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要把政治问题专业化

19/08/12

作者/来源:邱震海 (31-7-2012)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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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奥运金牌不等同国家尊严

姜声扬:好,稍早前我们谈到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民众更加关心的可能不在是金牌是否等于国家尊严,而是更加关心自己民生的问题,自己的幸福指数,而这个问题最近在江苏启东上演了,江苏启东的无水排海项目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民众的激烈抗议之后,在上周末终于被叫停,但是中国国内接二连三这样一个官方的企业和民众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解析,我们请邱先生为我们做解析,邱先生,江苏启东的民众,他们担心他们自己的幸福指数,他们担心他们的环境污染而发生这样一个不幸的群体事件,从这个事件我们做个导引,中国地方的矛盾的本质为何经常被政治化,利益分配是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邱震海:要把政治问题专业化

邱震海:你刚才用了一个不幸的事件,我觉得这见仁见智,就横看成岭侧成峰,苏东坡以前说的一句话,同样一个事件就看我们从哪个角度去看,从某一个角度看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从某一个角度看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事件,就看我们从中能不能提炼出一些有意的启示和经验出来,比如说这次,我先不说我的观点,我们谈谈今天《人民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我们强调《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将公民需要理性,政府也需要透明,我认为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我再次强调能够发这样的文章我觉得非常自豪,因为过去往往发生这样事情,我们就会强调国民不理性,就像你刚才说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动乱或者骚乱,或者有一些社会群体事件,总归是不幸的,但是你要研究他的深层的原因,逻辑到底在哪里?

同时他的应对之道到底在哪里?未来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其实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揭开之后,其实我们发现这些问题根本不一个政治层面上的问题,他本身是个专业层面上的问题,我们只要在专业层面上把这个逻辑研究透了,用专业的方式来回应专业的问题,而不要把它上升到政治问题,一切近在不言之中,一切都可以检讨,所以这这件事情上,我认为今天7月30日《人民日报》发的这个文章说,公民需要理性,政府更需要透明,非常好,而且坦率来讲,这次启东事件是由于公民权利意识上升,他对自己环保意识上升,他对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项目然后进行叫停,虽然使用了方式是有一点非理性,比如说冲进了市委政府的大院,把官员衣服扯了,扯了并不是对人身攻击,而是让他换上一件环保的体恤衫,市委书记也面带笑容。

姜声扬:还抢走很多送礼。

邱震海:对,从头到尾基本上没有,虽然有警察,但是没有发生严重的治安事件,这些东西虽然表面上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但他本身有深层的原因,所以我说你如果把跟之前所谓在什邡等等其他事件不同的处理的方式相比,我们会现,这个启东事件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的,启示之一,首先他不是政治问题,我们千万不要在对问题的本源还没有搞清楚就无限的上升到这是一个维稳事件,既然是一个维稳事件就是一个政治事件,既然政治事件背后有敌对势力,有敌对势力就会影响我们的政局稳定,因为我们的执政党的地位,然后用敌对的思维去面对本来专业的问题,于是把官民矛盾搞的非常紧张,而忽视在官和民中间,其实忽略了中间,就是刚才我们第一部分说的一个鸿沟,有公民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每个公民都不是无产者,当每个公民都是有产者这每个公民相当程度有了对自己财产的保护意识,而这种保护,2006年以后得到物权法为代表法律的保护之后,其实我们发现公民的权利意识上升是非常正常的,这叫开弓没有回头箭。

你这个时候再要去阻止公民的权利上升,除非你不搞市场经济,除非你把市场经济搞成一个四不像的市场经济,而四不像最后一定会引来更大的危机,如果你要搞一个像样的实际,那就一定要顺着民意去走,公民权利意识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个中间就有一个公民社会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如何发挥社会的力量,来化解就属于社会层面上本身的矛盾,我想这已经是一个在目前维稳维稳听上去很敏感,其实你把他专业的逻辑解析开来一点都不敏感,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中国的问题,首先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今天我们短则思考最近几年改革遇到的很多深层问题,有人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有人说改革已死,有人说等等等等,长,我们长则到我们经常在这里讲过的国共内战,国共内战其实是两波同样怀有救国理想的有为青年,拯救同一个病人,病人躺在床上,就是我们苦难深重的祖国,我讲过多次在这里,但是两个外科医生先打起来,一个把另外一个打掉,非要用我的方案去拯救病人,结果等到100年之后或者过了五十六年之后,竟然双方的方案原来可以相融的,医生是可以互相容忍的,这种教训其实给我们很多启示,启示之一,就是我们没有真正好的去研究中国问题的本质,本质没有研究清楚就已经把他情绪化,高度的政治化,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无意去指责我们的前辈,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真的不要把中国问题,中国的问题严重吗?某些时候,你刚才用了不幸两个字很严重,如果我们处理不当,已经严重到了真的是可以动摇社会稳定,乃至政局稳定的问题,但是中国问题真的很严重吗?一点都不严重,我们去看看人类历史上,翻开人类的经济教科书,翻开人类的许多的社会问题的教科书,我们发现,欧洲当年的转型,美国的当年的转型,我们都可以有,只不过我们今天的转型除了原来欧美有过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之外,我们又多了一层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我们现在是双重转型合二为一,所以既然这样,问题当然很多,问题也很艰巨也很难。

但是真的他不是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只要把所有的问题从专业层面上去梳理好了,一切问题,当然不能说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相当一部分问题就可以容易得到化解,当然今天,所以前一阵我提出的要把政治问题专业化,而不要把专业问题政治化这儿一个观点。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今天有一个读者发了一个文章进行回应,他认为我这观点值得商榷,他认为应该是政治问题利益化,他说今天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无论是官民冲突还是维稳事件都是利益分配,只要把利益分配做好了,我们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包括维稳,我当然一部分也是同意这位读者的观点,我认为他跟我说的从大的方向同一个问题。

我们也不用去管名词有些专业化、利益化,但是利益分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是可能我说的专业化问题里面的一个部分,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如何处理官民矛盾,我们在官和民之间如何培育社会的成长,如何官就是政府,适度的退出市场,然后还原于他本来的一个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这么一种意识,作为民来说,怎么样跟官保持适度的距离,所以就回到刚才奥运金牌,并不完全等同于国家尊严,我认为从今年的伦敦奥运开始,我们发现我们的网民当中正在慢慢的成长起,我认为很健康的这儿一种意识,所以我们千万要去呵护这么一种意识的产生,千万不要以为跟国家保持距离,这是反国家,这是完全误解,这是我们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种误解,当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么一种胸怀,有这么一种对市场经济深层逻辑的认识,去陪伴这么一种进程,这样的话中国的问题慢慢的态度迎刃而解,千万不要把他情绪化和政治化。

姜声扬:好,我们先去一下广告,回头我们再请邱先生分析,中国转型的深层规律,各位观众休息片刻回头继续时事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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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