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浅析新加坡华文教育之式微

29/08/05

作者: 叶德民 日期:29-8-2005 来源:http://www.nandazhan.com/huiyi/huiyi13.htm

华文是联合国五种官方语文之一,由于中国积弱而被忽视,上个世纪的五十到七十年代,在帝国主义和别有用心者的挑拨离间下,东南亚各地更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排华巨浪。在东南亚落地生根的华族,为了传承民族文化,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华文教育和文化事业更被无情的压迫和摧残,甚至明令禁止使用华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人才自豪地在联合国舞台上运用自己民族的语文,并得到各国的尊重。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五年来,综合国力迅速提升,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体、第六大经济体。同时坚持落实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与邻为善的外交政策,突破西方列强和反华势力的围堵,逐步赢得世界各国的信任和友谊。特别是东南亚过去排华的国家,已成为中国的好朋友,泰国和印尼等已取消禁止华文的条例,让当地华族恢复兴办华文教育和华族文化事业,泰国南部勿洞市长更牵头筹建一所华文大学。前大马首相马哈迪在第3届亚洲经济峰会上指出:“亚洲人向来被灌输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崛起抱着戒心,如此的心态,会导致亚洲国家失去把握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注1)。踏入廿一世纪, 华文的经济价值在快速提升,世界各地兴起了一股学习华文和认识中国的热潮。

新马在殖民统治时期的华文教育状况

新马是多元民族之邦,1948年殖民地政府颁布《十年教育计划》后,正式以行政措施倾全力发展英文教育,极力压制民族语文教育,马来文、华文和淡米尔文的教育源流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英文是统治语文,其社会地位凌驾于其他民族语文之上,英文源流出来的学生成为天之骄子。然而新马华族社会还可以有一个空间,依靠自力更生、刻苦奋斗、努力不懈地发展华文教育,到了五十年代,华社群策群力,各阶层上下一心,在先贤陈六使的号召下,形成了空前的凝聚力,选择在新加坡建立南洋大学,并于1956年3月15日正式开学。于是由小学到大学,一整套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终于建成,为东南亚华族教育事业谱写了光辉的一页,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华族的文化中心。

大马的华文教育状况

华族在马来西亚约占人口的25%,新加坡脱离大马独立时,大马还没有华文大专院校。在殖民地时,大多数的马来人都很贫困,独立后以马来人为主的政府,制订了许多优惠马来人的政策,使得华人处于不太平等的地位。尽管华文教育的发展困难重重,大马政府还是尊重多元民族,开办国民型华文小学,同时给华社一个空间去继续发展自身的民族教育,使得华文教育由小学到大专院校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也是今天东南亚唯一的华文教育体系。2004年统计大马有1千287间华文小学、60间华文独立中学、3间华文大专院校。近年来,大马的一些州政府还拨地、拨款资助华文独中。2005年6月13日《联合早报》报导:中华独中的校长叶景华证实,吉兰丹州政府拨了1100英亩农业地给学校,此外,州政府每月也固定拨款2万令吉作为学校的经费,削减学校的门牌税,以及豁免捐款税等。独中出来的学子精通三语,新加坡的国大和南洋理工大也吸纳了不少独中学子。

基于种种原因,虽然大马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种族关系呈现紧张状态,经政府调整政策后,近三十余年来,大马各族都能和睦相处地共同建设大马。在华社的积极维护和争取下,华文教育持续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不受影响,不少马来同胞都把孩子送进华校就读,在大马各地华校就读的友族学生达7万多人。

新加坡政府的华文教育状况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副总编吴元华博士,在1998年初以《务实的决策》这篇论文,获得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这是一篇有关人民行动党与政府在1954年至1965年的华文政策研究论文,其内容丰富、充实,资料可靠。笔者以其作为主要参考资料,摘录引用来客观地说明新加坡政府的语言计划与教育策略。

1959年行动党执政后,就着手以1955年《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为基础来改革华文教育。首先将华文教育体制原有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三、三制,改为中学四年、高级中学二年的四、二制。

1960年,教育部首次主办四种语文小学统一考试。

1961年,举行四、二制首届中四会考 (等同于英校的九号位考试)。

1963年,举行四、二制首届高级中学会考(等同于英校的A level 考试 ) ,完成了华文中学向英文中学学制看齐的初步改造。

1966年,逐步强制施行双语教育制度,双语教育是“ 政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语言计划,可以说是政府全盘教育策略中的一个骨干政策”(注2)。所谓双语是“以英文为主,母语为辅”的教育政策,其中“小学母语的总接触时间在29% 以下,中学母语的总接触时间在19%以下”(注3) ,其他全部使用英语文。

