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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为何不再有工人罢工?

09/06/12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2012年6月6日,中国的一份地方报刊有这么一则报道《新加坡30多年来没有出现罢工》:‘新加坡30多年来没有出现罢工,劳、资、政三方形成了成熟稳定的运行体系,和谐良好的社会氛围成为新加坡不断进步的核心竞争力。’

次日,另一篇续稿《新加坡九成劳资纠纷由工会与雇主自行协商解决》:‘新加坡作为亚洲最成功的现代化国家之一,在吸收西方文化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方面堪称典范,这正是广东要学习借鉴的重点,也是双方长期合作的潜力所在。’

‘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总理公署部长林瑞生向广东省代表团介绍,职总鼓励工会和雇主协商解决劳资纠纷。在新加坡平均一年1600起纠纷中,90%在没有第三方的协助下获得解决。从1978年至今,新加坡没有发生罢工事件。独特的劳资政和谐关系是新加坡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新加坡模式的这些亮丽外表,只是一张画皮,其内容实质和表象恰恰相反。

新加坡没有罢工现象,和新加坡九成劳资纠纷由工会与雇主自行协商解决,是一个铜板的两面,都是一个设定的政策结果。劳资关系之所以如此,其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因为新加坡工人不再享有自由罢工的权利。

1966年8月17日,国会通过了专为打击职工会运动而设定的职工会修正法令。

新法令规定,罢工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工业行动都是非法活动,除非取得大部分职工会员在秘密投票中的支持。新法令全面杜绝工人在重要行业的罢工权利,也全面禁止其他工会进行同情性的支援罢工。部长有明文权力,阻止工人在重要行业组织工会。

1968年,政府设定1968雇佣法令,和通过工业修正法令,进一步规范了职工会权力,和工人的工作条件与待遇。

雇佣法令大幅度的修改了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新条例削减了工人的福利,把原本的每周39小时工作时间增加到44小时;公共假期由15天减少为11天;休息日,病假天数,有薪年假也相应减少。有3年工龄的工人才可以享有遣散费;花红和其他工作奖金都受限制。明显的,这些法令,都是以雇主的经济利益为主要考量对象。

工业修正法令,让雇主在雇佣合约上享有异常的优惠权利;其中有关员工的升迁,职位调动,裁员,开除,重雇,和工作分配的事宜,都有明文禁止职工会进行任何干预。这些相关事宜也不可以提交工业仲裁庭审理,因为法令也明文规定,工业仲裁庭无权过问此事。此外,法令也修改劳资双方间签订的集体合约的有效期限,分别把18个月期改为3年期,3年期延展为5年期。并且规定新雇佣合约的条件不能超出法令所规定的范畴,换言之,工人不可以享有比法令所规定的,来得更好的雇佣条件和待遇。

显然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在给予资方更大的行政管理权力的同时,亦更严格的约束了职工会的集体协商权力。这一种权力上的一加一减,塑造了劳资的强弱关系,而其目的就是要阻止工业行动,因为职工会在丧失了有效的集体协商权力后,也就变得软弱无能,无法为工人争取更合理的工作环境和待遇。

时任财政部长的吴庆瑞,在解释这些规范职工会权力的新法令时指出:‘雇佣法令给予职工会活动一个更高规格的行为准则,规范工资谈判,以便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进行有条不紊的职工运动。’ 说白了,只能在政府划定圈圈里头活动。

从这些历史事实可以知道,人民行动党政府是通过立法,彻底清算了职工会的合法权利。在劳,资,政的三方关系中,职工会沦为满足政府政策,和西方资本世界对劳工需求的政治工具,完全丢失了维护和争取工人权益的原有宗旨。

一位美国劳工经济学者认为新加坡的劳,资,政三方的结构关系是:政府和外资组成经济联盟;在这一层关系中,政府依赖外资进行经济建设,由于外资有其他的投资选择方案,所以在双方的商议过程中,外资处于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这就是为何政府有必要修正相关法令强化外商的劳工管理权力。这一种经济联盟的结果是一个被极大弱化的职工会,沦为政府的行政工具,是政府用来满足外商在劳动力需求的附属组织。

