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仇恨没有未来

11/02/13

作者/来源:马立诚(2013-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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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宽容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对日本的考验在于,日本能否像德国那样彻底反思历史;对中国的考验在于,中国人可否展现出不输于法国人的气度和胸怀

法德和解的启示

仇恨没有未来。这句话,是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2004年6月6日纪念二战中盟军登陆诺曼底60周年时讲的。这一天,包括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内的16个国家首脑出席了在法国诺曼底海滩的纪念仪式。引人注目的是,德国时任总理施罗德也出席了纪念仪式。

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盟军集结上百万兵力,发动陆海空三路攻击,在枪林弹雨中与德军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抢滩登陆战,无数盟军官兵葬身大海和海滩。经过几天几夜激烈鏖战,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向德军发起纵深反击,最终取得二战胜利。

2004年6月6日旭日东升之际,几百名二战时期的老军人站在诺曼底海滩默哀,悼念在德军枪林弹雨下阵亡的战友。

希拉克总统和施罗德总理共同为诺曼底登陆纪念碑揭幕。碑上深红色的法语铭文是:“2004年6月6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与德国总理施罗德共同参加了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碑文如此简单,只是陈述了一件历史事实。但在场的人深信,这一历史事实将产生长远的影响力——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也为世界的未来提供了光辉的参照。

希拉克总统给二战老兵授勋之后,在演讲中特意解释了邀请德国总理出席的原因。他的话好像特意对施罗德而说:“60年过去了,无论你们还是我们,都不曾忘记那个决定欧洲和世界命运的时刻。60年前的今天,这里是血与火的战场,但这里更是新生的开始——欧洲联合起来,以及支撑这一合作的和平、民主、自由的理念,正是从此产生的。我希望德国与我们一同记住自由的理想重归这片大陆的那些时刻。我们树立起法国与德国和解的榜样,是为了向世界宣示,仇恨没有未来,通往和平之路永远开放。今天,德国总理的光临,再次见证了我们为实现民族和解所作的长期努力取得了效果。”

德国总理施罗德讲话说,他出席这次纪念活动,是为了让后代牢记欧洲人维护持久和平、共同建设欧洲的责任,也是为了悼念被希特勒杀害的死难者。他说:“虽然战争给我们留下了不同记忆,但我们拥有共同的信念,我们都渴望和平。德国人未能阻止那场战争,为此深感历史的责任不能推却。我们知道是谁发动了战争,我们承认自己的历史责任,我们会严肃地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

施罗德在纪念活动中接受了法国《费加罗报》采访。他说,他的父亲二战期间死在罗马尼亚。对于经历过战争的老一代人来说,战争造成的苦难是刻骨铭心的。

一些国家的媒体评论说,德国总理出席诺曼底登陆纪念仪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和解不是为了追求短期利益,不是迫于外在压力,也不是出于什么“战略平衡”的考量,而是基于双方永远放弃战争的共同决心。

近代以来的欧洲,随着工业文明的进展,在带给人类先进文明和先进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和战争。由于资源争夺、利益冲突、民族主义燃烧、意识形态敌对、世仇、误解以及争夺主导权等原因,欧洲在半个世纪内先后遭遇两次大战,险些成为文明的祭品。战后欧洲痛定思痛,不再相信眼泪,不再相信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欧洲相信价值,相信对话,相信实实在在的制度建造,相信只有通过自由、宽容与和平价值的共识,以民主手段推动欧洲联合,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战争。

法国学者说,战后德国经历了双重解放:首先是在反省基础上摆脱了历史重负的解放;再有就是今日德国以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的姿态,在国际社会承担起维护和平与民主价值的重任。

我的一位德国老朋友、德国《世界报》驻中国记者约尼·埃林(Johnny Erling)经历了法德和解的进程。他对我说,法国和德国的战争次数要比中日两国多。二战后,法国总统戴高乐和德国总理阿登纳站得比较高,看到法德关系实为欧洲关系的枢纽,法德和,则欧洲和。戴高乐和阿登纳二人倾力合作,抛弃历史宿怨,打造了新型法德关系。1963年,两位领导人推动两国签署了《爱丽舍宫条约》,确定两国合作的步骤与目标,从而推动了整个欧洲的和解与合作。