1971年,“华侨中学董事部接受教育部的建议,拨出华中校园右侧的一块空地兴建华中初级学院,并于1974年开课,成为新加坡第一间政府辅助的初级学院,以取代二年制的高级中学”(注4)。于是二年制高中停办。“初级学院采用华、英文源流混合制,各科除理解与写作和文学两科分别以华语和英语授课外,其余的科目均用英语讲课,学生不分华、英源流一起上课”(注5)。

1974年,“遵照新加坡政府配合南大与新大统一招生原则,南洋大学停止在大马招考新生”(注6)。

1975年,教育部长李昭铭任南大校长,将南大的教学媒介语由华语改为英语(注7)。

1979年,“教育部挑选9间有华校传统背景的中学为特选中学”,“推行双语教育,招收华、英源流学生”(注8) ,“1980年开始,除了母语科目外,其他科目一律采用英语文”(注9)。

1981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立联合校园,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注10)。

1987年,残存华校纳入以英语为主导的统一源流。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政府,所制订的特定语言计划与教育策略,就这么巧妙地安排,一步一步地实施,经历了二十八年的时光,一个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由小学─ 中学─ 大学,消失得无影无踪,终于把华文教育的完整体系连根拔掉,取而代之的是以英语文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体系。

新加坡政府的语言计划与教育策略

华族经历数代人,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一个完整华文教育体系,在28年内逐渐地在新加坡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从1959年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所制订语言计划与教育策略的内涵中去寻找答案。

“教育部长杨玉麟于1960年12月31日《统一教育政策的成就》一文中指出:要把四种一向各自奔流的教育制度,经过和平、公正,和建设性的途径而汇流为一道源流,是一种艰巨的工作”(注11)。吴元华博士指出“行动党政府虽然不断强调平等对待国内四大主要源流的教育,可是它一开始也强调英文对新加坡的现代化与工业化继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此外,政府也要以英文这个中立的语文作为国家统一的行政用语和团结各民族的桥梁。因此,它向来重视英文教育是公开的政治策略,这就使英文逐渐发展成为一枝独秀的语文”(注12)。吴元华博士指出:“ 在双语教育制度下,母语被定名为第二语文,更加深了这个印象。甚至作为国语的马来语也只能起着象征性的作用”(注13)。

“对行动党的政治与政策有广泛研究兴趣的瓦西尔 (Vasil, Raj ) ,甚至认为政府是特意创造一个说英文的新加坡”;“瓦西尔在他1995年出版的新书里声称:创造一个实质上说英语的新加坡这个比较具有争议性的目标,显然地成为行动党执政者融合政策的基本策略。他认为,为了现实的政治理由,行动党政府领袖虽然没有公开明言,可是他们的用意却是再明显不过,当时的目标或许反映了李总理与他的亲密同僚本身的自然倾向,因为他们都是受英文教育,而且高度西化”(注14)。

尽管吴元华博士在论文里声言:“不认为李光耀与他的同僚真正一开始就要创造一个实质上说英语的新加坡,因为在建党的时候,正是反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行动党为了要推翻殖民地统治,争取跟马来亚联合邦合并,它一早就认为马来文应该取代英文,成为全马来亚人的共同语言”(注15)。然而,吴元华博士在《务实的决策》里,同样地也一再说明了行动党政府,一开始就非常的重视英文的实用价值及其作为培养全民共识和团结各族的所谓中立语言地位。执政一开始就准备要把四种教育源流,汇流为一道源流,而英文自然成为这道源流的主要语文了。吴元华博士认为:“发展国家经济和培养全民共识是行动党政府决定以英文作为第一主要语文的最重要原因,而且是既定的教育政策与语言计划”(注16)。