另两位新加坡经济学者,对于这些新法规对职工运动的影响,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工会只能在严厉的条件下成立,而这些条例的制定是属于劳工部长的权限,政府可以在无需提供理由,和没有经过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吊销任何工会的注册。工业法令规定,进行中的工业纠纷,一旦得到工业仲裁庭的知会,就必须立即终止商议。这一规定的实质性效用就是终止工业纠纷,逼使双方进行自愿的,或者,强制性的仲裁。因此,事实上,任何没有得到政府许可的罢工是无法进行的。如此一来,外资公司避免了工业行动的威胁,因为政府会毫无顾虑的打击,任何试图进行工业行动的策划者。

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是一个弱势政治组织,并非只是一个理论性的说法,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事实。

随着人民行动党1961年的内部分裂,原有的职工会也一分为二;人民行动党领导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 (NTUC),社阵领导新加坡职工协会 (SATU)。1963年11月13日,政府吊销新加坡职工协会的注册。

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自蒂凡纳以来,向来都是由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管理,所以顺服执政党的领导,自然不在话下。不过,1965年4月全国职工总会也曾一度举行群从大会批评人民行动党政府,用以展示政治上的独立性,很遗憾,这一项画蛇添足的活动却被社会大众,讥讽为政治表演而不了了之。

为此,1969年,职工总会举办了一个由执政党领袖主持的职工运动现代化会议,籍此传递一个信息:职工会活动的目的,是积极支持人民行动党制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事实上,当下的职工总会秘书长、也同时身兼总理公署部长,就十分清楚的展示了职总和政府的不寻常密切关系。

回顾了这些职工会历史,新加坡为何不再有工人罢工现象的原由,格外清澈:一来,工人没有自由罢工的权利,二来,职工会是被政府里里外外的严密掌控。

要更深入的了解新加坡劳,资,政三方关系,也可以从1974-75年间的美国海运,一家造船厂的劳资纠纷个案,看看究竟。

工人对资方在处理裁员和遣散费等相关问题的方式很有意见,工人也同时对工会支部的工作态度表示不满。为此,新大学生会介入支援工人,学生领袖领导工人前往职工会总部进行抗议行动。随后,政府大力谴责,并且强调绝对不会姑息,由学生会领导的战斗性对抗行为。

旋不久,学生会领袖陈华彪和两位工友,被政府以暴乱与非法集会的罪名提控。审判的结果是陈华彪判刑一年,两名工友个别判刑一个月。陈华彪在刑满获释后,立即被征召入伍国民服役收编炮兵部,小个子的陈华彪为了人身安全,潜逃新加坡而后定居伦敦。

秋后算帐的结果是,职工会支部的全体职员,以及领导工人的船厂工人代表都相继被裁退。新大学生会也改由大学理事会,和教育部长共同负责与管制。

有学者认为这一个个案反映了政府严防学生领导工人进行工业行动的历史重演。另外,这也反映了政府反对工会支部只是从局部,而不是国家整体利益去量度工会活动。

从新加坡政治文化来说,美国海运个案,形象鲜明的解释了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规范:社会冲突必须通过政府规定的机制进行协商解决。也就是说,工业纠纷只能够由全国职工总会去解决。肯定的,舍全国职工总会之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如果尝试通过体制外的机制进行问题的解决,必将会被看成是挑战李光耀政权的地位;其政治代价是流亡海外,或者,软禁新加坡岛,前者回不来,后者出不去。

如何看待新加坡不再出现工人罢工的现象? 从资方来看,这些必然是好政策,因为工会丢失了讨价还价的空间,不过,这却使到工人利益被牺牲。这说明了新加坡模式的劳资政策是为西方资本世界服务,不是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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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