至今,法国与德国一直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例如现在在欧盟里,没有这两国同意,任何事情都办不成。随着欧盟扩大,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法德合作始终没有改变过。可以说,没有法国与德国的和解,就没有欧洲的今天。

法德和解背后的理念是和平、宽容、自省、对话和理解,总之是放弃仇恨,解开世仇死结。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极权主义和各种极端主义孕育的暴力、强制、独裁、谎言,是过去欧洲战火频仍的原因,也是现在世界不安宁的根源。因此,战后欧洲经过反思,在观念和体制上的创新,具有世界意义。同样道理,没有中日和解,也就没有亚洲的安宁。这里的关键是不再延续仇恨。

2007年3月13日,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的亚历山大·唐纳用自己父亲的故事,说服那些不赞成与日本签订安全协定的澳大利亚人。唐纳说,澳大利亚军队在二战中曾与日军厮杀,现在要和过去的敌人发展紧密军事关系,可能会让一些人不舒服。可是,澳大利亚人应该表现出宽容之心。唐纳说,他的父亲老唐纳爵士在二战中被日军俘虏,关押在新加坡樟宜监狱长达3年半,受尽折磨。上世纪50年代,老唐纳出任澳大利亚部长时,他对日本的感情也很复杂。唐纳外长说:“我父亲认为,虽然日本人虐待他,他自己也险遭毒手,但是世界是向前进的。他最终还是认为,澳大利亚和日本必须共同向未来迈进。”

美国作家亨德里克·房龙(Hendrik Van Loon)在名著《宽容》一书中说,宽容是人类最高美德。

宽容能够促进和平、理性、自由、民主、科技进步与繁荣。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不再逞威之后,天文学才能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英国大宪章的诞生,也是英国被压迫者和国王互相妥协的结果,这一宽容成果使英国以较小代价逐步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

房龙认为,宽容需要较高的智商才能接受和理解,智商不够的人常常不能宽容别人。他说:“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这些人从思想上说,是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的狭隘偏见的人,他们看到整个人类具有广阔多彩的前景。”什么样的前景呢?房龙说:“既然我们举目共望同样的星星,既然我们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伴,既然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天空里,那我们为什么还总是彼此为敌呢?”(《宽容》,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396页)写过《1984》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英国人》这篇文章中也说,虽然“很多英国人不会接受其主要特征为仇恨和非法的任何主义”,但是“英国排外情绪在工人阶级中比在中产阶级里更强烈”。(《奥威尔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178页,192页)房龙的《宽容》出版于1925年,奥威尔的《英国人》写于1944年。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科技进步、教育普及、生产发展和全球化趋势,大大改变了人们的心态。宽容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不再只是局限在一个精英小圈子里了。

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宽容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对日本的考验在于,日本能否像德国那样彻底反思历史;对中国的考验在于,中国人可否展现出不输于法国人的气度和胸怀。

说到中日和解问题,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希望两国能够放弃仇恨,实现宽容。

2005年9月18日,朱学勤在《新京报》发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感言》一文,阐述了他的宽容观。

这一天正是九一八纪念日。朱学勤说,“中日关系乃亚洲区域政治之枢纽。中日安宁,亚洲安宁;中日反目,亚洲反常。日本有日本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问题。日本有忏悔但缺乏诚意,而且至今仍有教科书问题,应当批评。就中国而言,“青年教育中有悖人道、有悖民主、有悖史实处尚存,应汰洗陈年暴语,建立公民教育。现代大国的基础,第一在制度,第二在公民。有制度有公民,国力日增为和平之力,不必言永不称霸,世人当以民主国、文明国待我;无制度无公民,国力日增徒为蛮力,信誓旦旦无人信,既为本国祸,亦为各国厌,最终得而复失,一朝倾覆。即此而言,敌国之鉴亦为我之鉴:战前德、日也曾由弱转强,一旦转强,立刻坠入战争深渊。战后经民主改革,洗心革面二度崛起,相邻者虽为战胜国,瞠目其后而不可及。我为战胜,当可一庆再庆,敌为战败,为何一兴再兴?可以欢庆的是战胜史,值得深思的则是战后史。”

