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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文学校课程的去华化

26/01/13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台湾学者,黄庭康《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的第六章,新加坡华文学校课程的去华化,是讲述统治者试图吸纳被统治者的文化,并将之重组成为有利统治者的社会构建,用以建立和巩固统治者的政权地位。

在这一个理论框架下,战后的新加坡政府,是要把战前华校采用中国国民政府教育课程的做法铲除。也就是说,政府是要通过去华化策略改革华校课程,通过打造新加坡意识的教学过程,排除中国文化在新加坡社会的影响力。

这一章的分析指出,英国人的政治观是有问题的,英国人认为华人具中国人意识思维的这一种观点,是完全忽略了在地的华人已经具有了在地人的意识。这是说,虽然华人有华人民族文化意识,但是,新马的华人也同时认识到自己已经是马来亚的华人。

战前的殖民政府对华校课程的管制是防御性的,动机是阻止反政府意识的滋长,着重排除不利殖民政府的教学内容,比如,三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之类的议题。

战后,英国人为了治理不可逆转的自治和独立政治的发展,刻意塑造在地人意识以抗衡华人意识。去华化策略的具体做法,是减少学校课程中的中国与中国文化内容,阻止华校散播中国为中心的意识。

为此,政府不但恢复了战前旧制度,也对教学机制进行了改革。1946年,政府恢复对华校教材的审核,也举办华校联合考试制度。这是通过考试范围,去控制教学内容。

另外,教育部设立了管制华校的官僚体系,以及着手编辑适合本地的教材。由于编辑和出版资源都是操在‘外来的’华人移民手上,去华化的原则很难落实。英国人认为:在可见的未来,本地出生的华人有能力编写华文教科书的可能性很低。

1951年方吴报告出炉,指出在多元社会强行整合教育会带来更严重的社会分歧,所以不排除母语学校,不过,呼吁华校摒弃分离意识与外国政治,兼顾中华文化与马来亚的其他文化。

为了确保马来亚意识,华校课程内容必须和其他学校一致。华校课程内容的在地化,使到华校教科书,必须舍弃大量与中国和中华文化有关的内容。在落实的行政过程中,政府对华校课程改革加入更多的去华化元素,因为殖民政府官员对华人怀有强烈的怀疑。

有鉴于英校有自由选择教科书的惯例,所以为了防止华校也可以无所忌惮的选择课本,政府试图通过对华校教科书的供应,去限制华校教科书的选择范围。除了禁止从台湾进口教科书之外,政府组织本地供应商,提供华校教材。为了严格管制课程内容,审议教材的委员会以官员为主,华教组织只是咨询身份。英国人不希望华文教育人士有机会阻扰去华化政策。

华社,包括总商会和新马的多家华教组织的同舟共济精神,在抗拒去华化的努力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华校使用购买教科书的选择权力,也就是说,通过拒绝购买的威胁,去影响教科书的内容,从而确保了学习中华文化的内容。

1955年7月,马来亚联邦选举,马华公会成为巫统的政治伙伴后,在华教问题的态度上,转为温和,此后,新马两地的华文教育各自发展。

1956年,新加坡民间在反殖民运动的背景下,要求重新审查所有学校的课本;统一四种语文学校的教科书,因为英校的教科书和英国学校的课本一模一样,却从来没有人尝试将这些教科书本地化。

此后,课程内容着重统一化,在地化,和去英化,这种新概念,符合华人转变中的世界观,因为华人在争取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力的行动中,展现了在地化意识。由于华校得到了一些较好的待遇,比如,教师薪金的提高,所以新形势有效的转移了华社对教科书内容的注意力。

然而,英国人并未放弃去华化的政策方针。事实上,通过建立新加坡意识的这一个政治过程中,政府以巧妙且不易被察觉的方式提出去华化,因为接受了新加坡化的这一个新建议,华校课程就必须舍弃大量有关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课题。

由于政府内充斥英国人和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新课程一直受到英国学校模式的影响。比如,历史课程采用世界史的取向,中国历史被放置在西方历史的脉络中,减少了关于中国的主题,这种处理手法把中国去中心化。课程着重对英国制度的正面评价,这是以保存英国为中心世界观的方法实现去华化。

此外,英国人也以依赖外部教学权威带来去华化的效果,比如,举办剑桥文凭考试,这种通过大英帝国的联系,以确保本地文凭获得国际认可的安排,可以逼使新加坡的本地课程,不会偏离剑桥考试的课程要求。

然而,英国人的构想,因为学校机制的不同,无法阻止华校的中国和华人意识的世界观。此外,华校的高三会考,是由教育部主办和剑桥文凭考试完全不同。

由于马来亚大学不接受华校生,华校生只能就读师范学院,和申请低级公职。为了解决这一个华人要面对的大学和就业问题,华社决定兴办南洋大学。南洋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环,有自身的考试制度,所以在在违背了英国人去华化的教育方针。

1959年,李光耀上台执政,李光耀相对英国人来看,包容中国文化的空间更为有限,一来,李光耀要寻求和马来亚合作,二来,要建立新加坡意识。由于李光耀依赖华人选票的支持,所以取代华校不再是可行方案,唯有从改革课程下手。

1959年8月,也就是李光耀执政三个月之后,政府首先,加强英语的教学,其次,在华校加入马来语课程,还有,大幅增加科学与数学的授课时间。这一套新的教学时间表产生了强力的去华化效果,因为排挤了传授中国与中国文化知识的社会科学科目,如,公民,历史与地理。

1959年10月,李光耀成立新的教育委员会,修订课程推动马来亚化。新课程表现出强烈的去华化倾向,通过加入本地内容,大幅度去压缩中华文化意识。

李光耀在改革新加坡教育制度的过程中,是以英校为模式,因为政府有意铲除华校,所以华校绝不会是办校模式。另外,英国人只给了马来人小学教育,所以没有马来中学模式可供参考。还有,印度学校是以印度为世界中心,所以也不是适合的模式。

李光耀在课程上,是以英化,而不是马来亚化的方式,执行去华化。1964年,杜进才表示政府要保留剑桥考试制度,因为这套考试制度已经有80多年历史,就跟陈年的苏格兰威士忌一样,愈旧愈香醇。所以在考试制度上,英校使用和剑桥大学联办的剑桥文凭考试,华校则是使用教育部独立主办的中四,和高二会考。

李光耀以透过英化去华化的结果是去文化的现象。因为在采用排除策略时,无法找到适合替代的文化与课程。也就是说,抛弃华人文化的同时,却又无法接受他族的替代文化,其结果是造成了文化上的真空状态:新加坡出现了去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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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