华文教育式微的原因

《务实的决策》里提到有关华文教育式微的一些原因,其中华文小学新生锐减的问题,“ 李光耀一贯的解释是:这是政府让父母自由选择的结果”(注17)。有人指责行动党政府企图消灭华文教育,“教育部长王邦文于1963年12月10日在立法议院为政府的语文政策辩护,并列举数字说明:行动党政府于1959年上台时只有4所政府华文小学,学生2, 508名,但是在1963年6月30日就有28所(包括14所混合型) 政府华文小学,学生12, 073名(包括4, 452名在混合学校) ,增加了四倍。同样中学在1959年只有4所政府华文中学,学生4, 056名,但是在1963年6月,政府华文中学共有9所 (包括三所混合型) ,学生10, 428名”(注18)。这一系列数据事实,似乎证明了华校的发展是获得行动党政府的公平照顾与鼓励。吴元华博士认为:“李光耀在执政前支持华文教育,执政后仍然表示关心华文教育,只是因迫于世界局势的趋势以及新加坡的生存与繁荣,他不得不因时制宜调整教育政策,最终施行英语为主与母语为辅的双语政策”(注19) ;“英文最终成为新加坡首要的语文,只能说是随着国内外的现实环境的转变,政府不得不采取必要的相应措施加以适应的结果,这也是行动党政府因时制宜施政的一贯原则”(注20)。

笔者认为,上述所持的理由和数据,只是表面层次的理由和数据,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巧妙的安排和布署;一种美丽的包装托辞和烟雾,以便政府的既定语言计划和教育策略能顺利按计划实施。尽管吴元华博士通过学术论文来为政府的语言计划和教育策略辩解,也不得不指出:“ 政府重视英文的实用价值,并且极力推广英文在公共行政和教育系统中的用途,是华文及其他民族语文教育式微的直接导因”(注21)。历史事实确凿地告诉我们,李光耀和行动党执政二十八年后,四大民族教育源流终于汇流为一道以英文为主导的教育源流,当年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已不复存在。从客观的效果来看,行动党政府的既定语言计划和教育策略与1948年殖民地政府所制订的《十年教育计划》的主脉是相承的,所不同的是强制施行双语教育策略,这个策略使得政府较易实施其政策,比《十年教育计划》高明得多。

1994年3月22日《联合早报》报导李光耀在华中新校舍开幕礼上的讲话指出:“一个完全用华语的学校,要变成一个用英语作为媒介语,而华语变成第二语文是相当难的事,很多人在心理上都反对。这个问题一直到1978年才算是解决了一个阶段。南大和新大合并成联合校园。过后,政府才一步步解决中学和小学的问题”。李光耀的讲话,正说明了,行动党政府的既定语言计划与教育策略,经过慎思熟虑、精密策划、按部就班,运用迂回的高超策略,加以强权的配合,在六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对执政时的二百万到今天四百万的新加坡国民,实施语言转移计划这项巨大社会工程,今天已取得了卓越的成效。李光耀和他的同僚,确实具有无比的魄力和能耐,而代价是华族文化走向式微,随之产生无根的一代。

以英语文作为新加坡主导语文的理由

李光耀和行动党政府制订语言计划与教育策略的依据,主要有以下的三大要旨:

  一、 英语文是国际语文,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对新加坡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二、 新加坡是以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为主要的多元民族国家,虽然华族占全人口的75% 以上,华语文绝对不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要语文,因为会破坏民族团结,而殖民地留下来的英语文是最好的中立语文,可以作为各民族共同使用的语文,是民族团结的桥梁。
  三、 避免其他国家视新加坡为第三个中国或华人的国家,以英语文作为国家和社会使用语文,可以确保新加坡跟邻国和睦共处。

笔者认为“欲加之理,又何患无辞”呢! 众所周知,新加坡和大马的关系向来并不好,甚至恶劣,两国经常吵吵闹闹,互相对抗的意识甚浓。2003年10月2日《联合早报》的吉隆坡通讯报导:“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双边关系陷入新低点,导致两国去年的双边贸易投资额,较前年大幅度滑落”。

英文不是经济发展的仙丹灵药,更不是共同语言的唯一选择

笔者不否定英文很有经济价值,世界各地人民的交往也广泛地以英语来沟通,亚非国家的学校里也很重视学习英文,但不能由此而推论,非以英语文来取代自己的民族语文,经济就不能快速发展起来。其实使用英文的国家,其经济也不一定能发展起来,以菲律宾为例,菲国的官方语文是英文,其人民也普遍地使用英文,独立自主已快要六十多年了,其经济发展却是亚洲比较差的一个国家。不使用英文甚至排斥英文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也一样可以飞跃发展。其中日本和韩国更是非常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都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此外,德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法国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都是很坚持自己民族的语文。近年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快速和平崛起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要与中国打交道和打进中国的庞大市场,熟悉华文就会方便得多。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正说明了英语文不能独霸世界,取代其他民族的语文,正如大马前首相马哈迪于2004年9月7日在《星洲日报》指出“没有甚么文化是优越到必须强迫所有人接受的。”。热爱使用自己民族语文的国家,一样可以把经济快速发展起来的。

