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语言腐败和双语政策

01/09/12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张维迎《语言腐败的危害》:‘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 “打黑”…是正当的,很少人会反对。但… “黑社会”可以扣在任何当权者不喜欢的人和企业头上,所以“打黑”变成了“黑打”,变成了侵犯人权和私有财产的政治行为。’

‘语言腐败这个词…最初是在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真理就是谬误;和平就是战争;无知就是力量。’

语言腐败是极权主义政体的文化工具,用来扭曲事实和历史以迷惑公众,从而模糊和推卸制造公害摧毁国家意识的社会责任。这种现象在新加坡不是新鲜事,双语政策就是一个语言腐败的最佳例子。

双语政策,这一词汇的本身正是一个典型的冠恶行以美名,被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从表面来看,双语政策的意思是华英两种语文并重,是很正面的,许多人都会毫无犹豫的支持,但是,实际上,双语政策是一个去华人民族意识的语文教育政策;一个表面现象和实际结果全然相反的语言腐败现实。

去华人民族意识是一个不可明言的政治目标,有其二战前后政治上的历史传承因果,也有李光耀清算左翼反对政治势力的考量因素;是一个打黑变成黒打的范例。

在这一议题上,要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新加坡双语教育,以及为何当下的双语政策是一个表里不一的语文教育,有必要对比1966年前后的教育政策,和当时的社会现实。

回顾历史,1920年代开始,殖民政府对原本有相当活动空间的华人教育,一个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体制,进行立法管制,以遏止政治意识的滋长。二战后,英政府计划在新加坡建立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学校体制。

这些对华人教育的规范,和建立英校取代华校的设想与举措,都是为了防范和压抑华人意识在新加坡社会的滋生,不利英国人在新加坡的长远政治利益。

这种鼓励英校与歧视华校的政治思维,贯彻殖民政府的经济与教育政策,然而,这种企图通过奖励与惩罚来打击华人教育的手段,却制造了出乎意料的反效果:华校成为培育华英双语学生的学府。

由于殖民政府和英商只聘请通晓英语文的雇员,所以接受英文教育,有着实质性的经济价值。换言之,接受英文单语教育的华裔学生,可以相对轻易的在社会上谋个生计,所以完全没有学习华人语言文化的必要性。

华校生的处境却正好相反,基于社会现实,华校生必须努力学习和掌握英文,才能有机会到社会上讨个生活,因为华校生即便是在华人商行工作,也得使用英文处理和政府机构来往的官方书信。

这种社会大环境造成的现实是,英校只教育单一英文语文的学生,相反的,华校却培育了通晓华英双语的学生。这一说法是有其历史上的根据。

首先,教育历史上,只有华校强调华英双语并重的教学,比如,由教会主办的华校,而英校却没有积极鼓励学生学习华文的史实,事实上,英校没有必要,也不设立华文科目,因为华人不懂得华文华语无伤大雅,不是一回事。

其次,华校生有以私人考生资历,报考剑桥九号文凭的传统,李光耀所说的命令新加坡大学招收华校生,指的应该是招收这一些具有九号文凭学历的华英双语学生,而不是只有华校文凭的华校生。另一方面,英校生报考华校文凭之事,鲜有所闻,实际上,英校生根本不必多此一举。这也说明了华校生,有自动自发掌握英文的积极性。

由此来看,在新加坡的原有单语学校教育体系里,华校确实是培育双语人才的最重要学府。这种情况亦反映了华人家长的意愿是,华人子弟在保留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掌握在多元种族社会谋求生计的语文能力。这也是为何华校在百年的风雨中,虽然是举步维艰。却能够坚持发展。

这一段纪实从教育体系和时代背景解释了,华校为何与如何,塑造早年新加坡的华英双语人才。

当然,1979年之后,原本培育华英双语人才的华校不复存在,改由英校取代,也就是说,在双语教育的旗帜下,英文单语教育,全面取代了华英双语教育。

明白了为何当下的双语政策是一个名不符实的语文教育之后,还有必要再从1966年的新教育制度探讨,为何会产生去华人民族意识的这一种教育结果。

1966年李光耀实施所谓的双语政策,把非英文源流的民族母语学校的英语文提升为第一语文,而把民族语文降格为第二语文。学生学习两种语文的时间是不对称的以70:30比例,更偏重于英文的学习。

双语政策在贬低民族母语之重要性的同时,也减少了民族母语的学习时间,明显的,这一个违反平等对待4种语文的政策,落实了歧视华人语文的心态,理所当然,漠视华人母语教育的结果,就是去华人民族意识的实现。

一位教育学者(Chiew Seen Kong,1985)解释了为何会有去民族文化的不良后果:‘母语是文化传承的最主要媒介,母语教育资源的多少决定文化传承的多少;新加坡出现了华人丢失文化根基的现象。’

另一位历史学者(C M Turnbull, 1989) 证实了社会出现文化断层:‘标志着双语政策失败的新加坡式英语盛行,社会上亦出现文化断层的现象,为此,人民行动党政府,开始对新加坡语言与文化的发展,走向卡立索社会模式感到忧虑。’

1972年,李光耀首次提出卡立索社会的现象,但是,何以40年来情况无所改善?那么,这是否说明了:去华人民族意识,确实是一个不可明言的政治目标?

换个角度来看,李光耀排挤华人语文的说法,也可以从另一个语言腐败词汇来了解:平等对待4种语文。按字面来说,这应该是指,马来语文,印度语文,英语文和华人语文,都享有相同的社会与语文地位。

然而,真实现象并非如此,有两位新加坡学者提出了和事实正好相反的解说。

S Gopinathan (1994) :‘平等对待4种语文报告书具有去多元化教育的属性,因为推广英语文作为各民族共通的共同语文,在实质上,就是防止母语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这是说,一个标榜多元化教育的政策,却是一个去多元化教育的政策,提倡共同语文:也就是英文,其结果是排挤了母语教育。

Eugene Tan (2007) :‘平等对待4种语文的规定保障了巫印英的地位,杜绝占人口多数的华人享有语文上的优势。’ 这也可以理解为,平等对待4种语文,是建立在牺牲华人语文的基础上达成;这不就是排挤华人语文?

从这些学者的解说可以知道,语言腐败就是高智慧的政客冠恶行以美名,使用冠冕堂皇的词汇,来精巧包装偷鸡摸狗的勾当,以忽悠民众,操纵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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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政治_politics , 文化艺术_culture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