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历史的终结或资本主义的末日?

12/02/13

作者/来源:吴冠军(201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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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向我们描绘了一个与福山“历史的终结”彻底相反的“世界”景象。

  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向我们描绘了一个与福山“历史的终结”彻底相反的“世界”景象,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诞生时期称为“原始积累”的残忍行为,如今已经升级成为“掠夺性积累”。

  人,依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总是“存在于一个世界中”(being-in-a-world)。我们对自己生命的存在性理解,便紧密镶嵌在我们对自己被“抛入”其内的这个“世界”的理解中。那么,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中?

  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告诉我们,这个后柏林墙时代,是一个“历史终结”了的世界。他从黑格尔与科耶夫那里接过“普遍历史”的哲学叙述,并把它改造成一个现实主义的话语。历史,在什么时刻“终结”呢?黑格尔告诉我们,历史终结于真理王国,“真理是整体(the Whole),但整体除了以下状况外什么也不是:通过其自身的发展,本质(essence)将自身完善化”。在辩证法的“最后的统合”(the final Synthesis)中,人们抵达绝对知识。只有当历史完结之时,绝对知识才是可能的,“密纳瓦的猫头鹰黄昏时才起飞”。而历史的目的(the end of history),就是实现完美的国家,在其中人类自由被彻底实现。一旦这个完美国家被实现后,辩证的进程便停止了,历史就终结了。

  科耶夫进一步告诉我们,在这个普遍的、同质性的国家中,不再有主人与奴隶、肯定与否定的斗争,不再有任何社会性的对抗,每个个体都得到普遍的承认——被国家承认为享受所有政治权利的公民(民法下的法律人)。“普遍”意味着这个完美国家涵盖全球的范围、囊括全人类在内,于是,不再有战争(内战抑或外战),因为不再有民族或宗教的对立。而“同质”则意味着彻底平等、无阶级结构,不再有主奴之分,不再有地位、性别、阶层等等差别,所有人都享有互相承认的平等尊严,每个人都认识到所有人均是自由的。到那一刻,历史运动的“马达”被关闭了:所有的欲望(厄洛斯)都被满足、所有的可能性都被穷尽,再没有重要之事值得实现,因而不再会有什么根本的变化,不再有任何理由来改变人对“世界”和对其自身的根本性理解;人不再需要行动,不再需要哲学性的反思,不再会有流血的革命,而是尽情拥抱“一切让人快乐的东西”(科耶夫列举了艺术、游戏、性爱等等)……

  这样一个普遍而同质的真理国家,福山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宣布,已经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达致了。自由民主制与资本主义业已取得了最终的全球性胜利,“我们正在见证的,可能不只是冷战的终结,或战后历史的一个特殊过渡时期,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即,人类的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政府之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遍化”。自由民主将成为所有国家的惟一政府形式,或者说,人类共同体的终极治理形式。在福山的这本《历史的终结与末人》中,以自由民主为制度性安排的国家,便对应了黑格尔与科耶夫所说的终极国家(End-State)。人类不再有理由,来进一步改变“世界”,或对“世界”的理解。  

  仅仅十三年后,大卫·哈维在其《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彻底相反的“世界”景象——在我们处身其内的这个“世界”中,人非但没有获得绝对知识、达致完美国家,相反,在弥漫性的意识形态欺骗与惟利是图的“全球治理”中,人类共同体(世界)被一步步拖向危机深渊(生态的、金融的、社会的、政治的……)。哈维给予福山眼中的终极国家的名字是——“新自由主义国家”(neoliberal state)。

