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语言腐败论中的语言腐败

02/09/12

作者/来源:方绍伟 (8-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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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在2012年4月28日的《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一篇政治评论,题目叫“语言腐败在中国已到无以复加地步”。张维迎正确有力地批评了左的政治语言滥用,如:

把“黑打”说成“打黑”,
把“整人”说成“整风”,
把“政敌”说成“走资派”,
把“非法监禁”说成“劳动教养”,
把“反对者”说成“反革命分子”,
把“含冤而死”说成“自绝于人民”,
把“四五民主运动”说成“反革命暴乱”,
把“国有控股公司”说成“现代企业制度”,
把“操纵选举”说成“人民代表选举”,
把“微观干预”说成“宏观调控”,
把“闭关锁国”说成“独立自主”,
把“学习外国”说成“崇洋媚外”,
把“不满者”说成“反动势力”,
把“私利”说成“国家利益”,
把“愚忠”说成“爱国主义”,
把“追随者”说成“人民”,
把“官员”说成“公仆”,
把“控制”说成“改革”,

张维迎总结说:“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简单地说:语言腐败就是改变词义以忽悠操纵。比较精彩的是这段:

“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由此来看,我们的官员腐败如此严重,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道德如此堕落,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成天假话连篇的官员,在接受贿赂和以权谋私方面是不可能有道德约束的。现在的腐败官员被抓起来后,可能会感到后悔,感到运气不好,但在法庭上你很少看到他们有羞耻感。当某些政府官员中语言和行为双重腐败泛滥时,生产假冒伪劣的商人也会很难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要让在谎言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人有社会公德,实在是难上加难。”

张维迎的政治批判是比较彻底的,但本文的目的在于指出:张维迎欠缺的是一种自觉的制度文化批判,也正是因为这种欠缺,他不自觉地陷入了他自己所要“开战”的“语言腐败”。

张维迎所批评的其实是“指鹿为马”式的明显语言腐败,由此应该深入挖掘的是背后那些“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可张维迎没有这么做,他把背后的原因当成不证自明的,然后揪住这个名词不放,结果当然就出问题了。特别有问题的是这几句:

“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腐败问题”;“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我们的政府就会廉洁起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

简直不可思议,这几句同前面引用的那段话居然是出自同一个张维迎。明明语言腐败只是中国政治文化腐败的结果和表现,张维迎却硬把语言腐败,当成了道德堕落、改革发展、社会稳定、官员腐败、词汇本来含义等等问题的主要决定因素。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更简单的颠倒因果错误。

最严重的错误是他引用孔子的那句话,那显露了张维迎不仅不理解儒学的特征,还彻底漏读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要点。“名正言顺”说的根本不是一般人理解的“恢复语言词汇本来含义”的“正名问题”,而是如何给“成事”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问题”。

这就是儒学的本质特征:虚伪的政治道德主义。要害之处是:礼治仁政对“霸道”没有一种确定可操作的制度约束,却对“王道”有过多的规范愿望和表面文章。儒学强化的只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阴阳逻辑”而已: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说的不是做的、做的不是说的,阳奉阴违、儒表法里。简单地说,语言腐败只是中国文化“政治掩饰术”的体现。儒学一直在使“霸道”面子上过得去,长期演化博弈下来,“书面道德掩饰实际道德”和“私德压倒公德”的“双轨道德”就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要点,而且“双轨道德”在情感反应程度和速度上也别具中国特色。在这个意义上,不懂什么叫掩饰就不懂中国的政治文化。

因此,我与张维迎的看法完全相反,不是“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而是“道德堕落导致语言腐败”;不是“改革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解决语言腐败问题”,而是“语言腐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解决政治文化问题”;不是“消除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而是“消除80%的官员腐败才有希望消除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不是“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而是“反双轨道德才能反语言腐败”。

