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祈愿政治流亡者早日回家团圆

09/02/13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光阴荏苒,白云苍狗,似水流年,这一些描述世事沧桑的文字的实际意义,对部分早年新加坡政治斗争历程的参与者而言,应该更是一种无奈的苍凉。是的,半个世纪的漫长时光,眼皮底下瞬间消失无踪;在剩余的人生时间里,回家团圆的前景依然一片迷茫。

就在上周末,新加坡见证了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的50周年纪念日。芳林公园演说角落举行了纪念活动,讲台的右侧摆放了两幅布条,一幅呼吁‘废除《内部安全法令》’,另一幅则要求‘让政治流亡者安返祖国’。

这两幅布条清楚浓缩了当年的历史场景,以及,当下集会活动的目的。

回顾一些陈年旧事,或许,会有助那些对新加坡真实历史,感到陌生的新生代,多了解一些早年的新加坡政治历史,尤其是李光耀在这些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新加坡为何必须废除内部安全法令?

内部安全法令源自1948年的紧急法令,也即是动用维护公众安全法规PPSO (Preserv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rdinance) 的权力,是当年英国殖民政府用来打击所谓的颠覆社会安全的反殖民运动。1955年,法规正式成为法令,允许殖民总督为了社会安全的理由,无审讯的囚禁扣留者。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马来亚的内安法令取代PPSO。

为此,内部安全法令的扣留者都被冠以颠覆社会安全的罪名,也就是说,不论是否持有可以在法庭上经得起考验的真凭实据,扣留者的政治身份就自然被判定为:要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同情分子。

由于,法令允许政府可以在不经过法庭的审讯情况下,长期的囚禁扣留者,于是乎,方便的成为执政者用来对付反对者的有效政治工具。

李光耀借助这些法定权力,把争夺统治权力的政党政治,界定为危及国家安全的颠覆活动。这一个背景下,李光耀伙同马来亚的马来人,和英国人共同执行了冷藏行动,来对付试图合法争取权力的政治对手,尤其是左翼华人工会和华文教育者。

李光耀利用冷藏行动总共逮捕了100多名政治对手,只有少数几名人士躲过浩劫。内部安全法令下,有为数不少的扣留者,被无声无息的长期黑牢囚禁;有10几年的,也有20几年的。

内部安全法令之极度残酷的情况,可以从被囚禁近20年之后,才获得释放的林福寿医生的演说中清楚得悉:[我的刑期] 总共是19年又8个月,这远比一个无期徒刑来得更长。无期徒刑犯获得1/3减刑后,在囚禁13年后获释。但是,我是在没有罪状,没有法庭审讯的情况下,却要遭受比无期徒刑犯更长的囚禁。

还有,李光耀更以内部安全法令塑造了一个世界第一,足以媲美南非囚禁曼德拉的25年记录。1966年10月29日, 25岁的谢太宝被逮捕,要等到迟至1998年,也就是32年之后,已经57岁的谢太宝,才重获言论与行动自由。

由此可见,李光耀把正当与合法的政党政治,界定为危及国家安全的颠覆活动,借牢狱囚刑的手段,来杜绝政治竞争,以巩固一党专政,一人政党的政体架构。

从人道主义来看,这种如此违背人类文明,和民主精神的政治手段,尤其是残酷的长期囚禁政治对手,是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最大声谴责。这应该就是为何新加坡必须废除内部安全法令的主要原因。

那么,人民行动党政府是否会考虑废除内部安全法令?

会的,因为人民行动党对这条法令的残酷性,和杀伤力最为了解,所以这群聪明人会在政权崩溃之前,在大势已去之际,设法瓦解所有对在野党不利的法律条文,比如,集选区和内部安全法令,以避免自己在下野后也遭受到同样的不公平待遇,和不人道的长期囚禁。说白了,一个即将溃败的人民行动党必然会好好盘算,如何避免自作自受,服用那些由自己精心炮制用来打击在野党的政治药丸。

其次,让政治流亡者安返祖国,说的是些什么?

