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维护基本工资职工会责无旁贷

30/06/12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2012年5月15日新闻报道:‘据新加坡政府有关部门统计,…有一些个别低薪领域的员工收入没有改善。例如办公室清洁工,在过去10年里薪水几乎没有增加,而实际薪水反而由于通胀等因素下跌了2.7%。’

这一则不起眼的小新闻反映了新加坡政治体制,尤其是职工会在职责上的承担问题;何以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低收入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没有得到必要的妥善照顾?

实际上,低收入阶层的困境,并不需要统计数据的说明,就已经可以从现实社会中得到证实。坊间议论反对政府向基本生活必需和医疗征收消费税,以及要求政府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在在明确指出了生活成本不断上涨,对普通市民带来了莫大的压力,和政府有必要承担责任,确保人们的工资足够应付日常生活开支。

这一社会现象何以发生?其所以然可以从近日的另外两则新闻探个究竟。

2012年6月21日,一则有关避免工资停滞的报道,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其一:工资一般由固定部分、每月可变动部分,和常年可变动部分也就是花红组成,一般的比例是70%、10%和20%。

其二:通胀率高达4%时,3%的固定工资增长意味着把通胀率考虑在内后,实际固定工资其实下降了1%。

其三:固定工资增长影响工资中固定,每月可变动部分,和常年可变动部分所占的比例;工资增长得视生产力和盈利增长而定。如果两者都不高,那雇主在给予更大幅度的固定工资增长后,能拨入可变动工资部分的就相对更少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提高生产力以分享更高盈利的原因。这不光是满足更高固定工资增长的需求,以避免实际固定工资减少,同时也是确保可变动部分相应增加,维持目前70%、10%和20%的比例。

根据报道,政府对于工人工资因为高通胀率而生活困难的解决方案,是重新平衡固定和可变动工资增长,不过,口惠往往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好结果。

首先,在本质上,这个工资模式只是一种朝三暮四伎俩,对工人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不论工资变数如何分配,100元的工资都还是100元,就如部长所说的:雇主在给予更大幅度的固定工资增长后,能拨入可变动工资部分的就相对更少了。

另一方面,从工人的角度来看,工资上升的机会有限,却要面对工资下跌30%的风险,因为雇主可以取消每月可变动部分薪金和花红。

回顾历史,这种所谓的灵活工资制度,为的是让雇主可以随时的合法调低工资。当然,按官方说辞,这是因为如果雇主关门大吉,工人就要面对失业。明显的,这种制度是不惜牺牲工人利益,去降低企业的营运成本。事实上,这种不惜牺牲工人利益,去保护企业利益的政策思维,是低收入劳动者民不聊生的最根本原因。

其次,把工资和生产力,以及企业盈利挂钩的政策思维,其正确性,有商榷的余地,尤其是用在最低工资劳动者身上的适当性。

生产力作为一个经济上的效率概念,在企业账本上,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计算数据,不像企业利润的会计有其专业的计算规侓和方程式。因此,把工资和生产力挂钩,虽然有其理论上的可行性,可是,却没有同会计利润一样的实际对应参考系数。换言之,在缺乏指标的情况下,工人工资要如何去和生产力挂钩?

不妨问一问,何以政府官僚的薪金不和新加坡生产力,却是和国民生产总值挂钩?如果说,薪金必须和生产力挂钩是一个真理,那么,何以新加坡生产力在原地踏步多年,而官僚薪金却是年年步步高升?

此外,企业在计算盈利上有相当的灵活空间,从交税的角度来看,呈报低利润对企业更为有利,所以低利润的企业,不表示没有能力支付更高的工人工资。

从这些基本常识来看,所谓灵活工资制度,只是聪明人自圆其说的一厢情愿。

官方说辞强调市场规律的重要性,认为薪金和工资必须以市场经济定价,但是,这也是自欺欺人的说法,比如,官僚薪金的多少是当权者的政治决定,无关乎生产力,更和市场经济没有什么必然关系。

同样的,低工资未必就是市场规律的必然结果;对低文化工人而言,没有市场信息的智慧,也就别无就业选择的机会,只能长期停留在同一的岗位上任由剥削。例如,在外包制度下,新清洁承包商以更低廉的价格标得工程,而工人也只能认命的去接受更低的工资去做同样的工作。

这一个现象说明了,最低工资劳动者的廉价劳力,是一个弱势劳动者没有选择就业机会的结果,无关乎什么市场经济定价。

市场规律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经济解释,在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往往是不完整的,而且由于信息的不全面,所以市场失灵是常见之事;这也是政府为何经常要使用各种的政策,去进行必要的经济调整和市场干预。

这种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政策干预,在新加坡的政经环境里司空见惯,高薪官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此,关键的问题是,政府为何不对低工资也同样进行干预?去制定必要的政策保障,确保工人的工资足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准。何以厚此薄彼?这种双重标准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心态?

职工会的说教式解释和工资理论,对这些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弱势低层社会阶级而言,完全没有什么意义,更没有实际利益。重要的是,最低工资劳动者群体,他们需要制度上的保护;职工会的职责,不就是确保工人有合理的工作环境,和合理的工资,去维持一个有尊严的基本生活水平?

2012年6月24日,另一则新闻:未来三年,不光是清洁业低薪工人有望赚取更高工资,保安、款待和餐饮业的雇员也有机会获得可持续加薪。职总将采取“渐进式薪金”方式,争取在2015年以前增加1万名低薪清洁工人的工资。目标是协助月入少于1000元的清洁工人,把工资提高到1000元。负责市镇理事会等清洁工作、月入1000元者,争取为他们调高至1200元。至于操作清洁仪器的工人,1200元的月薪则提高到1500元。

渐进式薪金制度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高格调学术名堂,用白话文来说,意思是丁点丁点的慢慢提高工资。

凯恩斯有句名言: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是一群死人;是说,眼前的问题不能等待长期的方案去解决。另外,也有人把相对论引申为,快乐的光阴是天堂,痛苦的光阴是地狱。综合来说,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苦难者,三年是一个漫长之遥不可及的日子,届时,待救者早已归之尘土。

这种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利益的敷衍性政策,岂能解决低收入劳动者的燃眉之急?不过,却正好反映了职工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真实关系。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低收入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没有得到必要的妥善照顾。

另外,从最高薪金阶层和最低工资阶层的收入对比来看,也就是每月300000元薪金和每月1000元工资的对比,新加坡社会贫富两极化的原由,就自然而然的十分清楚:这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当的政策结果。可见,政府把这种反常社会现象,归咎于全球化经济的说法不靠谱。

还有,与其要求繁文缛节的工资和生产力与企业利润挂钩,不如直截了当让基本工资和生活指数挂钩,就如机票和燃油价格挂钩一样,在物价高涨之际,工人可以得到适当的金钱补助,减少生活的压力。这是一个可行方案,一来,生活指数是官方数据,没有争议,二来,工资调整的适时性,可以有效应对物价上涨。

从整体来看,在本质上,解决低收入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是个政治意愿的问题。如果政府让职工会回归到其原有的结社宗旨:维护工人的基本福利和争取更好的待遇,那么,工人的生活水准必然能够得到改善。也就是说,不被政府驾驭的职工会,才能在对等的地位上和资方谈条件。说白了,一个独立自主的职工会,是改善工人待遇的先决和必需条件。

---

分类题材: 政府制度_policy , 政治_politics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