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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劳资政理论的盲点

16/06/12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新加坡劳资政的三边关系机制有着很好的口碑,是一个备受赞扬的制度,因而成为好些其他周边国家的职工运者和学者,用来借鉴和研究的新加坡模式。

坊间所见相关文献,泰半都是从非常正面的角度,来评释新加坡政府在处理劳资问题的手段,比如,‘新加坡的劳资关系因其独特的劳、资、政三方机制而闻名,被誉为是亚洲最稳定和最具有弹性的劳资关系体系。’

‘新加坡完备的劳动立法是其劳资关系和谐稳定的根本之道;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由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两部分组成,以“中央公积金”为核心的社会保险制度构成其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

‘新加坡人以拥有良好的劳资关系而自豪。从60年代末以来,新加坡劳资关系从对抗走向合作,和谐的劳资关系促进了工业发展,吸引了外国投资并成功地推行了新工业化计划。良好的劳资关系带来的直接好处是迅速的经济增长,全民就业,大幅度地常年加薪,更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福利及更高的生活水准。’

诚然,这一类的论述确实是相当精准的,描绘了新加坡劳动市场的一些客观现象,但是,这种论述主要是从政府和资方的立场去看待经济现象,似乎忽略了从劳动阶级的视野,去检验劳工政策对工人利益的负面影响。换言之,这些对新加坡劳资政关系的论述,缺漏了对政策阴暗面的必要分析。

根据这类说法,新加坡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权威政治使得职工运动去政治化,劳资政之间有协商精神,所以三边关系可以通过妥协,进而衍生和睦共处。

新加坡的这种不寻常体制:权威政治和福利工会能够共生共荣;让许多人赞叹为政治奇迹。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刻意塑造的经济表象,现实未必就是如此理想。

在这些正面的论述中,去政治化和协商精神,就像权威政治和福利工会一样,在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也就是说,双方要在零和游戏中博弈,去侵占对方的权利,所以当一方的利益多了,另一方的利益必然就要少了。因此,除非各方势均力敌,要不然,利益均等,和睦共处的实质性现象是不存在的。

明显的,新加坡的这种特殊劳资政三边关系是否真实,要取决于三边关系是否有足够的权力平衡。但是,权威政治这一个现象的本身,就已经毫无保留的显示了政治权力的分配现实:政府独揽大权。

另外,职工运动去政治化,是说政府通过立法,赋予官僚更多的合法行政权力,去规范工人的职工会运动;明文规定什么是允许,什么是不允许的工会活动。因此,职工运动去政治化的结果,是劳动阶级丢失了原有的工业行动权利,这也就意味着职工会丢失了和政府,与资方进行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在政治博弈上,一个手无寸铁的职工会是一个非常弱势的组织。这也是新加坡的一个无可否认的政治现实。

还有,跨国企业有许多的经济选择,新加坡并不是什么唯一的非选不可的地点,而历史事实也证明,当新加坡的经济政策不利外资的时候,外商可以毫无困难的把工厂外迁,或者,停止新投资。这就是外商和政府谈商投资条件的政治筹码。

有学者指出,由于政府和外商之间的经济协定是隐秘的,所以政府是以何种代价招揽外商,外界不得而知。不过,从政府本身提供的一些资料文献,可以知道经济官僚,习惯于竟折腰的迎合外商的投资需求,并且大力宣扬,这就是新加坡的经济精神面貌。

近日,有美国学者撰文指出,新加坡政府提供有利条件,吸引一所美国大学到新加坡办学,之后,各有关机构都否定了这一个报道。但是,在不久前折翼而返的一所澳大利亚大学,却是要归还新加坡政府一笔数额不菲的‘贷款’;一个原本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优惠安排。

这些客观事实,清楚表示了政府依赖外资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实,从而演绎了政府和外商的密切关系。因此,所谓的共生共荣关系,只存在于这两者之间,这也说明了只有当双方实力旗鼓相当之际,才会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让各方各取所需。在这一个环节里,职工会只能望门兴叹,是一个毫无作用的旁观者。

再看看,跨国企业和职工会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新加坡劳工法令明确规定,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劳动合约,尤其是一些关键性条件,职工会无权过问,工业仲裁庭也不会审理。说白了,外商有合法的权力单独决定,要以何种工作条件和待遇去雇用和管理员工。这两者之间的强弱关系,一目了然,无需多言。

如果说,新加坡劳资政关系确实是如此这般,那么,所谓的协商精神,应该就是子虚乌有的说法,并不存在于现实中。协商精神只能够建立在一个权力对等的协商机制体系内,在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各方彼此交换有无,各取所需。

可见,权力均等是进行有效协商的先决条件,没有了相对平衡的权力分配,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协商,因为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强迫弱势者接受强者提出的条件。

如果说,新加坡劳资政之间不存在着协商精神,则,三边关系通过妥协,进而衍生和睦共处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或许,更接近真实的说法是,劳资政三边关系中,弱势者被迫屈服于强势者,同样的,弱势者被迫苟且偷生,乖乖听话;也就是说,妥协和和睦共处,都只是体面的外交辞令。

除了理论上的如是说之外,也可以从现实生活中,去验证理论性说法的合理与可靠性。

新加坡贫富两极化的现象,日益严重,官方把责任归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这种官方说辞纯属忽悠,不能当真,实际上,1819年开埠之际,新加坡就已经是国际经济的远东基地,向来是全球化经济分工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贫富两极化的出现,主要还是中产阶级的日渐消失,这其中的根本因素是人们的可支配所得,在扣除了购买必要的公共服务开支后,所剩无几。随着生活成本的上升,无法跟进的群众只能降低生活水准,比如,大屋换小屋,大车换小车。长话短说,政府通过政策可以有效改变个人的财富状况。

举个例子,当政府把工资上调之后,政府组屋的价格立即提高,紧跟着,公积金缴交率也提升,官方说辞称之为增加人们的资产价值,和提升人们的养老退休金。如果这类说法属实,那么,房奴现象不会发生,社会也不会怨声载道,慨叹没有能力看病养老。当然,中产阶级更应该是不减反增。可见,新加坡劳工与相关配套政策,有利社会大众的说法,是言过其实。

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两极化,也是工资两极化的具体展现。这说明了工人和雇员的工资没有得到合理的保障,进而反映了职工会的无能为力。

根据2000年的一份政府调查报告:社会最低层10%人口的每月家庭收入,从1998年的S$258,减少到1999年的S$133。与此同时,最富裕20%人口的收入,对比最贫困20%人口的收入,由1998年的15倍数,提升到1999年的18倍数。

以新加坡总理的年薪为例子,综合坊间的不同的资料来源:1970年是S$0.42百万。1994年是S$1.15百万。2000年是S$1.98百万。2007年是S$3.1百万。2010年是S$3.87百万。同样的,其他部长和高级官僚的年薪,也是年年步步高升。

由于总理薪金和市场经济的薪金挂钩,这也体现了专业人士和高级管理层的高薪现状。这原本不应该是什么问题,不过,问题却是出现在工人和普通雇员,无法共同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换言之,职工会没有能力要求分享经济成果。

这一个说法可以从一则2012年5月15日新闻报道,一探究竟:‘据新加坡政府有关部门统计,…虽然低收入人群整体工资收入有所增加,但是也有一些个别低薪领域的员工收入没有改善。例如办公室清洁工,在过去10年里薪水几乎没有增加,而实际薪水反而由于通胀等因素下跌了2.7%。’

由此可知,坊间的好些劳资政理论的盲点是忽略,或者,遗忘了工人阶级应该分享经济成果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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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政府制度_policy , 政治_politics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