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语言腐败和基于语言的腐败

02/09/12

作者/来源:llei66 (1-7-2012) http://blog.sciencenet.cn

摘要:“语言腐败”应该是通过有意为之的语义改变,达到为不合法的行为开脱或合理化、甚至合法化的目的的行为,因此是基于语言的腐败行为。它必须与学术上通过有意为之的语义改变完成理论阐述和修正的行为区别开来。

最近,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在多个场合宣讲了关于中国现今存在的“语言腐败”现象及其后果,呼吁人们应该行动起来,铲除这个毒瘤。我认为,需要为张教授所说“语言腐败”正名,以免它本身就在行张教授所说的“语言腐败”之实。理由如下,腐败一词,据《汉语大词典》(引自http://cd.kdd.cc/S/4G6/)有5方面的含义:(1) 指有机体腐烂; (2) 指文章内容陈腐; (3) 指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混乱黑暗;(4) 指人的思想陈腐或行为堕落;(5) 指腐败的人。现今社会上,人们更多地使用第1和第3个含义。语言不是有机体,不是文章、不是制度、组织,也不是人的思想或人本身,因此是不可以腐败的。因此,张维迎教授所说的“语言腐败”不可以直接按字面意义理解为语言的腐败。

那么“语言腐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张维迎教授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演讲 “语言腐败影响经济和政治改革”中指出(http://news.ifeng.com/opinion/phjd/sjdjt/detail_2012_06/11/15202443_0.shtml),语言腐败的含义“就是说人们出于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的目的,习惯上我们就形成的一些语言词汇呢,附加一些不同的含义,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含义,然后呢就可以忽悠这个听众达到某一种目的。”科学网上,东南大学的吕乃基教授跟据张维迎教授的讲述和其自己的理解,曾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了“语言腐败”的含义,指出“语言腐败”就是“有意背离所指”,是“名不副实”(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0844&do=blog&id=587017)。吕教授指出“语言腐败”的实现途径有四种:第一是通过扩大外延,混乱其既有内涵,“在基本上形成共识达成一致的概念之下贩卖私货”;其次,通过缩小外延,“在一些普遍适用的概念如市场经济等的前面加限定词,如‘某某’特色、阶级、主义,等等,使之嵌入于特定语境之中。于是本来属于特定语境的特殊性便堂而皇之登堂入室,具有了普适的光辉。”结果是,“看似外延缩小,实则因嵌入于特殊语境而塞进了私货”,达到了“以特殊性来抗衡普遍性”的目的;第三,模糊外延,靠一词多义,随意处理内涵,达到“随心所欲没有矩”;第四,通过面面俱到,达到面面不到。文章千言万语,但读者不知所云。张维迎教授所说的“语言腐败”的最大坏处可能是当词汇的内涵与外延被变动之后,贩卖的私货有可能需要谎言支持。一个谎言需要更多更大的谎言来圆它,而敢于在公众面前撒谎的人可能什么事都敢干,最后社会必定极其混乱。因此,后果极其可怕。

我认为,“语言腐败”是指有人出于某种特定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需要,通过有意改变普遍接受的既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向既有概念附加原来不存在的含义,使他人相信其所为是正确的,合理的和合法的行为。

因为,假如“语言腐败”仅仅指的是通过有意改换内涵外延赋予某些既有名词新的含义的现象,那么,这种“语言腐败”自古有之。特别是如果我们注意到“飞矢不动”,“白马非马”诸论发轫于人类现有哲学思想启蒙期的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时代,此种“语言腐败”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广泛存在于哲学、人文、社会和科学的思考与实践中的,应该说对人类知识、文化、社会发展是有益的。我相信,张教授所说的“语言腐败”也存在吕教授所述的通过在“腐败”前面增加一个不可能腐败的“语言”二字,达到张教授所希望的发人深省、振聋发聩的目的。

因此,张维迎教授所说的“语言腐败”需要着重于“腐败”二字。他希望使用这样的一个词汇描述目前有人使用偷换、转移、缩减概念内涵外延的手段,使非法的东西在理论上合理化甚至合法化,最终达到不可告人的腐败目的。这种因为“语言”造成的“腐败”合法化必须被清楚清醒地认识,认真地清除。

例如张教授的演讲中的第一个例子“打黑”。打黑本来是指“打击黑社会,即打击有组织犯罪行为”,因此打黑人人愿意。但是在现在的中国,有黑社会吗?按理说,黑社会与共产党完全相反,解放之后已经被清除过n多遍了,应该不存在。那么,现在的黑社会是什么样子?必须重新定义。当黑社会被定义为“异己的力量”,变成打黑者“自己不喜欢的人”时,打黑者就可以堂皇行事,随心所欲地消灭异己。

为了理解张教授所说的“语言腐败”,曾看了英国BBC拍的电影《1984》(还没有时间看奥威尔的原著),深深地为“思想罪”的存在而胆颤。在那里,一个根本无意于危害他人的“腐败”行为,即谈情做爱、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真实想法的行为,因为违反政策而被“思想罪”警察折磨的情景深深地令我恐惧。

我认为,根除“语言腐败”必须依靠民主、法律制度的建立,特别是它们的切实实行。该民主、法律制度必须是让任何公民在合适场所下自由表达其真实想法的,允许保留其自己的意见的,允许为自己辩解的制度。任何使用“语言腐败”的办法治理“语言腐败”,必定是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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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