  今天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如果我们带着福柯所说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眼光去进行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身边那个熟悉的“世界”,处处透着卑污。譬如说,如果我们花点时间研究一下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我们就会吃惊地发现,关于基因、物种、血浆的那些基本材料,皆已归属私有财产;换言之,我们身体中最核心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明文规定不属于我们自己了。又如,万年伫立的河流山川、千年遗留的历史古迹,现在都作为“奇观异景”、“旅游胜地”而被明码标价;换言之,自然乃至历史-文化形态,全部被作为可贩卖的商品来牟取暴利。与之伴随着的,则是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历史遗迹不断被破坏……这样的考察还可以不断继续下去。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哈维向我们点出了当下这轮“商品化”操作的真正变态之处——这些明码标价的东西(基因材料或河流山川),“事实上从未被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在哈维看来,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诞生时期称为 “原始积累”的残忍行为,如今已经升级成为“掠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在当下“世界”的“卑污清单”上,哈氏进一步向我们列举道:“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强行驱逐农村人口(比较墨西哥和中国的事例,近些年来约有七千万农民离乡);各种形式的财产权(公有、集体、国家,等等)转化为排他性的私人产权(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镇压公共权利;劳动力商品化、压制替代性的(地方的)生产形式和消费形式;资产掠夺(包括自然资源)的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过程;交易和税收的货币化、尤其是土地的货币化;奴隶贸易(尤其是在色情行业中延续);高利贷、国债,以及最致命的——利用信贷系统作为掠夺性积累的激进手段……我们现在还可以在上述机制列表中加上大量技术,如从版权和知识产权中掠取‘租金’、减少或消除各种形式的公共财产权(例如国家养老金、带薪休假、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这些财产权是通过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阶级斗争而赢得的。”

  以上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造的孽。而最使得新自由主义区别于马克思时代古典资本主义的地方,则是1980年代以后开始的金融化强劲浪潮。今天,绝大部分的金融资本已经远离生产性活动,而纯粹是被用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各种投机活动,以此获取更多的货币资金。这就是斯特兰奇所说的“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大部分的金融资本已同推进生产领域的投资无关(生产投资和物质基础设施投资已大幅减少),而只是进行单纯的投机行为。华尔街所专注的最大问题,不是如何提高生产力和扩大再生产,而是如何为它所掌握的所有盈余资本找到赢利性归宿。换言之,在新自由主义格局下,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从生产体系转变为金融投机体系。投机、掠夺、欺骗、偷窃,成为就当下金融体系里的主要活动,哈维掰着手指向我们具体列数——“存货促销、旁氏骗局、借助通胀进行的结构性资产破坏、通过合并于收购进行的资产倒卖、债务责任等级提升(甚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致使全体人民变成债务奴隶),更别提通过信贷和证券操纵所进行的企业欺骗和资产掠夺了(借助证券和企业破产来掠夺和撤销养老基金)。”哈维在这本出版于2005年的著作中,已经预计到五年内非常可能发生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本身,总是意味着一轮总体性的掠夺:通过大量的资本贬值、无数人的倾家荡产、社会的深度毁坏,财富被转移到那些避过危机的金融投机者手里——资产所有者或业主无法继续保持自己的财产,而只得被迫以极低价格转让给那些拥有流动资金的资本家……哈维在《简史》中甚至宣称,“金融危机是精心设计出来协助掠夺性积累的”,因为“在金融崩溃之后,统治精英有望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鉴于这些观察,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成就”,并非生产和提高世界的总财富,而是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难以置信的财富和力量,如今都聚集到资产阶级上层队伍手里,这种现象自1920年代以来还是第一次发生”;而“对于那些被市场体系抛弃的人来说(相当数量任由处置的人们,被剥夺了社会保障和支援性社会组织),他们从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只能盼来贫穷、饥饿、疾病,还有绝望”。这个重新分配的操作(通过“掠夺性积累”进行),并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因为即使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新自由主义国家”也是救富不救贫。小布什政府的“再分配”举措,根据哈维的观察,从来“是向上分配给大型企业、它们富裕的行政总裁们,以及它们的金融或法律顾问们,代价却是牺牲穷人、中产阶级,甚至普通的持股人(包括养老基金),更别提将来的后代了”。哈维提醒我们, “传统凯恩斯主义可以被任意删改并彻底颠倒,对于这一事实我们无需惊讶”。

  2008年以降的这场金融危机,已经完全证实了哈维的观点: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一大批大型金融机构面临全面崩盘;当一批又一批银行家、金融巨头跑到行政官员那里求助后,美国政府决定豪掷七千亿美元来救市;这是自八十年前的“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然而一出台就遭到大量民众乃至政客的反对(值得注明的是,左翼的民主党赞成而右翼的共和党反对)。被集中质疑的是:为什么进一步要普通市民们(即纳税人)掏腰包,来拯救真正需要负责任的人(即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那些大银行家们先是主张资本主义式的放任型扩张,现在出了事却要求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掏国库的钱来救自己,而民众却在经济危机中失业、信用破产与失去房子。那样的话,金融机构可以更不负责任:有了政府国库这个大保险,更可以肆无忌惮地追求高风险的投机利润,出了事则可以把灾难性的损失转嫁给现在和未来的纳税人。