由于这种认识缺陷,张维迎仅仅把问题局限于“指鹿为马的语言腐败”,而事实上,中国更严重的是“指表为里的语言腐败”和“指桑骂槐的语言腐败”。很不幸的是,张维迎在揭露“指鹿为马的语言腐败”时,自己就情不自禁、身不由己地落入了“指表为里的语言腐败”和“指桑骂槐的语言腐败”。

“指表为里的语言腐败”就是上面分析的,把语言腐败当成了道德堕落、改革发展、社会稳定、官员腐败等等问题的主要决定因素。看表面的语言而不看背后的原因,看语义而不看政治文化,颠倒语言腐败与道德堕落,这样流于表象的文字就是“指表为里的语言腐败”。

张维迎说:“北朝鲜的国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前东德的国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领导的执政党叫‘民族民主党’,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执政党叫‘宪政民主联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说得对。张维迎想说什么我们大家当然都清楚,但他不能明说,文章要发表他就只能“声东击西”,可代价就是落入了“指桑骂槐的语言腐败”。

我想说的是:张维迎面上振振有词,“该是向语言腐败开战的时候了”,可实际上他根本做不到;他要么是因为文化的原因而情不自禁地陷入了“指表为里的语言腐败”,要么是因为制度的原因而身不由己陷入了“指桑骂槐的语言腐败”,然后只能单一地批评“指鹿为马的语言腐败”。

语言腐败其实是我们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和“演化博弈均衡”,它既是一种生理遗传,又是一种文化遗传,更是一种“社会稳定预期”。难怪连自称“中国经济学第一人”的邹恒甫都说:“郎咸平有经纪人帮他联系‘业务’。吴敬琏一直炮轰‘权贵资本’,其实他本人就是‘权贵’,不然他为什么要给‘权贵资本’当独立董事、白拿高薪?张维迎经常骂‘垄断’,那他为什么要去垄断央企当独立董事、白拿高薪?”(“有些经济学家信口开河误国误民”,《广州日报》2012年06月06日 )

前不久,我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人的精神病理分析”的文章,专门回答“中国人到底能不能成为他想成为的人?”这样一个问题。我的结论是:

中国的现实就是被两种道德主义搞坏的:一种是内儒外法的假道德主义,一种是以为书面道德能压倒现实道德、私德能压倒公德的伪道德主义。假道德主义者潜意识里知道“书面道德”与“现实道德”、私德与公德的区分,伪道德主义者甚至连这个区分都不明白。一个主张“书面教化”的人,他身上的“现实教化”就压倒了自己的“书面教化”。自己的意识出卖了自己的潜意识都还没有感觉,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病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成为他想成为的人。

为什么?因为实用主义,因为实利主义,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可能把自己认为真心的东西“信仰化”,这是骨子里的东西,我们没有“宗教精神”,所以“没教化的措辞”一直在出卖自己的“教化主张”。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我们的精神是书面的,我们的情感却是现实的;我们的思维是书面的,我们的行为却是现实的。我们是自我出卖的人,我们的“现实教化”必然压倒自己的“书面教化”,我们中国人不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我们就是“双轨人”,我们的人情观、规则观、道德观以至于“传统信仰”都在规定我们如此这般。

“书面教化”的本质是:主张教化的人想教化的是别人,自己不可能成为教化的人;我永远例外,因为“书面教化”本身根本不存在“现实教化”那样的“互动强化机制”;结果,每一个我都例外了。这才是中国人:有些事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说的不是做的,有些事做的不是说的。有些事只让说不让做,有些事只让做不让说;有些事让说的不是让做的,有些事让做的不是让说的。有些事只能“被说”不能“被做”,有些事只能被做不能被说;有些事被说的不是被做的,有些事被做的不是被说的。

最后多说一句:中国人“人气足”,把根留住了,腐败的制度文化也就传下来了。所以,那些口口声声哭着喊着反贪污腐败、反语言腐败的人,最好也当心一下自己的腐败。大家的差别也仅仅是自我意识的差别而已。

方绍伟 独立批评家,制度经济学家,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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