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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麟的南洋大学问题政策演说

13/03/07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杨玉麟在1960年2月10日以新加坡敎育部长的身份就南洋大学问题向立法议院发表演讲。这个政策演说主要是针对魏雅聆报告书的建议改组南洋大学。这篇演说词収录在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的第248到254页。

在‘南洋大学的问题’一节里共有5点,即分别为讲稿的第6,7,8,9以及10段。

第6段是有关所谓的问题核心,那就是南洋大学的架构体糸是沿用华校的管理制度:校董全权处理学校教育政策。其问题是…缺乏教育知识的董事会来干涉学校的用人和教育政策,以致严重阻碍了学校的进展…这些成了董事会委员的创办人,却面对着许多有关一间大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是他们的商业和贸易的经验所能提供答案的…应该立即警告南大,指出由一般对高级教育问题毫无经验的商人来操纵南大所能产生的危险。

第7段是指经费不足…各方人士答应捐助2千万元给南大…实收的只有1千3百万元。

第8段是指南大缺少专业管理…没有一个打击比缺少专家的计划和咨询更严重…精明的商人…办大学…可是一间大学是一个求学和研究的机构,而不是一个用来做生意的场所。能使生意成功的方法,不一定适合用来管理一间学府…一件很奇怪的事…对大学行政毫不熟悉的秘书长,竟置身在所有的学术委员会里面,而且还是毕业考试委员会的三名委员之一。

第9段是有关大学的质和量的问题…由于考虑到财政的稳定,就变成重量不重质…对教授的资格和才能,也似乎没有一种适当的评定…课程似乎缺少一种系统性…

第10段是聘请南大毕业生的问题…如果下一次的毕业考试还是这样馬馬虎虎的话,那么新加坡政府为着照顾公众的利益,就要重新考虑这种情形。

总结而言,部长首先反对华校沿用的校董管理制度。缺乏教育知识的董事阻碍大学发展,因为商业经验不能解决高级教育课题。部长也质疑以华校募捐的作业方式筹集运作经费。部长认为能使生意成功的方法不适合用来管理学府,更质疑大学秘书长的能力。部长主观认定大学重量不重质,从而质疑大学的教育素质。最后,部长以公众利益的大棒子告诫‘下一次考试不可以马马虎虎’。

这一篇讲稿是由杨玉麟以教育部长的身份在1960年2月宣读。虽然事隔己经有47年之久,但重新读后的感觉是无论在其遣词用字或者是其思路,分析手法以至于风格方面却似乎相当熟悉,一点也不觉陌生。个中原因极可能就是因为批改新加坡政策的朱笔确是五十年不换。

讲稿内容并设有提出实质上的所谓南洋大学的问题,所提出来的批评都是主观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其措辞对校董,秘书长与学生的指责,不仅仅是蔑视也近乎人身攻击。

讲词的中心论调是在商只能言商,通俗一点的说法是不熟不做。这个说法正面看来确是致理明言,言之有理。但是一旦把这理论拿来实践却又似乎全然不成体统。诚然,教育部长从政之前只是李光前旗帜下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那在不熟不做的原则下又如何先后经营交通部与教育部。新加坡的将军都没有在真实战争里放过一枪。同样的,新加坡总理在从政之前也确实没有担当过总理的工作经验。

华校的校董管理制度与筹款方式有其历史上的客观因素,缺乏这一层基本的常识认知而无的放矢,本身就是一个无知行为。华校在缺乏资源的困境下,自力更生,其成就是不容质疑的。华人经济的成功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商业经验不能管理学校是一个谬论。校董一如企业董事局,不直接参与日常运作,企业一般运作由经理层执行,学校一般运作由校长及教师执行。现今大学力求企业化,就是要把大学视为商业机构来运作。由此可见,南洋大学没有问题,而是政府政策上有后知后觉的问题。

而在讲稿内至少有2次提及但却不愿指名的所谓对大学行政毫不熟悉的秘书长是指潘国渠。潘国渠在1955年4月挑大粱把南洋大学扶上轨道,之后于1960年2月离职。其间于1958年被政府取消公民权。1983年潘国渠以潘受书法家的身份重获新加坡公民权。为此,潘受自嘲为从强盗变国宝。

潘国渠是否对大学行政毫不熟悉,没有资格担当秘书长?从国家图书馆的潘受履历,以及陈声桂在《潘受三帖》里的潘受生平中可以一睹其真面目:出生于清末一戶书香之家,自幼饱读诗书。12岁时的诗作己经得到前辈的赞赏。17岁时其论文在全国比赛中荣获首席,5名评审团中包括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与伍连德医生等。18岁出任广卅西敏士学校的导师。19岁到新加坡加入叻报任编务。20岁知遇李光前,深受器重,随后结识陈嘉庚与陈六使。先后在华侨中学,道南学校,以及麻坡中华中学服务。中日抗战爆发后,侨民组识筹赈难民总机构由陈嘉庚出任主席,潘国渠为主任秘书。1940年南洋各地区推派代表组织中国慰劳团,由29岁的潘国渠任团长,而团员中有多人为年长者。1940年代潘国渠辗转在重庆,上海,四川,香港等地,从事金融工商事业。1949年,38岁时回返新加坡从商。1955年,44岁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这一些经历是很丰富的处世应变的实证。潘国渠的领导才能是有目共睹的。

潘国渠在新加坡与陈嘉庚,李光前以及陈六使等等华社群雄交往密切。抗战时在中国也与众多的文化界名士交往,其中有徐悲鸿,郁达夫,刘成禺,章土钊,苏雪林,刘海粟等等。这些实际状况也印证了潘国渠的才学,能力与为人品德是得到社会人士的认同。

诚然,要有慧眼才能识英雄,要有眼晴才能认识泰山。由此可见,新加坡教育部长对南洋大学的校董,秘书长与学生的种种质疑多属政治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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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