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大学理事会的权力之争

20/04/07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南洋大学创校办学势在必行之后,英殖民政府于是通过立法来规范对大学理事会的各种实权,从而试图抢夺对南洋大学发展的发言权。要了解这个权力斗争过程,还得先认知南洋大学的组织结构,与其理事权力的分配情况。

南洋大学是由马来亚联合邦各卅和新加坡殖民地,共同齐心合力动员民间资源筹办而成。所以其基本组织是南洋大学会员;这是民间各种社团组织,会员目的是通过各别组织筹集办校资金。各地区会员大会则选出各地区南洋大学委员会,个别集中地方势力于地区代表身上。各地区大学委员会,则进一步推举出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大学执行委员会是南洋大学决策的最高权力中心。

大学执行委员会作为权力第一线,统领三个二线组织:建筑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直接负责大学校务行政,统筹文,理,商三院,大学秘书处,大学敎务外和多个大学周边组织如总务,图书馆,学生生活辅导,纪律等等。

白里斯葛报告书提出的大学组织建议,过后再由魏雅聆报告书的捡讨,并通过修正南洋大学法令给于法律上的强制性改正。同时,1959南洋大学法令,也针对南洋大学的组织与权力进行政府干预。

1959南洋大学法令,对整个南洋大学的各种组织,与运作作业程序都有明文规定。如财务处理,会员种类与权力,组织职位,职员权力,等等都给于规范。南洋大学的所有一切作业活动都必须按法规行事,否则即是违反法纪的非法活动。

法令对理事会与理事会理事之任命,任期,管理等等皆有明文规定。显明的,法令是着眼于大学理事会的组织和权力分配与运作机制。此外,法令的附件南洋大学章程,也明文规定举年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和校务委员会的法定程序与作业机制。

理事会是由校长按法令委任之27名理事组成之。法令对理事会人选规定是:政府委派3人;大学会员推举20人,其中星马各卅皆有一名地区性代表;校务委员会派2人;以及毕业生同学会派2人。

理事会是权力中心,谁控制理事会则谁就控制了南洋大学的资源与运作机制。这是一个战策重地是兵家必争之处。而政府试图从由陈六使领导的大学理事会夺取权力,就是南洋大学问题政治化的最基本原由。

由谁来领导理事会的这一个政治矛盾,最终是以政府褫夺陈六使的新加坡公民权来做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语言与政治’的专题演讲里:‘在语言的范围里,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用到武力。第二,发展是和平的。’其言外之意也就是告诫理事会,有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下场。

1959南洋大学法令是在1959年5月27日实施。而在2个月之后的7月23日,新上任政府指示成立魏雅聆委员会,重新检讨所有有关南洋大学的问题。1960年2月9日魏雅聆报告书出炉。报告书与其附录对1959南洋大学法令指出修正建议。

换言之,有关组识南洋大学理事会的原有法令规定出现变化。当时的情况是,人民行动党有计划加速控制南洋大学的一切运作。于是乎,人民行动党把政府与南洋大学理事会之间的矛盾即速扩大。这也是南洋大学问题政治白热化的正式开始。

1960年2月10日政府宣布接受魏雅聆报告书与对法令的修正建议。两周后于2月23日教育部长与陈六使带领的27名执委面谈南洋大学问题。过后,在1960年5月4日大学执委同意与政府联合成立‘特别联络委员会’以商议有关大学的问题。

1960年7月8日特别联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过后,10月18日再次举行第二次会议。1个月后于1960年11月19日,联络委员会的政府代表,通过发表致大学执委陈六使主席的书函,单方面对外公布联络委员会的交涉过程与内容。

政府与大学执委会的基本矛盾,在于1959南洋大学法令下的有关理事会组织的条文己经变更。因为魏雅聆报告书的改组程序建议第二项是:南大执行委员会,教育部与代理副校长共同设立临时理事会。这是一个新的非常关键性组织,目的就是要处理理事会人数成员,议席分配与人选的决定。

魏雅聆报告书的改组程序建议第一项是:南大执行委员会与教育部磋商后,任命一名代理副校长。又按1959南洋大学法令,大学的重要职位任命,必须先要在宪报公布之后,职位方为合法委任。由此可见,政府正力图通过立法权力,强力加速夺取民办大学的经营管理权力。