接着,朱学勤以美国内战史为例,深刻揭示了何谓宽容。众所周知,当时美国南部搞分裂另立国家,掀起战争,最终北方战胜南方,保住美国统一。朱学勤说:“美国也有内战,丧生62万,为当年人口六十分之一,却无战犯,亦无肃反,更无一兵一卒因‘历史问题’而遭清算。北方接受南方投降之日,林肯亲自点受降曲:‘我的南方兄弟’。葛底斯堡演说为传世经典,江泽民访问哈佛曾当众背诵。林肯演说只重申民有、民治、民享建国理念,无一字羞辱南军兄弟。此后林肯不幸为同情南方者刺杀,北方政府亦不曾为此掀起大狱,扩大打击面。小说《飘》,政治立场可谓‘反动’,站在南方立场控诉北军‘烧杀抢掠’,却从未遭到封禁,一版再版,方成世界名著。南部总统戴维斯安享晚年,活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战后当选联邦参议员,碑文曰:‘一心为公’。更有甚者如南部亚特兰大市,竟在郊外以全山浮雕,勒刻南部统帅李将军山体形象,游人如织仰首观瞻,亦不见北方政府震怒。”

2012年,《环球人物》第11期发表张小平的文章,以南非总统曼德拉为例,谈到告别仇恨的最佳方式。

文章说,1994年,南非人格里高非常不安。因为这一年,他曾看守了27年的要犯曼德拉当选为南非总统。格里高想起自己过去对曼德拉的虐待,万分忐忑。那是在荒凉的罗本岛上,曼德拉被关在锌皮房里,白天采石头,或是下到冰冷的海水里捞海带,夜晚则被限制一切自由。因为曼德拉是政治要犯,格里高和同事经常侮辱他,动不动就用铁锹殴打他,甚至故意在饭里泼泔水,强迫他吃下。

5月,格里高和他的两个同事受到曼德拉亲自签署的就职仪式邀请函。三人只能硬着头皮参加。

就职仪式开始,曼德拉致词说:“能够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我深感荣幸。让我高兴的是,当年陪伴我在罗本岛度过艰难岁月的三位狱警也来到了现场。”随即,曼德拉把格里高等三人介绍给来宾,并与他们三人一一拥抱。曼德拉说:“我年轻时性子急脾气暴,在狱中,正是在他们三位帮助下,我才学会了控制情绪。”曼德拉这一席话,让当年虐待他的三个人无地自容,更让所有的人肃然起敬。人群中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仪式结束之后,曼德拉再次走到格里高身边,平静地对他说:“在走出囚室,经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我已经清楚,如果自己不能把悲伤和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格里高禁不住泪流满面,那一刻他终于明白,告别仇恨的最佳方式就是宽容。

中日民间人士的理性互动

值得欣慰的是,2012年夏秋之际,正当中日两国因钓鱼岛问题激烈冲突走向战争边缘之际,中日两国民间的一次重要互动,表现出理性、宽容和互相理解。

《新京报》2012年10月7日报道说,9月28日,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为首的日本近1300名知识分子发表联合声明《终止领土问题的恶性循环——日本市民的主张》,要求日本政府处理相关问题时要反省历史。这个声明的全文在中国许多网站上广泛流传,主要内容如下:

