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市场精神的亚洲变异

03/06/12

作者/来源:赵干城(2012-05-05) 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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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教父》[美]乔·史塔威尔著 史钰军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

日前,香港巨富、新鸿基集团的郭氏兄弟和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司长许某突遭香港廉政公署拘押调查,在港岛引起巨大震动。

  戳穿华人巨富的神话当然也不是亚洲的当务之急,但培育出真正的市场经济,令各路玩家彻底放弃旁门左道,令亚洲变异回到市场经营的正道,这恐怕是亚洲各国都要考虑的严肃问题,而不是津津乐道于亚洲世纪的到来而忘乎所以。  

  日前,香港巨富、新鸿基集团的郭氏兄弟和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司长许某突遭香港廉政公署拘押调查,在港岛引起巨大震动。消息传到大陆,在公众中亦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香港巨富的创业神话似乎隐藏着诸多公众不知的秘密,其中最大的秘密大概就是官商勾结,这不免会导致神话的破灭:这种破坏市场精神的弊病看来并不是大陆这样的转型经济所独有的,就算是被誉为全球“最自由市场经济”的香港,也同样存在。在这个新闻背景下,温家宝总理在任命和会见第四任香港特首梁振英时指出,特区领导人必须清廉公正,而这位候任特首也强调了清廉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这固然没错,但要维护好这个核心价值也非易事,像郭氏兄弟这种有着庞大产业帝国的巨富,在任何社会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往往并不遵循市场精神,尽管这个黑暗面通常被香港“最自由市场经济”的光环所笼罩。  

  美国学者乔·史塔威尔2007年出版的著作《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正是一本针对亚洲特定地区出现巨富群体这个现象的“揭短”之作。由于作者所分析的对象大部分是华人,因此也可以说这一现象有着不容置疑的中国文化背景,而这些巨富在富起来以后也很乐意强调他们的华夏根源。这些综合起来看,很容易令读者认为该作者有反华情结,他所急于要揭露的不正当现象,或许是某种仇富和反华情绪相结合产生的结果,特别是他严厉抨击李光耀所鼓吹的“亚洲价值”论,用大量事实证明,新加坡的崛起其实也不外是寡头政治与财富“教父”的结合。这在直觉上确实很难为中国读者所接受。不过,如果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仔细阅读作者在本书中提供的材料(这令本书呈现出相对较沉闷的一面),放下情绪性的反应,则李光耀所强调的所谓“华人优秀”论其实并没有什么科学的意义,甚至还确实有一些种族主义的色彩。华人巨富群体出现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其实就是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结合的产物,与华人是否特别优秀或特别不优秀完全扯不上关系,甚至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谋求财富的进程中,他们通常是努力掩盖甚至抛弃华人特征的,以便能够如同变色龙一般更好地成为当地社会的一部分。在香港回归以前,他们就是殖民体系的组成部分;在东南亚国家,他们就和形形色色当地政权融为一体,或曰互相勾结。他们将财富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并无新意,也不是中国文化或传统的什么胜利,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官商勾结,这种戏码今天也仍然在世界各地上演。寡头政治总是特别钟爱垄断经济,因为后者在前者的庇护下攫取巨量财富的同时,一定也向前者提供了无尽的财源。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在亚洲特定地区有淋漓尽致的表现,这也是为什么香港和东南亚诸国的巨富大都在某种行业居垄断或近乎垄断地位的原因,例如港口经营特许权、交通运输、地产开发、电力供应等等;随着科技革命,现今则更有通信、航空等。本书作者揭示出亚洲新兴经济的这个痛点是有现实意义的,值得深思。

  人的行为是制度的产物。这点通常无争议,有争议的可能是制度究竟是什么的产物?不同的学派有很不同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将制度归入上层建筑范畴,认为是经济基础的产物,又反过来对经济基础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当然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但又不一定能够令我们理解,为何关于市场经济的法则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都诞生在当时经济基础还远不如中国的西欧——如果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已经建立起来的最有效的经济运行制度的话,这种制度理当产生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例如,当西欧刚摆脱中世纪的蒙昧而出现曙光时,中国的经济力量早已雄踞世界之首,以至于乾隆帝在回答英国国王要求通商的信函中,可以趾高气扬地说,天朝物产丰富应有尽有何须与尔等蛮夷通商云云。但这个强盛的天朝并没有产生市场经济的观念,更遑论制度安排。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大量著作企图给予解释,但有强大说服力的还真没有见到,今天仍然不断有人企图否定市场经济的观念和制度安排,有头面人物甚至还神秘兮兮地声称“唱红歌”也可以算一种胜于市场的制度安排!