新加坡的政治流亡者,从时间上来划分,有两类,近年来的一类,是个别人士因为挑战了李光耀政权,而遭受新加坡的司法制裁,所以为了逃避不利的审判结果和惩罚,无奈之下唯有选择流亡海外,诸如,陈华彪,邓亮洪,萧添寿,分别到了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居留。

另外,1987年,李光耀再度使用内部安全法令执行光谱行动,来预防类似菲律宾天主教推翻马可斯总统,的政治事故在新加坡发生,所以先下手为强,进行逮捕一些天主教的社会义工。由于事发突然,在毫无预警的状况下,政府一举成功逮捕了所有要拘留的人士,无人幸免。释放后的第二次逮捕行动中,一位前拘留者因公干出国,侥幸逃过再次入狱的灾难;此后,被逼滞留香港,成为另一位有家归不得的政治流亡者。

另一类,也是人数最多的,是新加坡上世纪50与60年代的新加坡职工会运动人士,当年,这一批人士主要是为了逃避内部安全法令的搜捕,转入地下活动,之后,离开新加坡。从此再也回不了家。

根据坊间的信息,2004年之际,有36名新加坡籍工运人士居留在泰国南部,其中包括,陈新嵘夫妇,方明武、张荣福、陈怀壁、田民、黄信芳(一民)、王文波、林源等等。

1948年紧急法令实施后,知名的共产党人纷纷离开新加坡。马来亚民主同盟的一名理事余柱业,转入地下活动,之后,从新加坡前往印尼,再稍后,到中国定居,最终在吴庆瑞和拉惹勒南的协助下,成功和女儿一道回返新加坡安度晚年。余柱业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子,其他大部分馬共人员则辗转到了泰马边区森林落脚。

1989年12月2日,马共,泰国和马来西亚三方,在泰国签署了《合艾和平协定》,结束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之后的多年里,约有400名马共成员成功返回马来西亚定居。

由于1965年8月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分治,而在1989年马来西亚与马共签署和平协议之时,新加坡始终没有参与,结果马共中的马籍成员可以选择回乡,但是有新加坡籍的马共成员的地位和处境就无所适从,不知何去何从。他们不能成为马来西亚公民;若要回返新加坡,却又困难重重。因此,大部分新加坡籍的马共成员仍然只能以泰国为家。   

为了解决新加坡人回返新加坡定居的问题,方壮璧在1991年秋给李光耀写了一封信,道明要回国归根落叶的意愿。4年后1995年9月,两人在北京会面,讨论如何解决过去的历史问题。

对此,李光耀表示,他已不再管理新加坡了,即使他仍在位,也不需要这样做,何况彼此间的斗争已成过去。如果方壮璧有意回国的话,只要把他的活动悄悄地跟新加坡内部安全局说一声,并且与马共一刀两断,就可以了。由于李光耀置身度外,前馬共人员回返新加坡定居的事情,不了了之。

这一批新加坡人的历史经历,和期待回家的心情,可以从台湾世新大学的馬共历史座谈会中,一个参与者的个人案例,看个究竟。

1937年林梅生于新加坡,1954年就读新加坡南侨女中,1957年加入马共外围组织的反英同盟,展开反英殖民的政治斗争,全力辅助李光耀参加新加坡大选。林梅在念高中二年级时转入地下,不久后离开新加坡,从此就再也无法回到新加坡。林梅先随丈夫先到印尼避难,再独立携带小孩到中国广东受方言教育,以电台广播对东南亚的人民作宣传教育,1989年和平协议签定后定居泰南亚拉市。

林梅表示,由于新加坡没有参与《合艾和平协议》,若她要回到新加坡就必须自白,以上电视的形式表示参与马共是错误行为。林梅强调,她这一生都投入到反殖民运动,争取马来亚独立,所作所为都是为群众、为人民,参与马共不是错误行为,因此拒绝签署自白书。

有家归不得的新加坡籍马共成员,就是放下武器归安后,仍不被通融回新加坡探亲。因为新加坡开出苛刻侮辱性的条件,要先签署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声明,在访新中途还可能受到盘问审查。

这一些历史事实,简略叙述了好些新加坡政治流亡者的不堪处境。这些都早已经是尘封旧事,不论他们的一生功过是非如何,好些都已经快要到达了人生的尽头。

新加坡政府何以不能摆脱李光耀的腐旧政治思维,重新以就事论事去界定历史?

如今,新加坡广开大门,欢迎对新加坡无所奉献的外籍人士前来定居,那又何以容纳不了流落在外的自家人?

李光耀的千金撰文纪念母亲时,告诉新加坡民众,我的父母深爱对方。是的,亲情无价,是人生中的无价之宝。何不想想,别人的父母也是一样彼此深爱对方?亲情是普世价值;亲情这一个基本人权应该得到尊敬,保障与给于同等的实践机会。

此刻,正是农历壬辰年腊月廿九除夕日,一个亲情洋溢温馨的日子,当大家围炉夜语忘刻漏,吹灯晓色盈窗几之际,或许,可以分点心思诚意祈愿所有的政治流亡者,尽快早日回返新加坡和亲人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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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