基于尖阁群岛 (钓鱼岛)、竹岛(独岛)引发的一连串问题,导致了日本周遭紧张提升。回顾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给予日本同情的温家宝、李明博两位领导人进入灾区勉励人们的情景,现在的事态令人感到悲哀。对日本而言,韩国和中国都是相当重要的邻邦,也是建立地区和平及繁荣的伙伴。我们身为日本国民,对此深感忧虑。

日本占领竹岛(独岛),是在日俄战争期间的1905年2月,当时韩国正被殖民地化,是外交权遭到剥夺的时期中。这对韩国人而言,不仅仅是个“岛”,也是被侵略的象征。这一点是日本人必须要理解的。

尖阁群岛(钓鱼岛)也是在1895年1月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纳入日本领土的。3个月之后的马关条约中,台湾及澎湖列岛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些地方,都是在韩国和中国最为脆弱,不能行使外交主张的情况下,被日本占领的。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但是友好转变成纷争的原因,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购买钓鱼岛以及日本政府以此为契机宣布国有化的方针。中国方面认为,这一举动违反了双方“搁置争议”的默认。应该指出的是,日本国内对于石原慎太郎的行为批判力度不够。另外,野田政府在7月7日发布国有化方针,也触碰了中国人敏感的日子(七七事变)。

领土问题挑动神经,一方的行动将激发另一方的回应。辗转升温,谁也无法预料是否会发生战争。我们反对任何形态的暴力行为,主张和平对话解决问题。各国政府和媒体应该负起责任,克制民族主义,冷静处理问题。在此陷入恶性循环之际,媒体呼吁社会保持冷静的责任更重要了。

领土问题除了以协议、对话方式进行,别无他法。因此,日本政府应该停止“领土问题不存在”的提法。不论由谁看来,领土问题和领土纷争都是存在的。如果不认同这样的事实,就无法进行协议和交涉。同时,“固有领土”这样的概念,不论对哪一方而言,本来就是不可能的概念。

在双方交涉期间,至少应该维持现状。双方都要克制行动,并应制定出相关问题的基本规则及行动规范。马英九在8月5日提出东海和平倡议,提出搁置争议、协商处理、和平解决、制定东海行为准则等提案,是理性的声音,值得提倡。

钓鱼岛自古以来是台湾、冲绳等周边岛屿渔民生产生活的场所,他们不希望这里成为斗争焦点,应该尊重在此生活的人民的声音。

日本最重要的就是应该认识、反省自己的历史,尊重与中国签署的重要文件,并且应重申对于历史进行反省的 “河野谈话”(1993)、“村山谈话”(1995)、“菅直人谈话”(2010),加深与邻国的和解、友好、合作。此外,应该确认与中国、韩国共同进行历史研究的成果。至于日韩关系,应该重申宣告1910年的《韩国合并条约》无效。

对于争议领土的周边资源,除了共同开发、共同利用之外,其他办法不可行。虽然主权无法分割,但是渔业等资源是可以共同开发、加以分配的,不能仅仅只围绕于主权的冲突。对于资源共享、利益共享,应该通过和平协商加以解决。应当将引发民族主义纷争的种子,转换成地区合作的力量。

不应把与邻国的冲突作为强化日美安保条约的借口,并以鱼鹰运输机等配备增加冲绳的负担。

最后,我们建议,领土纠纷问题不仅存在于政府之间,也存在于日、中、韩以及冲绳、台湾之间的民间层次,后者也应该建立起重视诚意和互信的对话机构。

大江健三郎等人的声明,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10月3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民间人士回应大江健三郎等人,在互联网上签署了题为《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我们的呼吁》的声明。截止到10月30日,两岸四地共计785人签署,其中有不少知名人士如梁文道、叶廷芳、陈冠中、杨锦麟、闾丘露薇、朱天文、朱天心、虹影、崔卫平、李银河、贺卫方、钱永祥、查建英、苏小和、卢跃刚、铁流、徐晓、蒋方舟、高全喜、叶匡正、周实、周保松、严博非、解玺璋、夏业良、孟湄、杜小真、老村、李公明、侯孝贤、胡发云、傅国涌、葛红兵、范泓、陈宜中、艾晓明、王小山等人。《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我们的呼吁》主要内容如下:

