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林毅夫观点值得商榷

08/11/12

作者/来源:刘夕 21世纪网 http://www.21cbh.com

不乐观的现实与乐观的林毅夫

核心提示:林毅夫先生认为他提倡的基建投资也适于发达国家,他举例一是美国的铁路不及中国快,因而效率不够高,我不赞同他的观点,美国的铁路不及中国快,就意味着经济效率不够高吗?

适逢全球经济不景气,刚从世界银行卸任的林毅夫先生近日谈论了他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看法(林毅夫:超越凯恩斯主义与“新新常态”),总体而言,由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面对结构性调整要求,他对此很悲观。而对中国,他认为衰退的原因是由于传统的“三驾马车”出了问题,但他很乐观地强调所谓“后发优势”,他认为当年日本、台湾、韩国、新加波崛起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一利用比较优势而来的经济上的“后发优势”。他对中国很乐观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他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和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的差距衡量中国的“后发优势”得出中国的“后发优势”相当大,二是中国政府的债务水平较低,有充足的资本利用政府支出来挖掘这一“后发优势”。他同时提议,欧美国家也可利用政府扩大开支投资于制约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为结构调整赢得时间。

我认为他的观点值得商榷,至少有以下四个问题必须认真对待:1.什么原因导致了二战后那些亚洲国家的崛起。2.所谓的“后发优势”到底有多大。3.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根本原因是什么。4.当前,由政府主导基础设施建设是应对的好方法吗。我将在下文中讨论我对这四个问题的看法。

我相信,历史很重要,对历史的认识不同会影响我们对现实的看法,通过我们的行为又直接影响我们的将来。因此,对于经济史的看法不同也会影响我们对现实的认知。

林先生特别强调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利用比较优势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这一所谓后发优势,他说:日本从1951到1957年,利用“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台湾利用“后发优势”从1975年到1995年维持了20年每年8.3%的增长,而韩国从1977到1997年,利用“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长。日本、新加坡、台湾、韩国都是我前面提到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充分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后发优势”来取得超过7%的增长持续超过25年的国家和地区。(林毅夫:超越凯恩斯主义与“新新常态”)在这里,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国家二战后快速崛起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关键,这直接影响我们对发展的认识。把这些国家的崛起简单地解释为后发优势基本上等于没解释,二战后落后国家那么多,为什么成功实现崛起并追上发达国家的就这几个国家,换言之,有这种比较优势的国家多的是,为什么它们没有把这种理论上的优势转化为现实中的发展呢,肯定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人民的教育水平如何等等原因。

其次,姑且假设原因就是“后发优势”,我们要问,这种优势在今天还有多大。从二战后到现在,几十年的时间,世界有两个重要的局限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是战后存在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而今,世界已经全球化,参与全球竞争的国家大大的增加了;二是从战后到现在的技术进步以及这段时间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如今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早已非昔日那种相对稀缺的状态,信息成本也已经大大减少。

这两大转变的结果是:1.世界范围内理论上有后发优势的国家比以前大大增加,这样说来,其实这些国家的后发优势反而不明显了,因为你很容易就被别的国家替代,第三世界的国家都抢着要发展。2.由于资本的积累和信息成本下降,如今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已经大大下降,自从互联网科技革命以来,目前还没有发生一场能惠及各个产业的技术革命,从而提高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促进投资,我认为,这是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根本原因,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只是衰退的表象而非原因,发达国家的结构性问题也是由于这一原因才显露出来。正是这两点判断让我难以理解为什么林先生竟然用一种简单粗陋的历史类比法得出:以同样的“后发优势”跟同样的发展轨迹,如果东亚的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韩国可以维持20年7.6%到9.2%的平均增长速度,我相信中国从潜力来讲应该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林毅夫:超越凯恩斯主义与“新新常态”)。(这里顺便一提,林先生所用衡量后发优势的指标—-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和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的差距—-能够衡量后发优势吗?它无法体现制度因素,投资环境等等因素,要以这个衡量,最落后的国家优势最大了,问题还是,为什么他们还是最落后呢?)

对于如何帮助发达国家走出目前结构性改革的困境,林毅夫提出所谓利用消除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瓶颈环境项目的投资之一所谓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方法为改革创造空间,林认为这样的投资之所以有效乃是因为他超越了李嘉图等价的前提,即政府的开支不会增加经济的增长率,林认为,如果政府开支是用于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话,那么这个投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将来由政府收入的增加来偿还政府的开支,因为对老百姓税赋不用增加,因此老百姓会有就业增加消费,这是中国在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一轮宏观调控所创造出来的经验。

既然林毅夫提到了李嘉图—巴罗等价的前提,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注意林毅夫观点的隐含前提是政府开支必定在未来提高经济增长率,而且还是一个稳赚不赔的项目,因而他能以自身收入偿还开支,这样的前提也是很脆弱的,尤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已经不是发展的制约的国家和时代而言。在如今这个资本边际回报率低的年代,投资放缓乃是投资者正常的反应。实在是难于假设此时政府就比企业家具备更多理性、信息,从而它知道什么项目在未来稳赚不赔。另一方面,企业家是花自己的钱,政府是花纳税人的钱,企业家做出错误的决策要受市场惩罚,但是政府的投资万一失误,最终又要靠纳税人来赔付,更不用其中的腐败与相关的效率损失了。我想,林毅夫之前提到的日本政府积累了巨额债务的例子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日本政府也是为了提振经济大力增加了财政支出,并且我相信,没有哪个负责任的政府或者是凯恩斯学派的支持者在对待政府开支方面会表现地更不具有理性—即他们不想采取林毅夫所谓超越凯恩斯主义的一举两得的方法,问题是,理性的愿望和过程在局限下并不意味完美的结果,他们终究也无法在事前保证他们的投资是否在李嘉图等价的约束之外。

其次,我们必须注意到政府行动的某些细节,据我所知,很多的地方政府的所谓产业发展规划,不过是由当地高校生产出来的,好多还是学生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又是哪里来的,又有一部分是网上东凑西凑而来,所以,结果是有一大部分的所谓产业规划是由对于产业发展最不具备信息优势的人生硬地捏造出来的,都是些毫无意义的废话。

再次,林毅夫先生认为他提倡的基建投资也适于发达国家,他举例一是美国的铁路不及中国快,因而效率不够高,二是英国的150年前建的下水管道效率低。我不赞同他的观点,美国的铁路不及中国快,就意味着经济效率不够高吗?旧的下水管道就意味着效率低吗?要是如此,你为了安全为何不开坦克去上街,你为了卫生就不该去小饭馆吃东西,经济效率不在于多快、多新、多卫生、多舒服,而在于边际上你为了更快、更新、更卫生所放弃的东西是否值得。

长期说来,世界呼唤新技术革命,中期来看,结构性改革充满困难,短期看来,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类凯恩斯学派的解决办法,怎样平衡呢?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但我不赞同当前又以大规模财政开支来应对中长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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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