新加坡的周边,有超过二亿人(包括印尼)使用马来语系,虽然华族占新加坡人口的75% 以上,笔者也坚决不主张华族语文超越其他民族语文的地位,只要求给华族语文有一个真正的传承空间。笔者非常赞成,在多元社会里是需要一种大家共同沟通的语文,作为团结各民族的桥梁。新加坡的宪法规定马来语文为国家语文,英文、华文和淡米尔文同为官方语文。笔者完全主张以国家语文作为各民族共同沟通的语文,作为团结各民族的桥梁,是毫无疑虑的。可惜,作为新加坡国家语文的马来语文,在今天的英文海洋里也只能起着象征性的作用,新加坡宪法规定的国家语文,除了国歌和军队口令之外,竟然如同虚设。在宪法中国家语文的行使,可以如此的轻率,也许,这也是新加坡的特色罢!

笔者深信,真心诚意地让各族人民都拥护的国家语文,作为各民族共同沟通的语文,作为团结各民族的桥梁,团结在以马来语文为中心、相互尊重的三大民族文化,一定能培养全民共识,有效地建立国家意识,国家经济同样可以快速发展。

今天新加坡年青的一代

以英文为主,其他民族语文为辅的双语教育制度下,今天华族的孩子们,除了少数还能写一些华文文章之外,大多数就只能学到听和讲华语罢了。加上,四十余年来,政府采取一切措施极力鼓励和推动华族使用华语来取代方言,《2000新加坡人口普查》证实,华语已普遍取代方言,因此孩子们也不懂方言了。须知,方言是华族文化的重要一环,随着方言的式微,部分民间艺术将随之消失,多采多姿的华族文化也将随之逊色。

2003年11月19日《联合早报》的社论《务实看待华文B课程》指出:“在英文的海洋里,政府推行双语教育的路上形成很大的障碍,教授母语的制度到时将无法维持下去”。2004年11月26日《新明日报》报导一位精通华文的洋人贝文凯(Michael Bailey) 跟一名华族的大学讲师交谈,发现他的英语语法有诸多毛病,贝文凯想,这名讲师一定还精通其他语言,怎么知道,这名讲师却是连华文字一个都不识,贝文凯感慨地说:华人说的是新加坡式的英文,外国人听不懂,中文又不会,两头不着岸,真是可悲!笔者要指出:正是政府的特定语言计划与教育策略这项巨大社会改造工程,在强权的配合下,把新加坡由一个东南亚华族文化中心转变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恐怕也是新加坡的一个奇迹。

新加坡制作的电影《孩子不笨》里头,笔者经常听到孩子们说:“I hate Chinese”。天啊! 孩子们的根在那里了! 2000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在华族的一项抽样调查中显示二成多的青少年在来世不愿再成为华人,其中有12% 想做欧美人,有8.2% 想做日本人。2003年吴作栋总理在国庆时呼吁:必要时,年青人可以为新加坡作出牺牲。媒体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二成多的新加坡年青人,不愿意留下来为新加坡牺牲,显然,他们对新加坡缺乏使命感和归属感。

李光耀与行动党政府的既定语言计划与教育策略,创造了今天新加坡的辉煌成就、国泰民安和太平盛世局面。踏入二十一世纪,怎么会有二成多的年青人,对养育他们成长的祖国──新加坡,竟然缺乏使命感和归属感呢!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的城市小国,根据2004年联合国的一项报告,新加坡有33%的移民人口。这33%的移民,来到了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的新加坡生活,一旦新加坡有什么风吹草动,出现了危机,他们自然而然也会往他处寻找其安乐窝,离新加坡而去,再加上20%多没有归属感的年青人,这对捍卫新加坡的安全难道不是一大隐忧吗!

行动党政府的任何政策,首先要考虑的是其政治和经济利益,延续华族文化是其次,其教育策略素来是重视数、理科而忽略文化、人文和历史科。退休新闻工作者韩元山的文章 (注22) 指出:新加坡发生了一些中学生以法西斯魔王希特勒作为崇拜偶像的事件,教育部长尚达曼和一些有识之士对我国一般学生的历史知识严重贫乏感到痛心。由于长期不重视历史和人文学习,在新加坡“史盲”满街走。笔者综合地认为:在行动党政府目前的教育策略下,培育出来的新加坡年青一代,尽管是多么的无比先进,也只不过是机械人。

