算的反日华文知识分子的名单,因此,从‘他避开了检证…一位朋友庇护了他,让他在战时的税务局工作,’的描述来看,日本人也应该另有一份要保护和要动员去替日本人服务工作的名单。或许,吴庆瑞,李光耀,韩瑞生,余柱业等等都是榜上有名。

历史上,当年的这一批莱佛士书院高材生有其职业宿命,要不是当英国殖民政府的高官,就是当日本统治者的高管,再不然就是新加坡政府的内阁部长。这是时代背景的使然;时势造英雄,只是一种个人职业生涯的必然最佳选择,并非本来就有什么争取独立建国的远大政治意愿。或许,这就是为何过去50年的历史里,李光耀成就的主要还是个人的政治风光,在奠定建国基础的事业上却乏善可陈?

此外,这一段历史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英文教育者和华文教育者,在新加坡的两种极端的不同命运。事实上,新加坡的华文知识分子,不论是在英国人,日本人,以及,李光耀政权的统治下,都是面对着被清算的厄运。

从这些事迹来看,日治昭南岛时代对新加坡政体的历史变迁轨迹,确实是有一定的影响。这一个非常主要的环节中,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李光耀在日治时代的这么一件简单的工作性质问题,历史何以不能够清楚交代?难道有什么有必要隐瞒的不可告人之事?

李光耀对自己的这一时间段的论述也是前后不一,幸运的,这一段历史的考证,可以从对昭南岛历史有20年研究资历的何维炽《李光耀的第一份政府工考》一文中一探究竟。

何维炽的研究,首先指出了李光耀对同一件历史的三个不同的论述版本。

‘在上世纪的90年代,新加坡有三本出版刊物白纸黑字地让大家知悉:建国元勋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参与日本侵略者的政府工作。

这三本出版刊物,为新加坡人民掀开了该国史前史的重要一页,也让一向只知道日军是法西斯侵略者的人民感到这说法令人尴尬。

这三本出版刊物,均可在新加坡的国家图书馆借阅得到 (但要注意其出版日期是否与下者相同),它们所释放出来的资料分别如下:’

‘ “1942-1945 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经历过大检证,后被迫担任日本新闻社翻译员。”

“1942-1945 日治时期,在一家布庄当书记。后来在日本军政府的电台担任电讯校订员,负责处理西方通讯社的稿件。他在这里工作约一年。”

“……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上看到日本 〝报道部〞 (即日本新闻或宣传部) 刊登的一则征聘广告:要聘请几个英文编辑。当时,〝报道部〞设在国泰大厦,我前往应征……我的职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 ’

对此,何维炽提出了质疑:‘虽然出版者始终是同一集团,但三本书的生平纪事年表和内文中,所提及建国元勋在新加坡日治时代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却出现三种不同版本的说法。

对一位建国元勋来说、他过去在日本人统治时候的历史,应该是几经深思熟虑、认真审慎的处理、应该是万分珍贵、小心保存的重要国家纪录吧!但为什么却会出现三种不同的版本? ’

为此,何维炽通过对同盟通信社、昭南放送局、陆军报道部三个机构的背景和工作性质做了仔细的研究,从中得悉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李光耀服务工作的日本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对对抗日本的同盟国展开共同进行的电波战。(二次世界大战时对心理战、思想战、广播战、谋略宣传战的称谓。)

从这些历史事迹来看,李光耀在日治昭南岛时代的工作是协助巩固,而不是推翻日本人对占领新加坡的统治,从新加坡人的历史观来看,助纣为虐并不是什么光彩的职业选择,理应秋后算帐,是否就是因为这一个原由,所以这一段历史因而变得模糊不清?

---

分类题材: 历史_history, 政治_politics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