1960年10月18日在总理署会议厅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有3项议程,主题是在其中第1与2项的有关大学改组与成立临时理事会;第3项是财务问题属配角议程,动机也无非是政府试图以津贴换取权力。

会议的第一个共识是,大学改革将会由大学临时理事会,根据魏雅聆报告书第9章的改组程序进行。这一共识明显表示,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己经对政府要求做出极大的让步。首先,接受成立大学临时理事会的建立。这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新建议,不在原法令条文之内。其次,接受按报告书建议的改组程序。这一作业的结果将会是削减大学执委的权力,同时却相对的加快增加官方代表的权力。

就临时理事会的组织,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的建议是:马来西亚联合邦11卅各有1名代表,新加坡也有1名代表,所以总共有12席的临时理事会议席。政府代表基于这原本就是南洋大学创校的概念,表示能够同意并接受建议。

人民行动党政府代表也同样要求12席的临时理事会议常。理由是魏雅聆报告书原本只建议南洋大学执委4议席,如今增加到12议席,所以政府代表也必须增加到同样的议席。

政府的意图是当大学执委代表与政府代表同等权力后,那么,能够左右决策的权力中心就偏移到另外12名代表的身上。因此,谁有权委任这12名代表,谁就有效的掌握了临时理事会的决策权力。

这12名代表来自教授会,毕业同学会,社会贤达及教育界领袖。首先,教授与政府行政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外来教授的居留权是掌握在政府手上。其二,要成为社会名士,必须是受政府认同的人士,而同样的,也必然是认同政府之人士。明显的,权力中心的转移势必有利于政府。

政府代表以魏雅聆报告书的建议为准绳是显然的,因为这份报告书纯粹就是为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利益而量体裁衣。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大学赞助人代表是从报告书建议的4名增加到12名的说法是非常片面的,也具严重误导性。

根据1959南洋大学法令的理事会组织规定:政府派3名代表,大学赞助人派20名代表,校务委员会与毕业生同学会各派2名代表。因此,理事会总共有27名代表。

非常明显的,新建议使到政府代表从原来的3名,额外增加9名到12名代表,增加幅度高达300个百分点,是原人数的4倍。相反的,大学赞助人代表由原来的20名减少8名到12名代表,代表权势力实实在在的削减了40个百分点。

无可争议的,人民行动党是新建议的得益者,而南洋大学执委是新建议的受害者。这个道理是最浅显不过的,因为当权者必然是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打算。这是一个无庸质疑的确实状况。

联络委员会南洋大学代表就政府代表的原建议:大学代表12;政府代表12;教授会代表:4;毕业同学会代表:4;以及社会贤达4。反建议为:大学代表12;政府代表6;教授会代表:3;毕业同学会代表:3;以及社会贤达3。

南洋大学代表的反建议也是对政府要求的一个大让步。因为政府代表从原法令下的3人代表,增加了一倍到6人代表。大学本身的代表则是从原法令下的20人代表,减少40个百分点到12人代表。

政府代表坚持维持提出的建议,所以不接受大学代表做出的让步。这其中的原由,可以从政府代表致陈六使主席的书信中看出:‘南大的控制权还是照旧操在现在的南大执行委员会的手上…。’由此可见,政府是一定要操纵南洋大学的控制权,任何低于这个基本条件的建议,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第三次会议因时局紧张无法召开。南洋大学代表在别无选择,也无可选择的无奈情况下,自行推行大学的即定发展方案。1962年7月14日,大学当局依照1959南洋大学法令,宣布依法组织并成立南洋大学首届理事会,由陈六使出任理事会主席。

1963年9月国会大选过后,人民行动党继续执政。9月22日政府宣布褫夺陈六使的新加坡公民权。3天后,9月25日陈六使公告社会,辞去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回顾历史。这是大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因为大学理事会的权力之争,致此正式结束。

人民行动党把南洋大学课题政治化,也以政治手段解决与理事会的争执。从此之后,政府在南洋大学的所有课题上,己经完全掌握了发言与决策权力。实质上,从这一日开始,南洋大学的贬值文凭历史轨迹,都是由人民行动党一手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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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