  然而,对“新自由主义国家”而言,这种变态的救市方案确是必需:如果那些华尔街金融资本家全都完了,整个金融系统也就彻底崩溃了,随即是大面积的企业破产,更多的民众失业、消费收缩,附带的情况是整个社会的纳税能力大幅降低,从而使国库空虚,引致国债增加、“印钞机”大开或国家破产……因此,大金融资本家们必须不倒。即便国家的救市只会使得金融家们以后可以更胆大妄为,但却是必须把钱砸给这批富人,确保他们不能都玩完了。于是,就如齐泽克所评论的,“如果救市方案真的算是一项‘社会主义’措施,那也只是一种很怪异的‘社会主义’:这项‘社会主义’措施的目标不是扶贫却是助富,帮债主不帮债仔。” 于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变态逻辑是:为了实质性地帮穷人,就不能直接救助穷人,而是把钱拿去给富人,只有他们继续大发其财、金山不倒,穷人才能获得相对而言较为长期性的生活保障(华尔街一倒,一般工人更没好日子过)。因此,尽管晚近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似乎正逐渐复苏起来,然而新自由主义格局下的这个变态“怪圈”,迟早会在一次不可收拾的全面危机中,把整个“世界”吞没。换言之,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标识了资本主义系统的末日——它走到了自身的尽头,或者说,走到了自身的反面(投机性的金融市场已经完全无视生产)。哈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宣称,“一场强而有力的社会民主运动与工人阶级运动,反倒比资本主义阶级力量更有可能拯救资本主义。”

  今天新自由主义格局下的富人们真正担心的,诚如哈维所分析的,并不是金融危机:尽管一部分人可能要破窗而逃,但挺住的那些人却可以通过经济崩溃而继续获利,更何况还有国家在后面进行着“义务输血”……就算真的有一场不可逆转的全面危机爆发,也是首先“吞没无权之人与毫无疑心的人,而精英则早就准备了逃命方舟,起码一段时间内他们可以活得很好”。他们真正担心的,乃是政治运动——没收财产和革命暴动;换言之,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借用姜文晚近电影的标题——“让子弹飞”。现在,这些人已可以指望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精密军事装备(以私人公司运作的军事承包商“部队”),来确保自己的“自由王国”免受 “侵入”。  

  这,就是福山所谓“终极治理形式”的真正面目。这个治理形式继续高举自由、民主的大旗,然而,哈维毫不客气地指出,新自由主义在撒谎。“新自由主义国家”这种治理形式的根本任务,就是“为国内外资本的高盈利资本积累创造种种条件”。小布什在2004年的总统致辞中曾说,“自由是上帝给世上每个男人女人带来的礼物,我们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有义务推动自由的传播。”然而,在这类冠冕堂皇的话语中,“自由”的实际意思往往是“自由贸易”、 “自由市场”、“资本的自由流动”;换言之,“自由”仅仅意味着,取消对“掠夺性积累”的一切制度性阻碍。是以,“自由只是个代名词”,“好的自由已经丧失,而坏的自由横行霸道”。至于民主,“新自由主义国家”更是内在地同其格格不入。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者偏向专家和精英的统治;政府强烈偏向行政命令和司法判决,而不是民主和议会的决策;新自由主义者偏向于把央行等核心机构与民主压力隔离开来。”换言之,民主本身就是“掠夺性积累”的一个制度性阻碍, “如今,名义上‘民主’的国家(如美国)在民主方面的缺陷非常严重”。哈氏的结论是,这些新自由主义者挂在嘴边的美好大词,尽是意识形态的谎言,“仁慈的面具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材质的一部分”。而各种各样深重危机(生态的、金融的、社会的、政治的……)的轮番侵袭,使得新自由主义所倚赖的普遍性修辞(该制度安排有利于所有人)底下的欺骗性,已无法再用“美好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过渡期’”为名来继续掩盖。

  然而,福山论题里的如下这点,却正在不断变成现实:这种“新自由主义国家”,正在向“所有国家的惟一政府形式”方向快速拓展,从英国到瑞典,从美国到墨西哥、阿根廷、智利,从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到“‘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则设置了新自由主义标准和全球经济互动的规则。在哈维向我们提供的这幅新自由主义地理景观中,我们找不到替代性方案的地理出口。历史,似乎真的终结了。后柏林墙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格局,不仅“终结”了作为替代性方案的社会主义,也“终结”了古典的资本主义——诚如哈维所论,“依照马克思的自由标准,并且几乎肯定也依照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自由标准,新自由主义化无疑要被认为是巨大的失败。”

