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小有小做办学的大智大慧

19/01/13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总结陈六使研讨会的陈词表示:对这些“70后”的研究成果很受感动,故事还没有完,南大历史才刚开始谱写,还要写很多很多的文章,让我们多方面了解问题复杂到什么程度。

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果新一代提出新学术观点,那是可喜的进步现象,相反的,一蟹不如一蟹,尤其是经过了漫长的40年,在已经有丰富参考资料的学术环境之下做出的研究结果,却是如此经不起历史论证的主观偏见;那是一个不小的悲剧。

悲剧让人感慨,垂泪,是的,这些70后谱写的南大历史研究结果很令人感动,不幸的是,那却是一种欲哭无泪的惋惜。

‘陈六使对经费筹措考虑不周全,以为办学跟做生意一样,小有小做,大有大做,但恰恰办校需要长远规划。’是一个拾人唾余,老调重弹一个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被有效驳斥的论述。

1960年2月10日,杨玉麟对南大问题的政策讲话:‘…应该立即警告南大,指出由一般对高等教育问题毫无经验的商人来操从所能产生的危险。…就不会有今天的不幸。’

‘…一群精明的商人很热情地开办了这所大学,可是一间大学是一个求学和研究的机构,而不是用来做生意的场所。能使生意成功的方法,不一定适用来管理一间大学。在一间大学里,一般政策跟学术政策之间必需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而后者必须掌握有学术售货员的手中。’

1960年3月10日,李明仕《南大改革问题关键在那里?》对此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办大学,当然非专家不可。但专家也有各种各样…。想要把南大这间民办华文大学交到一些不想或不会办华文大学的“专家”手里,不免教人有点心寒。…几年来,南大已吃过林语堂一刀,中过白里斯葛一箭,创痕犹新,对于专家是不能不谈虎色变。’

‘马来亚的华文教育,事实上整个地是在“不懂教育”者的“干预”和“操从”中生存下来,成长起来的。这些人对教育的“干预”史和“操从”史,就是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史。这一点是任谁也不能否认的。不错,许许多多的错误,缺点出现了。但是,与此同时,一股宏伟的华文教育源流也形成,壮大起来了。是功是过,是福是祸,历史不是有了定论吗?南洋大学发展史,也正与整个华文教育发展史一致的。不是吗?如果单靠“专家”,南大办的起吗?办起了,办的下去吗?’

‘在这问题上,是有必要明确地分清“大是大非”与“小事小非”的。不管这些人多么“不懂办高等教育”,但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南洋大学这一间高等教育机关。假如现在因为大学办理上有缺点,就要这些人负全部责任,要把一切罪过加在他们身上,那将来还有谁敢替社会做事?’

‘要求南大办得好,非靠教育专家不可(办华文大学的专家)。要求南大不会倒(不会变质),则非靠这些“不懂教育”的商人不可。办得好,又不会倒,这两者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李明仕的分析很到位。诚然,华文教育体系是一个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抽离了这些英国人歧视在地人的历史背景,就全然颠倒了历史功过,进而把为民族文化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先贤们,恶意的贬责为危害社稷安危的洪水猛兽。显然的,把必然的政策结果归咎于政策受害者,那只是一个无知者的愚蠢观点,不能当真。

杨玉麟以为,任由一般对高等教育问题毫无经验的商人来操从大学会有危险,如果此话当真,那么,从政前替李光前搞保险,对高等教育问题也毫无经验的杨玉麟,自己又是凭什么资历来操从教育部?可见,这纯粹是一种无所根据的政治偏见。

借用研讨会使用的时空错位概念,来回顾历史,可以清楚的知道杨玉麟的不懂教育的商人不可以办学,大学不是用来做生意的场所,的这一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一种观点缺乏远见。

殊不知,当年被认为是最不专业的办学方法,在21世纪的当下,却是教育业界最为追捧的办学模式。

新加坡政府积极鼓励包括金钱补助,外来私营教育机构开办学院大学,这是把教育看成是牟利的生意。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就有这一类的挂牌上市公司。2008年谈马锡也因为大手笔投资ABC Learning而蒙受巨大亏损。这说明了什么?大学是商人办学,用来做生意的场所。

今时今日,以研究南洋大学历史为职业者,却一点也不知晓这些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经济现象,反而还要去讥笑陈六使把办学看成跟做生意一样;这岂不是毫无保留的,暴露了自己学识认知的尴尬层面?

新加坡华教历史上,还有另一宗没有多少人愿意提起,1963年5月开课的义安学院。这也是一件商人办学的个案,不过,这是在李光耀和吴庆瑞的协助下,由连瀛洲领导开办的学院。义安没有学术水准,和文凭不受承认的困扰。为什么?

另外,杨玉麟的讲话中还有:‘在南洋大学里,我们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那位对大学行政毫不熟悉的秘书长,竟然置身在所有的学术委员会里面,而且还是毕业考试委员会的三名委员之一。’

这个观点的现代版是:‘陈六使一目不识丁之商人,一手操作大学教育,任用一中学程度之潘国渠(潘受)为秘书长,结党营私,把持校政,致令捐款中断,校誉低落。’

在此,杨玉麟质疑了南洋大学秘书长的能力,那么,其本人对政府行政又有什么特别的高见和才能?

从坊间俯拾即是,垂手可得的资料,比如 《李光耀等待时机对付陈六使》一文可以略知一二。

‘李光耀承认,从他于1959年出任新加坡总理以来,就等待时机对付陈六使。 不过,由于必须照顾受华文教育者的感受,以及继续取得华人社会的支持,李光耀一直无法对陈六使和南大采取行动。

在执政初期,他的教育部长杨玉麟向内阁提呈了一份报告,目的是要授权政府,以管理新加坡大学的同样权力来管理南大,使陈六使无法干预南大的行政。

这个过于简单,近乎天真的报告书在内阁引起大笑,因为杨玉麟不是政治斗争中出身的人物,并不晓得华文教育是棘手的政治问题。当然,这份报告书也不被接纳。’

另外,才干也可以从杨玉麟担任的交通部长政绩中,一见高下。

Seah Chee Meow (1975)的一篇有关新加坡公共交通的学术研究文献中提及,当年的交通部提出了好些解决公交问题的建议,比如:在车站排队等候巴士,印制和展示巴士穿行时间表和路线,为外国游客提供高档的豪华德士等等。

这些纸上谈兵的建议,应该不会有什么实际效益,因为公交问题的根本是供不应求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破旧不堪的公交供应系统,无法应付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压力。还有,当年,Park and Ride 的计划下,建设了一些没有多少人使用的大型停车场,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彻头彻尾失败的交通政策。

虽然如此,杨玉麟竟然置身在处理国家大事的议会里,而且还是重要的内阁成员之一。

这些历史事迹,展示了李光耀政权,是以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来处理南洋大学和其他国家事务。社会公正平等的核心价值何在?这种失衡的衡量尺度,既歧视了南洋大学,也是导致南洋大学问题的根本。

从今天的政经格局来看,证明了商人办学的华英双语并重的南洋大学宗旨是对的,李光耀的尊英贬华单语文政策是错的。此外,商人办学,更是时下筹办大学院校的不二法门。这是否足以说明先贤的办学,是一种大智大慧的具体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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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南洋大学史实_ntah , 政治_politics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