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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雅聆报告书的政治内涵

21/06/07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魏雅聆报告书是紧随白里斯葛报告书之后,为南洋大学盖棺的第二口大钉子。

林有福为首席部长的殖民政府,有鑑于南洋大学的创办是势在必行,己经是不可能阻止的事实,于是力图利用外来势力,与政府的立法权力来阻碍大学的顺利发展。

林有福殖民政府的主要策略是首先,通过置疑南洋大学学位的学术价值,从而否定南洋大学的存在价值。白里斯葛报告书就是这一策略的结果,是反华人政治战略里的一个打击华文教育体系的行动。

其次,通过1959南洋大学法令进行行政干扰。南洋大学原本是在公司法令下的有限公司法人个体,只受公司法令约束。南洋大学法令则是把大学移植到受政府任意约束的法律地位,让政府可以订定符合政治目的之法律条文来规范大学发展方向。在大学法令下,大学理事会的一些主要决策,都必须先由政府宪报公布之后才有法律效应。

在进行白里斯葛计划的同时间内,政府在匆忙之中起草并通过南洋大学法令,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可以让政府合法干预南洋大学的法律基础。这双管齐下的策略,突显了南洋大学所面对外在环境的困难。这也就是导致南洋大学学生会的各种学生活动的最重要因素。

1959年3月4日殖民政府通过南洋大学法令,并在5月27日实施法令权力。仅一周后,1959年6月5日人民行动党上台。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邦总理,从此掌握管制南洋大学课题的政府权力。

与此同时,掌管南洋大学的殖民官僚过渡为新政府的官员,其中殖民时代的户曜与关世强就是留任的重要新政府官僚。所以教育部秉承了英殖民政府的英文是唯一敎学媒介的国民教育政策思想,而其传统敌视华人政治的殖民意识,也随着这些官员的留任而完整的保留下来。

回顾历史。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李光耀和户曜与关世强等教育部官僚,就是决定与影响南洋大学此后发展的重要角色。吳庆瑞在1979年的新加坡教育报告书,应该也是反映李光耀对教育制度的政治意识。南洋大学的历史是和这些人是息息相关的。

1959年3月12日白里斯葛进行最后一次会议,对调查报告书内容定稿。这份报告书在拖了4个月之后,才在7月22日对外正式发表。换言之,在林有福时代制定的报告书是在李光耀上台后的1个半月才发表。

次日,1959年7月23日,人民行动党政府委派魏雅聆等共7位委员2名秘书,组成白里斯葛报告书检讨委员会,对白里斯葛报告书进行检讨并建议。

显然的,新政府并不满足于白里斯葛报告书只是否定南洋大学文凭这么单一的政治效用。新政府也不满意1959南洋大学法令下的有限法律权力。新政府是要掌握更大更多的,可以进行干预南洋大学的组织,财务与行政的法律权力。

于是焉,以即快的步伐成立了以魏雅聆为首的委员会,加速对南洋大学更进一步的规范。由此可见,魏雅聆委员会主要是在为李光耀的新政府服务。所以报告书有潜在的政治议程也是不言而喻的。

魏雅聆报告书在4个月时间内于1959年11月21日完成,在1960年2月9日发表。报告书附录内的1959南洋大学修正法令是由专业法令撰稿人撰写。由此可见,编写报告书必然是与撰写修正法令同步进行。因此,是由报告书的建议,从而导至对法令进行修正的先后因果关系是很值得怀疑的。

相反的,魏雅聆报告书有本身的政治目的:摧毁南洋大学的本质。而修正法令的效用,也就是要确保政府可以通过合法权力来完成这个政治目的。这两份文件有密切的关联,是相互依附。

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都隐藏着反华人意识的政治议程,所以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看南洋大学。两份报告书都是从根本上无视,或者忽略南洋大学所处的客观环境。所以其所达至的调查结论,是由政治偏见所左右,并不是客观的评估。

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对南洋大学的评论有认知上的严重错误。首先,民办南洋大学,和官办马来亚大学在办校资源上是全然不同的。更何况马大的经费开销比美第一世界的大学。其次,以马来亚大学为准绳来评估南洋大学,是无视学期制和学分制在制度上本质性的不同。此外,罗马并非一夜建成。南洋大学还在草创时期,所有制度还在发展知调整过程,不能等同己有多年发展历史的大学。

魏雅聆报告书,是李光耀新政府的政策结果,从根本上反映了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南洋大学的基本观点:南洋大学不可以成为华文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事实上,南洋大学历史就是围绕着这一个中心主题而演化。

南洋大学历史是新加坡华人政治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洋大学是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南洋大学文凭是一张贬值的文凭,并不是学生学术的问题,而是人民行动党政策下的必然结果。回顾南洋大学历史,这一个政治鑑识结论是有凭有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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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