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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依法执法仰或以法凌人?

08/12/12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官方媒体指出:‘新加坡是个强调法治,对法治的维护不遗余力…客工的违法,尤其是破坏劳资和谐环境的个人或是群体行动都要面对严厉的后果。’

诚然,违法必须面对严厉的后果,不过,在这一回的中国籍巴士车长非法罢工事件中,有关是谁违法的这一个问题,是有相当的商榷空间;是罢工工人违反?还是严禁工人采取工业行动的法规本身违法?

也就是说,被违反的法规本身是不是合法,是一个有必要先行追究的关键性问题。

固然,由国会经过规定程序制定的法规是合法的法律,但是,这一些被国会通过的法规本身,还是要符合一些其他社会因素的考量。在西方文明社会,政府的立法可以被人们以不符合国家宪法精神,或者,违背基本人权的理由推翻。

从这一个层面来看,一个善于冠恶行以美名,用堂皇名堂包装表里不一政策,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是不是利用了瞒天过海的伎俩,把依法执法的法,变质为一个有力的以法凌人的政治工具?

从根本而言,英国人的法治社会要考虑两个基本概念:其一,法律符合自然公平原则,即法规不具有偏袒性,其二,有一个公平的审讯司法程序,即执法不具有歧视意识。

这意味着,依法执法的具体实现,取决于法律内容的本身,不偏袒社会交易的任何一方,以及,审讯司法的法官,不具有预设的政治立场。明显的,在本质上,一个缺乏公正的法律,其本身就违反了立法要公正的根本法律精神。

简单的说,违反了依法执法的公正精神,就是以法凌人。这是说,使用不符合自然公平原则的法律条文,或者,使用不公平的审讯司法程序,又或者,两者皆是。

因此,以法凌人是说,政府假借法律的规范,去侵犯社会交易一方的权利,来达到维护另一方之不公平利益的目的。

厘清了这一种概念上的衡量尺度,可以回头看看新加坡在这种度量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法治光景?

首先,一位美国劳工经济学者认为,新加坡的劳资政三方关系是,政府和资本家是一个政经联盟,共同通过职工会对工人阶级进行严厉控制,以便满足资方对劳动力的需求。在这一个关系架构上,职工会是一个弱势者,任由政资联盟的驱使。

新加坡职工总会是由执政党领导,是为当权者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服务,这一种情况可以从工人阶级任人鱼肉的现实中,一览无遗,不具有什么争议性。

1966年国会通过职工会修正法令,规定罢工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工业行动都是非法活动,除非满足预设条件;部长有权力,干预和终止工业行动。这是说,只有在政府明文许可的情况下,工人才能进行合法的罢工,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

这解释了为何新加坡近30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工人罢工的事件,因为在法规约束下,这是一件无法,更是不可能进行的工业行动。由此来看,职总的最新文告:‘客工也能加入工会,并通过合法管道来表达对公司的不满,他们也能进行罢工,但是必须在合法的情况下进行。’只是一个不会兑现的承诺。

另外,1968年,政府执行新的雇佣法令,大幅度削减工人的福利。同年,也通过了工业修正法令,让雇主在敲定雇佣合约的待遇与福利等等工作条件上,享有绝对的权利。新法令禁止职工会进行任何干预,同样的,工业仲裁庭也无权过问此类案件。

这说明了,即便中国籍司机加入工会,工会也无能为力,无法替工人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佳的工作条件。这也就是为何新加坡低层社会的工人,无法维持生计,除非获得加薪50%。

从这些社会现实可以知道,当劳资纠纷出现时,政府可以下令工人停止工业行动,将纠纷交由工业仲裁庭审理,但是,另一方面,工人却无权要求工业仲裁庭,审理雇佣合约的条件是否合情合理。

毋庸置疑,新加坡的劳工法令是在牺牲工人利益的大前提下,尽量满足政府和资方对工人的苛刻要求。明显的,这是一个通过法律,合法剥夺,和规范工人权益的事实;这就是在依法执法的表象下,进行以法凌人的社会现实。

非法罢工一事的发生,说明了工人的基本权利,也就是工人的工业行动权力,没有得到合情合理的法律保障。一个剥夺社会弱势者权益的法律,是违反了符合自然公平的原则。显然的,一个可以任由官方单方面决定,工人是否可以进行工业行动的政策,缺乏不偏袒劳资任何一方的公正性。

如果这一个观点可以被接受,那么,新加坡社会的根本性问题是,政府立法剥夺工人基本权利的法规本身,是违法了法规必须符合自然公平原则,也就是,劳工法背叛了法规不具有偏袒性的立法精神。

其次,新加坡是否满足了公平的审讯司法程序,即执法不具有歧视意识的条件?

一位专长研究新加坡政治体制的学者指出:新加坡司法体系有两种类型的法官,一种是在就职前,事先声明不承审具有政治色彩官司的法官,另一类就是承审涉及政府利益案件的法官。这一种现象,是否说明了有些法官,或许,会有先入为主的预设政治立场?

根据萧添寿,一位因政治诽谤案流亡海外的,前新加坡副检察总长,以及新加坡律师公会会长,在其著作中指出:一些类型的官司是由某一些特定的法官承审,而不是通过体制中的随机性选择去委派,不过,在不涉及执政党利益的官司中,新加坡法官是公正无私的。这一个现实:指派特定法官审讯一些特殊的案子的机制,反映了什么样的司法精神?

试问,在这一种真实的司法框架下,新加坡的所谓依法执法,是不是有可能早已变质为一个以法凌人的司法体系?

新加坡的这种反常司法现状,其来有自,因为在李光耀的经济思维中,工人只是一个生产因素数据;这种忽略工人尊严和基本人权的思维心态,在这一回的罢工事件中得到了具体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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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