最近,因钓鱼岛引起中日关系危机,尤其是在中国社会造成的震荡,令人深感忧虑。我们正好读到了日本市民发起的联署声明《终止领土问题的恶性循环》,明显感受到来自日本人士的诚恳善意。这份声明不回避早年日本殖民历史和钓鱼岛之争的源起,又立足于多年来两国之间已经发展出来的友好合作关系,尤其是着眼于和平相处的未来,这是将危机处理成一个契机的良好做法。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呼吁:

钓鱼岛的领土争议,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前人亦已提供给后人务实的思路。1972年,周恩来先生即表示了“搁置争议”的意向,1978年邓小平先生明确继承了这一方针,为的是不让钓鱼岛问题成为妨碍两国之间正常交流的障碍。在今天看来,这个决策仍然是明智的。因为在现状之下,任何单方面的解决方案,都只会导致武力冲突乃至于东亚和平局面的崩溃。一旦钓鱼岛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在没有更好的对话、磋商可能的情况下,都先要回到这个立场上来。

对于最近日本政府在钓鱼岛归属上的一系列论证,我们认为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不能否认,战后日本在承担历史责任方面,没有做到让周边国家的人们心悦诚服,在中国民间,始终存在许多积怨。首先需要面对这些积怨,然后寻找化解的途径。这一方面需要对于战争的过去有足够的认识,体现以德服人,另一方面,不能再制造新的争端,激发起本来就存在的怨气。

中国大陆近三十余年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这与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着密切关系。需要珍视目前已经取得的成就,因而也珍视与周围邻国拥有稳定和谐的友好关系。因此,就目前紧张局势而言,我们希望争取一切可能的途径对话协商,继续保持与日本及其他周边国家和平稳定的关系。不论是国家还是人民,只有在和平中才有繁荣昌盛。

战后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成果,世人瞩目。我们看到了日本社会和人民在今天的改变,看到了许多日本人士在战争道歉和重建和平方面的可贵努力,以及日本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上的有力援助。因此,这就需要人们在正视历史、记忆历史的同时,也需要根据当今日本现实,做出新的认知和判断。

我们警惕和反对任何利益集团或政治派别,为了自己的目的和利益,挑起领土争端,操弄和绑架民意,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在解决领土争议和取得和解问题方面,政府本身拥有更大的责任。一旦发生危机,政府也有责任引导民众理性认识问题和采取行动。

2012年9月中旬,在中国一些城市发生的因钓鱼岛争端激化而引发的打砸烧行为,我们非常痛心,并加以特别谴责。这些极少数人的做法,不能代表两岸四地大多数人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普遍看法。我们十分不希望这些行为引起国际社会的误解,从而引发经济方面的倒退,和其他方面更多的倒退。

最近,中日文化交流受到限制,有关日本书籍的出版与发行也在部分城市一度受到殃及,这是极其不明智的,也是令人遗憾的。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有着十分具有说服力的丰富成果。领土或政治方面的争议,不应无限制地扩展到其他领域。在睦邻关系当中,人民之间的关系起着主要作用,真正深远的意义在这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应尽快恢复双方民间的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正常的合作交往,尽量弥补因为最新争议造成的损失,尽快撤销所有缺乏长远眼光的临时措施。

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故土上生活、劳作,养育后代,参与社会事务及国家事务,拥有对于国家的主权,并拥有对于国家主权的一份发言权。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在政府处理主权事务时,需要倾听民众的意见,而不是把民众甩在身后。

在两岸四地和日本的教科书里,应写入中日两国全面而真实的近现代历史。中国的教科书也应增加不同民族相处与融合的教育,以利下一代思考判断,并培养开放的心态去了解与自己不同的国家和人民,发展中日民众之间的互相尊重,让年轻人在伙伴关系和友谊观中正常生长。