  英国思想家伯林在其名著《马克思传》的终结处感慨,马克思终其一生致力于维护“物质高于精神”的思想,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精神产物,在人类历史上产生的惊人作用却不啻是该思想的一个强有力的反证。在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层面上,我们或许也可以说,没有亚当·斯密、李嘉图等思想巨子提出市场经济的基本观念,说不定今天乾隆那类思想也照样泛滥。因此人类在某一时刻有思想巨人的产生乃是思想史上颇具神秘意义的现象,他们的思想一旦化为制度安排,就能塑造人的行为。但这不能保证,巨人的思想在任何地方都一定能成功化为制度安排,例如市场经济的思想就在亚洲一再遭到形式各异的反弹。在冷战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对立阵营是如此强大,以至于除了苏联集团的计划经济,好像其他所有经济体都是市场经济的追随者,其实从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人巨富群体产生的历史来观察,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再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致力于建设市场经济体系并导致一批巨富产生的历史来观察,就更清楚了。我们在这里将这种现象假定为市场精神的亚洲变异。 

  市场精神的亚洲变异的第一大特征,就是维护垄断,尽可能排除竞争。本书作者正确地指出了,为什么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人巨富大都不是生产者而是经营者,因为生产而巨富必定是国际市场上有强大竞争力的玩家,这个难度就太大了,而几乎所有巨富都是通过从政府那儿获得形形色色的特许经营权从而排除竞争的:这可以是特定产品的贸易许可——在冷战时期的香港及东南亚,这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中国大陆遭到西方封锁,给华人经营者提供了垄断机会;这也可以是港口经营或土地开发,后者尤其为经营者与政府的相互联手共同运作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今天的香港巨富(其中大部分后来又转而到大陆大搞开发)无不和土地开发结下不解之缘,以及为什么大陆今天的巨富多为土地开发商。从包玉刚到李嘉诚,从马科斯到苏哈托,上演的戏码都没有什么两样,其中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经营之神。作者戳穿的这个神话令人深思。

  然而皇帝的新衣不好随便戳穿。新加坡长期以来被奉为经济奇迹,似乎是市场经济的模范,2006年IMF在那儿举办会议,与会者就是如此奉承新加坡的。这激怒了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他在发给同事的邮件中指出:“与会者争先恐后奉承新加坡为全球化的成功范例,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成了腐败的印尼商人和政府官员的洗钱中心,为了支撑经济,新加坡还新建大型赌场以吸引来自中国的赃款。”去过新加坡的人都知道,这些赌场是不允许新加坡公民入内的,这和朝鲜在中朝边境开赌场并严禁朝鲜人入内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当然新加坡和朝鲜毫无共同之处,唯一的共同点大概就是它们同为亚洲国家。谢先生的邮件被公开后,摩根士丹利公司吓坏了,赶紧声明只是公司人员的内部讨论而已,并不代表公司的看法,谢先生后来辞职了事。这件小事说明,市场精神的亚洲变异亦足以压倒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公司,即便后者总是声称奉“华盛顿共识”为圭臬。

  市场精神的亚洲变异另一大特征是,巨富喜欢吹嘘自己出身贫寒、白手起家,事实上,他们中大部分人均非寒门子弟,最不济的年轻时也都有贵人相助奉送名校奖学金。但这不是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吹嘘?遗憾的是本书作者指出了这个现象,但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是因为这么吹嘘有助于树立自己的“高大全”形象呢,还是因为公众比较认同贫寒子弟打拼成为巨富符合正义,又或是因为巨富有原罪在身生于寒门有助于减轻心理负担?这些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有把握地预测,今后国内的巨富如果有机会,也一定会吹嘘他们寒门出身打拼成功的历史,同时隐去他们完全违反市场精神的运营操作,大家做个“甄士隐”先生了事。其实市场精神关注的是经营者是否按照游戏规则来做,出身并不是问题。寒门子弟和富家子弟,只要遵循同样的规则,其成功的价值是一样的,其失败当然也作如是观。今天贵为香港首富的李嘉诚先生,也自称出身贫寒,但他照样不能容忍任何媒体对他的批评,因此他每天早上的功课之一,是寻找是否有对其不利的媒体,如有,立即指令下属停止给该媒体的广告。最妙的是李嘉诚的这个行为是广而告之的。这是否符合市场精神不好说,但和他出身贫寒与否,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登上财富之巅的成功者可能发现,虽然自己的成功并不符合市场精神,但在顶峰之上却终于可以用“无形的手”来惩罚了。

  市场精神的亚洲变异再一大神话,是华人巨富说明华人特善于经商。本书作者指出,这和西方传说甚盛的所谓犹太人特别善于从事金融工作有异曲同工之处,也同样荒谬。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特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产物,如犹太人流浪世界各地遭到排斥,诸多行业得不到准入,唯有金融钱庄这一方面可以进入,这造就了一批杰出的犹太金融家;殖民时期的东南亚,英国人认为印度人和锡兰人合适做律师,于是今天律师成了他们的一个明显的职业特征;华人则除了经商,其他行业殊难进入,这同样导致大批华人投身商界。这个推论当然是对的,就好像我们决不会因为山西出的煤老板特别多,就认定山西人最合适做煤生意。但令我们纠结的是,为什么这类神话特别受中国公众欢迎?我们都知道今天美国的华人和任何其他族群相比,并没有体现出突出的经商特质,相反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华人也是各奔前程,根据自己的条件谋生,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这再次证明了制度造就人的铁律。中国公众喜欢这种神话,典型地反映了今日中国的普遍社会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人巨富光环笼罩下越发得到加强,可惜这类光环都是神话构成的,和真正的市场精神有相当的距离。戳穿这类神话当然也不是亚洲的当务之急,但培育出真正的市场经济,令各路玩家彻底放弃旁门左道,令亚洲变异回到市场经营的正道,这恐怕是亚洲各国都要考虑的严肃问题,而不是津津乐道于亚洲世纪的到来而忘乎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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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