华族文化的前景

新加坡官方的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家庭使用英语的华族小一学生,1980年有9.3 %,1999年升至42.4 % ;2000年的统计,年龄介于5-14岁的华族儿童家庭使用英语有35.8 %,年龄介于15-24岁的华族青年家庭使用英语有21.5 % ,按这样的趋势走向,若政府的政策没有太大的变化,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未来,难以乐观。若干年后,老一辈的华文精英,五、六十年代受华文教育的知识份子以及爱护和关心华族文化延续的人们相继回归自然,而一批又一批“I hate Chinese” 的孩子成长后,恐怕华族文化也将会在新加坡黯然褪色,走向式微。

1989年底,李光耀在华文研究会主办的“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上致开幕词中说:“如果我们放弃双语政策,我们就必须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使自己沦落为一个丧失文化特性的民族。我们一旦失去了这种情感上的稳定因素,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充满自豪的独特社会。相反的,我们将成为一个伪西方社会,脱离了我们亚洲人的背景”。显然,李光耀早就认识到华族文化消失的代价,但李光耀的理念是:语言和文化必须服从经济和政治的需要,这是首要的原则,民族文化的传承是其次。因此他坚定持久地实施以英语文作为新加坡的强势主导语文,然后,也希望华族学生在英文的海洋里学好母语,以便保存华族的传统文化,于是双语教育制度就在领袖的这种理念背景下产生,诡谲的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行动党执政46年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了华族文化,正是在李光耀制订的语言计划与教育策略的轨道上,滑向式微的方向。

政府领袖也都觉察到华族文化延续的危机,深感不安,吴作栋总理在1997年国庆日群众大会的英语演讲中说:“假如华族语言、文化、价值观和传统不再是我们这个大都会社会的一个主要部分,那将是新加坡的灾难”(注23)。吴作栋和李显龙也曾经强调:“华族必须培养一批对中华文化传统、历史、文学和艺术有深入了解的核心人员,担任华文教师、作家、新闻工作者、社区领袖、国会议员和部长”(注24)。

适逢中国的和平崛起,华文的经济价值上涨,李光耀与行动党的领袖都是实用主义者,于是增加多一所特选中学,更准备采取一些措施,挑选一些小学以华语文作为第一语文来教学,提升华文的授课力度,还采用各种方法和方式去吸引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期望能培养少数华文精英,这些所谓华文精英是相对于新加坡这片英文海洋而言。

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其人民都自然地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人民才会对自己的民族有归属感,才会忠于自己的民族,才会为自己民族的生存作出无私的牺牲,这个民族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英格鲁·撒克逊民族系统以外的人民使用英文,只是把英文作为一个工具语文来使用。通过语言转移计划的巨大社会工程,以英文这个工具语文来取代自身民族的母语,这个民族还能会有自己的民族魂吗?难怪2003年新加坡媒体的民意调查,有二成多的新加坡年青人,不愿意留下来为新加坡牺牲。

新加坡华族传承自身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教育和文化事业是联合国赋予的基本权利,是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不能让莫须有的“危害多元社会凝聚力这种意识”来阻挠华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不应被人动辄套上大汉沙文主义予以剥夺,更不能被看成是忠于祖先的国家──中国。扎根新马和东南亚的华族文化,虽然来自中华大地,但由于地域不同、生活环境不同、国家意识不同,同时也融会了兄弟民族的部分文化,这就使得华族文化和祖先的中华文化有一定的差异而有所区分。马来族、印度族和华族都应拥有以母族文化为基础,长期在新加坡生活而自然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彼此互相尊重,他们都是新加坡人,目标一致地肩负起建设和捍卫新加坡。

注释

1. 《星洲日报》 2005/7/29

2. 《实的决策》241页
3. 《实的决策》242页
4. 《华中七十周年特刊》88页
5. 《华中六十周年特刊》127页
6. 《呵 这五十年》 97页
7. 《呵 这五十年》 98页
8. 《华中八十周年特刊》84页
9. 《华中校友会纪念特刊》174页
10. 《务实的决策》313页
11. 《务实的决策》88页
12. 《务实的决策》268页
13. 《务实的决策》238页
14. 《务实的决策》269页
15. 《务实的决策》270页
16. 《务实的决策》275页
17. 《务实的决策》163页
18. 《务实的决策》293-294页
19. 《务实的决策》130页
20. 《务实的决策》271页
21. 《务实的决策》270页.
22. 《联合早报》2005/8/6 《言论版·二战结束60周年的反思》
23. 《联合早报》1997/8/25
24. 吴元华博士著的《华语文在新加坡的现状与前景》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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