我们也认为,涉及领土、国家主权等国际事务的事情,不独两国政府责任。应该更多发展民间交流渠道,增进互相了解,为子子孙孙创造和平的未来。

在中日因领土归属引发的激烈争斗中,两国民间人士能有这样举世瞩目的较大规模的理性互动,是两国交往史上第一次。日本主要媒体对中国民间人士的声明内容作了详细报道,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次互动,是两国民间人士化解仇恨、走向宽容的一次重要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未来。这正是对日新思维致力的方向。中日关系今后还会有波折,但从民间来看,曙光已经出现。这是亚洲联合起来成为一家人的基础,我对此抱有审慎乐观的期待。

中日关系的关键

日本人用筷子吃饭,日语中保留着1000多个汉字。不懂日语的中国人翻看日本报纸杂志,也能猜出许多文章大意。日本有些车站至今还使用“驿”这个字(某某驿),显然从中国古代“驿站”沿用而来。走在日本大街上,看到“珠算馆”等招牌,油然而生亲切感。到了京都,宛如回到唐代中国。这与我在美国、墨西哥街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日本人研修中国书法卓然有成。

2010年4月,我在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时,曾拜访后来成为日本经济担当大臣的国会议员海江田万里,他亲自用毛笔在我的笔记本上以工整小楷写下唐代诗人杜牧的七言绝句《清明》。他说,自中学起就喜欢中国古诗并练习书法。在东京神保町书店一条街,我曾购得日本医生细井广泽的行书字帖《古诗十九首》。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浏览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的著作,不但有研究上古古籍《尚书》、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等累累成果,而且还有细致地研究晚明时期士人生活的著作。中国的《论语》、《三国演义》、《西游记》在日本广为人知,并深深契入日本人的生活。

综合以上因素,像日本这样与中国文化千丝万缕密切联系的国家,全世界没有第二国。2011年,中日两国经贸往来达3500亿美元。就此而论,中国完全有可能把日本拉到自己一边。关键是四条。

一是战略思维,超越眼前的争斗与纠缠。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等几位领导人在对日关系上超越积怨高瞻远瞩,启示良多。说到战略思维,介绍一下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2005年1月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就是《大战略观》。刘亚洲说:“美国知道,以现在的情势,靠中日任何一国单独的力量,都不可能动摇美国的亚洲地位,唯一可能的就是中日联手。中日如果联手,就可能形成欧盟那样的亚盟。中日联手,受益的不仅是中日两国,还有全世界。受损的只有美国。很多人总以为美国在亚洲唯一的对手是中国,所以才用台湾牵制中国,这就把美国看得太简单了。美国是让中日互制,然后再分别制之。”“美国不仅要遏制中国,还要遏制日本。再进一步,利用中国遏制日本。更进一步,利用日本遏制中国。美国把中日两国都当成棋子摆布。”不知读者以为如何。

二是化解仇恨,以宽容心态展望未来。邓小平说:“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2008年5月8日,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这里再引一段刘亚洲在《大战略观》一文中的话:“中日两国都应该具有开阔的眼光……只要中日双方不能超越历史和仇恨,还这样死死盯住对方,中日双方就谁也成不了世界大国,永远在亚洲作二流国家。”

三是对日本开展细致工作。据中联部前部长朱良回忆,周恩来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百忙之中,竟然能够抽出6小时和日本一位朋友聊天,促进中日理解。今天中国的官员,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步?

四是在教科书和政治教育中涉及中日关系的内容,要全面反映两国的历史和现实。除了两国战争之外,应该增加两国长期友好交流、互相学习的历史,以及日本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援助和两国经济相互融合的内容。

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作的报告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我们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渴望发展,愿同各国人民一道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不懈努力。

就中日关系来说,要实现这庄严的承诺,就应该化解仇恨。正如邓小平所说:“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美国对于英国的历史问题是这样做的,法国对于德国的历史问题也是这样做的,这是理性的选择。因为,仇恨导致偏狭、误解和战争。仇恨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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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