  为了突破这幅历史终结的“世界”画面,哈维走回传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就前者而言,哈维强调,尽管“阶级”一词已经被极大地贬值化,但“我们必须汲取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如果事情看上去像是阶级斗争,其行为方式像阶级战争,那么我们就该大方地称之为‘阶级斗争’”;在后者上,哈氏则宣称,“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国家在世界上的迅速增加,背后都藏着美帝国主义的利爪。”基于这一“老左派”立场,哈维指责“后现代知识潮流”偏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轨道,认为“后现代主义”对“真理”向度的取消,使得新自由主义更加得以猖狂,“这些潮流不自知地与白宫走到一起”。哈维当然也注意到了在今天“种族、性别、族裔等区分,与阶级身份密切交织在一起”,但他对这些“后结构主义政治学”并未认真处理(可资比较的是,拉克劳与齐泽克为此问题展开了十多年的论战),而是倾向于视之为后现代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合谋。

  于是,哈维所面临的问题,正是福山所庆祝的局面:在二十世纪漫长较量中败下阵来的“替代性方案”(从1970年代末“毛泽东-邓小平转向”到十年后的“苏东转向”),如何同哈氏自己所描述的当下弥漫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力量”相抗衡?“世界”是否真的如哈维所说,“已经准备好拒绝这种帝国主义姿态”?值得再进一步追问的是,拒绝了以后,我们又往哪里去?重新回到1917年、1966年?又凭什么来保证不会随即又走到1978年、1989年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用句俗话来说,哈维有什么“真能耐”,来破解福山笔下的历史终结画面?就哈维现下所勾勒出的“自由的前景”而言,福山,很可能是笑到最后的一个。  

  我们看到,哈维此书,确实对福山论题构成了一系列的反题:彻底平等、无阶级结构的“完美国家”或者说“终极国家”,恰恰是纵容一小撮人肆意掠夺社会大众、重新制造“阶级分化”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在这种“终极治理形式”下,代之以“一切让人快乐的东西”,人们遭遇到的是“贫穷、饥饿、疾病,还有绝望”;斗争(乃至战争)非但没有终结,相反在各种危机侵袭下此起彼伏;而“真理王国”(“自由王国”),只是意识形态的谎言……然而,哈维的问题就在于——只满足于做一个“史学家”(堆砌史料与数据),而不进一步追究这些“新自由主义”现象背后的“历史哲学”问题(继承黑格尔-科耶夫路向的福山,则直接在这个层面上立论):如果“新自由主义”是现代性自己种下的一个激进苦果(资本主义走到了自身的反面),那么反对“新自由主义”,则必须处理在列奥·施特劳斯所说的“政治哲学史”向度中何去何从的问题;仅仅去简单地重新启用已经哲学性地贬值了的“阶级”或“真理”这些本质主义概念,并不能真正动摇当下 “新自由主义格局”之根基。

  真正的“政治哲学史”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资本主义一样,是以“合理-经济人”(rational-economic man)作为根本性的哲学预设,当这一“现代性”路向在社会-政治的制度性层面走到死胡同的尽头后,人类“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

  是重新返回“古典性”的主张(如施特劳斯所建议的那样),以自然(古典形而上学)或上帝(神学)作为人类“世界”制度安排的终极根据?还是追随尼采,将“现代性”推向不同于“合理-经济人”(尼采眼中的“末人”)的另一头——以权力意志开创全新视域的存在主义“超人”?

  抑或,在历史哲学层面上接受“现代性”走向其末日的命运(不管是否备有“方舟”,这个“世界”都将被新自由主义巨浪吞没);换言之,走向彻底虚无主义,“神马都是浮云”?还是改投世俗时代的“信仰之门”,“信春哥,得永生”?

  哈维自己在书中曾言:“我无法依靠哲学论辩——指出新自由主义权利制度是不正义的——来说服人们”;但是,“反对这种权利制度相当容易”,只需要罗列经验世界里的诸种卑污现象即可。正是这一姿态,注定了哈氏只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批评家,而无法进一步在后设层面上真正有所建设。如果人类仍尝试改变对 “世界”和对自身的根本性理解(即,拒绝历史已经“终结”),那么,我们所需要的工作,绝不仅仅是堆砌经验现象(史学家的工作)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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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