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利益问题政治化

19/08/12

作者/来源:星岛环球网 (30-7-2012) http://ed-china.stnn.cc

利益问题政治化才是中国的纠结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7月30日发表题为“‘利益问题政治化’才是当代中国的纠结”的文章,作者: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袁忠。全文摘编如下:

  《联合早报·天下事》7月13日登载了一篇邱震海博士的文章《今日中国须力戒“专业问题政治化”》,以德国为例倡导“政治问题专业化”,认为由此中国“政治上的纷扰也就消解了一大半”,海晏河清几可达矣。我对此文不敢苟同,无论是从国情上,还是从逻辑上都说不通,也只能同样遗憾地说“这是当今中国一个极大的误解”。

  文章对维稳也看走眼了,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对今天中国转型的深层规律缺乏研究,其实没那么复杂,“维稳”本质上就是“维利”。中国官员的学历越来越高,海内外培训热火朝天,专家学者也人头攒动,但贪污腐败、社会割裂、可持续发展等都没有解决,愈演愈烈,岂是专业二字可以了结的。这里也从德国说起罢。

十九和二十世纪德国的启示

  德国从1870年到1914年的经验的确值得借鉴,但我们要看到其实质及其对后来历史的影响。德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经济萧条,首相俾斯麦既专制镇压又建立临时政治同盟。他在剥夺社会主义者出版和集会的权利同时,仍然获得大多普通工人的支持,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排除阻力首创并力推一系列社会福利法案。他是靠实际的法律行动和现实效果取得人们的支持的,即真实地保障了民众的权益,这不是一个专业的问题,而一个利益问题。俾斯麦主导了德国的崛起,但这并不是一个值得赞美的理想时代。

  德国到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前夕,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在多元分工状态下代表不同新型职业、经济部门和集团利益的组织纷纷涌现,既包括官方的利益组织如各类商会,又包括含工业、商业和农业三大类的民间协会团体。纷纷成立的政党背后代表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如自由保守党与德国工业家协会,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等等都是政治与利益的结合。

一战和二战之间特别是三十年代,德国经济飞跃,跑在英法前面而仅次于美国。纳粹德国发展经济的措施有很多,如政府全面干预国民经济、扩大垄断组织、政府投资公共设施(如高速公路就是此时发明的)等等,经济奇迹证明其手段不可谓不“专业”,但问题恰恰出现在专业掩盖了政治。除纳粹党以外的一切团体和政党都被取缔,从意识形态到社会机构都专制化,亮丽的经济数据淹没了可怕的政治意图,公权打压私权、权力与资本融通等等让“德国战车”走上了生灵涂炭的二战不归路。

政治话语中的利益镜像

邱文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健康发展的公民社会,那么这些问题很快就能通过社会层面得以博弈和舒缓”。这是将一个当前十分艰难的目标,幻想化为书面的讨论前提,即将中国建设为一个健康发展的公民社会这个终级目标,作为“专业问题”存在必要性的依据,显然是不对的。

前面讲的德国的例子充分说明所谓专业问题的虚无,利益问题才是实质,政治要么是幌子要么是旗帜。“政治”一般就是指各种集团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也是各种集团或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所结成的特定关系。在中共看来,政治更多的是指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则常常演化为一象征、符号、信仰,有时甚至转化为党派或者领袖的道德形象,中共建政后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里,“政治”根据需要与主义、体制、立场、中央、人民等等划上等号也就毫不出奇了,不讲这些就是不讲政治。

即以维稳为例,其起因都是民众利益受到损害,乌坎村事件、什邡事件等无不如是,我不知道维稳需要什么样的“专业”之道。即如普泛的强征强拆、法官乱判、环境污染等等,专业在这里都只是很容易解决的等而下之的问题。中国的官民冲突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不是专业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中国的几大民主党派都是由知识精英组成,如果政治问题专业化是最佳方案,二者兼具的政协岂不是中国的救星?

