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政教分离的政治目的

29/09/12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官方社论有一段文字:‘鉴于历史的教训,以及我国複杂的多元种族与宗教现实,政府有责任无时无刻提高警惕,确保大家严格遵守政教分离的原则,以维护我国的政治稳定和宗教和谐。’

假借以史为鉴,支持宗教与政治分离的策略,是不适当的,一来,不符史实,二来,嫁祸种族群体,模糊历史责任。

新加坡历史上,除去了反殖民运动,有三起骚乱,1950年12月11日,1964年7月21日,以及1964年9月4日。第一起玛丽亚事件,是二战后白人司法歧视马来人的结果,后两起是李光耀和巫统之间的政治斗争所引起。

C M Turnbull (2009: 291) :‘1949年,殖民政府驳斥新加坡有种族问题:“完全没有任何种族和文化的社会问题。各个民族是在和睦氛围下一起生活和工作”。’

Chew & Lee (1991: 145) 解读1964年种族暴乱:‘人民行动党进军马来西亚政坛被看成是对联盟政府的挑衅…人民行动党不仅成为政治敌人亦是马来社群的敌人…是反马来人政党…原本是政党的斗争变质为惊险万分的种族暴乱。’

在历史责任问题上,Melanie Chew (1996: 94, 95) 杜进才:‘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华人如何能够成为一个马来国家的总理? ;李光耀的愤怒使到他的谈话演讲越来越反马来人’。Noordin Sopiee (1974: 215) :‘他显得对马来人的政治表演艺术一窍不通。在行为上,李光耀严重误判了他所挑逗的马来人情绪…。’

很明显的,这些骚乱的发生都不是来自宗教之间的冲突。分清不了骚乱本质,也就扭曲了历史真相。

人民行动党政府执行的宗教与政治分离策略,也就是,政府严格治理宗教活动的内容与范畴,和新加坡历史上的骚乱全然无关,其真正目的是为了瓦解宗教组织的庞大潜在势力,确保李光耀政权不受到外来势力的挑战。

John Clammer (1998 145) 解释了李光耀为何要在1989年匆忙结束宗教和儒家思想教育:宗教意识的苏醒,造成年轻华人基督教徒人数的快速增长。这些新生代教徒逐渐形成一个以教会活动为中心的社区团体,教会因而在塑造年轻人的思想上扮演了一个日益重要的角色。这一种新形势挑战了人民行动党在塑造社会思维上的原有垄断权力。更重要的是,强化的宗教意识会进一步演化为一个合法的意识思维,足以和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思维抗衡;这一现象违反了以人民行动党为思想中心的政治与行政原则。

简单来说,李光耀是为了遏止体制外之新兴宗教势力的滋生与增长,而立即终止刚施行不久的宗教教育。毋庸置疑,这是为了维护李光耀政权的利益。1987年5月的所谓马克思阴谋事件印证了这一种观点。

1986年菲律宾的马可斯被来自天主教社群的人民力量推翻。心有戚戚,李光耀意识到宗教意识的兴起,加上教会与人民力量的结合,会危及政权的绝对政治优势,有必要立即严格治理宗教事务和教会活动。

为此,李光耀以意图使用武力推翻政府,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府的罪名,动用内部安全法令,逮捕22名年青专业人士与社会工作者。事实上,这些天主教徒的主要活动是,帮助与补导面对生活困难的外来劳工,一些来自菲律宾与印尼的天主教徒。

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辩护律师萧添寿也被内安法令拘留,稍后,1976年逃亡到伦敦的陈华彪亦被指控为幕后策划者。

事过境迁,这些历史事故清楚的体现出李光耀的政治思维:彻底摧毁,威胁和撼动人民行动党政权的所有敌对政治势力和组织。

李光耀是通过马克思阴谋事件,重新规范社会,其中包括宗教和其他民间组织,一个‘合法’的政治活动范畴。也就是说,严厉提醒新加坡人们:所有社会活动必须维持在政府明确许可的范畴之内;任何没有明确明文规定为被许可的社会活动,都是禁区,违反者必定要面对严重的惩罚。

从这一条游戏规则来看。教会涉足外来劳工福利,是跨越了教会只能从事传教的职责范畴,侵犯了劳工事务是政府和新加坡职工总会的权力。因此,教会受到李光耀的严厉谴责,外籍神父被驱逐出境。

律师公会对新闻出版业法令提出批评,是跨越了律师公会只能从事和处理会员福利事务的职责范畴,公会非议国会立法,是侵犯了政府的绝对立法权力。萧添寿身为当时的新加坡律师公会主席,也就理所当然的遭到必要的严重处分,结果是流亡海外。

大学学生会协助船厂工人向雇主争取合理的职业待遇,是跨越了学生会只是为学生服务的宗旨,学生会涉足职工会活动范畴,是挑战了新加坡职工总会垄断工运的政治安排。陈华彪身为学生会主席,也就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罪名是非法集会和暴动,判监八个月,同时被大学开除。

还有,当年在法庭上指控陈华彪的职总主席彭由国,本身在被边缘化之后试图另起炉灶,被政府控告六项失信罪。彭由国企图挑战李光耀政权的结果是,在1979年也最终落得流亡海外的悲惨下场。

这些历史事件反映了,李光耀为了巩固人民行动党政权,所采取的政治手段。

宗教去政治化,也就是政教分离,是一个用来规范社会行为的政治伎俩。在零和游戏的政治博弈下,宗教去政治化的结果,是统治者独揽大权,可以随时任意干预教会的所有活动。

这一个政治过程可以从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一则共同价值观去了解。多元种族主义制度化的结果,是在和谐共处的大原则下,把宗教和种族去政治化,也就是说,剥夺宗教和种族组织的自主权力,一方所失,是另一方所得,其结果是政府享有绝对权力,去界定宗教和种族的社会议程,以及制定相关的行为准则。说白了,宗教和种族组织,必须任由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操纵摆布。

这一种政府干涉宗教的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在今时今日依旧清澈可见。比如,2012年6月马克思阴谋事件25周年,和废除内部安全法令诉求的集会,天主教新加坡教区总主教,原本已经主动发出支援集会的信函,但是,在被副总理约见之后,主教觉得有必要向主办者要求退回原函。

这说明政府干预了,宗教领袖表达政治观点的权力,也印证了另一条游戏规则:除非加入政党,否则个人不能发表政治意见。

由此可见,政府之所以执行政教分离,其真正目的是防止宗教势力挑战政权,巩固李光耀的既得利益;我国複杂的多元种族与宗教现实,政府有责任维护我国的政治稳定和宗教和谐之说,只是漂亮堂皇的政治说辞,用来包装去政治化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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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政治_politics , 政府制度_policy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