“利益问题政治化”就是官员将个人的、阶层的、集团的利益进行政治包装、转化甚至通过讹诈、欺压,在“国家安定”、“公共利益”甚至“党”本身等繁多名目下,抱住主流话语体系不放,以便师出有名。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反问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就是典型,7月23日《人民日报》文章《楼市调控是政治问题 不能功亏一篑》标题也是一例。政治化的文化不仅中国官员深得其髓,民众也得其所哉,在各类抗争活动中,有时可以看到“拥护党中央”这类标语口号,似乎是一种“清君侧”意识的延续。而所谓“党组织进入外企”就只能让人啼笑皆非了。

新加坡的“专业政治”与美苏的利益集团

如果说前两个世纪的德国消解了所谓“政治问题专业化”的前提意义,那么新加坡就是“政治问题利益化”的好例子。新加坡的兴旺发达首先得力于其政党文化的成功,它不愧是现代型的民主政治,其奥秘就是人民行动党处理好了西方和亚洲、政府与民众、执政党与非执政党、政府内部等等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新加坡最大的政治就是地区稳定、经济繁荣、种族和谐,人民行动党建立了党内和政府本身的利益分配及其透明机制,如政府机构权力分配和运作机制、公务员选拔培养机制、防腐反贪机制,从而由内到外产生政治上的震憾与利益上的服众。

新加坡公共服务的高水平,精英主义,“高薪”的功能由“养廉”到“揽贤”转变等等表现与措施,充分说明专业性的价值,由于对人才的渴望与重用,新加坡的政治就是“专业性的政治”,而不是亚洲各国常有的官僚政治。有趣的例子是,新加坡的政府官员除了头衔和姓名外,有的还加了个后缀,如医生、教授,新加坡是首先解决了政治问题即民主公平公正等问题之后,人才和专业问题才发挥其作用,而不是倒过来。“政治问题利益化”即将政治问题公开公平地转换为解析、分配各种利益,值得提倡。

同样是民主体制,美国和新加坡不同之处在于有着突出的利益集团现象。美国的利益集团如全国制造商协会、劳联产联等,本质上是公开的专业或专门的团体协会等,他们的主要手段有媒体造势、游行罢工、影响政策、法庭陈述等,如反对种族隔离能够取得胜利,重要原因就在于全国有色人种协会长期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但美国的利益集团并不是暗箱操作,而是公开的、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是政治表达的替换形式,汇合起来就变成了大众的利益。

已跨台的前苏联也存在利益集团,但与美国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一种既得利益集团,是在苏共特权下对国民财富的滥用和隐性占有。他们擅长将各级官员们的大小利益进行政治形象包装,从列宁时代开始,就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些所谓“公家的财产”设立专门的医疗饭店,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任内的干部特权日益强化,最后到戈尔巴乔夫以“民主化和复兴苏联社会主义”的名义搞改革,最具专业水平的“党国精英”们转身成为资本主义的新贵和富豪。在这里,是党国精英们的个人“利益”而不是“专业”决定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命运。

当今中国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国内国外,左派右派骑墙派,各路人马都开出不少药方,要建立公民社会,政府不要越位缺位,顶层设计,小政府大社会,头头是道,但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愿不愿放权,谁来放,放到什么程度,自抽嘴巴可以,断臂求生谁干?石油垄断,是为了国土安全;银行不开放,是为了经济安全;烟草、盐等等的专卖,是为了人民的健康……如此等等,一切都是以国家、人民、公共性等政治的名义,要看到既得利益集团逐利的本质,其实当政者不比任何人蠢,食肉者鄙之说只是一种意淫,利欲熏心才是最好的解释。

“政治问题利益化”才是解决之道

“利益问题政治化”是当政者的策略,而“政治问题利益化”才是民众的福音。当一个政党鼓吹代表所有人利益的时候,就不会代表任何人的利益,只会代表自己或者某个集团的利益。政治化并不可怕,怕的是江湖化、黑社会化。中国现在需要的是破除对政治一词的迷信,政治不是什么先天的、既定的、神圣的、人格化的东西,无须敬畏。“政治问题利益化”就是要将“政治”、“国家所有”、“国家机密”等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改变部门和行业的超常集中程度,消除垄断;对中央、省、市、县、乡等各级的利益分配进行法律确认;成立经济人事上完全独立的反腐机构,脱离其它部门的利益纠葛;官员问责;财产收入公开,等等等等。

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既需要对当代中国有来自骨子里的感同身受,又需要对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人性的切身磨合,这样才不会产生隔靴搔痒之书生意气。修修补补,船还得沉。今日之中国,虽然没有形成集中而强大的直接针对体制和政权的意识形态力量,但联系到直观的切身利益,民主的渴望和民怨的沸腾如座座火山,立足于合理的利益产生、分配的政治民主才是唯一正确选项,主动还是被动后果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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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