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演绎李光耀殖民华人政治论述

02/06/12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李光耀双语之路27页有关1951年2月立法议会选举:‘当时讲英语的立法议员所代表的世界,只是新加坡的小部分,跟大多数人民毫不相干。新加坡绝大多数之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对选举既不参与,也没有兴趣。他们的政治愿望,只能通过马来亚共产党来实现。’

李光耀的这一简短表象叙述,真假参半,后一段背离历史事实,是一个完全不正确的判断。

这种半真半假的说法,掩盖了好些殖民时代华人社群,在新加坡社会和政治上所面对的恶劣处境。而这一宗史实,正好具体注释了殖民政府歧视华人社群的种种政策,凸显了低层华人,也就是不会英文的非英皇华人的真实困境。

讲英语的议员是代表讲英语的上中层社会,上流社会是白人统治者阶层,次之者是讲英语的非白人社会,包括海峡土生华人和英籍印度人,前者主要是商人阶层,后者主要是殖民政府官员。

新加坡开埠后不久,因为财政困难,曾一度由在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直接统治,多年后,由于行政失效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招惹英国商人直接向伦敦提出严重抗议,之后,统治权才交回到新加坡本土的英国人手上。

鉴于这一历史因素,讲英语的印度人是新加坡殖民政府的主要行政骨干。这也是在早年的新加坡,为何官僚印度人比苦力华人要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政治权力。

马来社会,除了皇室之外,大多数马来人和不会英语的印度人和华人一样,是社会的最低阶层,没有政治权力。虽然如此,马来人在教育上,还是得到比印度人和华人更佳的优惠待遇。在这种社会架构下,不会英文的新加坡居民包括华人,是社会里受到严重政策歧视的第三等人。

种族和语文等等政策上的不公正现象,可以从书的论述中证实:‘立法议会于1948年举行的选举,20万合格选民,只有2万3000人前往投票,投票人多是讲英语的新加坡海峡土生华人和英籍印度人,而印度人最多只占新加坡人口的6%。在1951年的选举中,参加竞选的印度人数,也是完全不符合社会人口的比例。他们在竞选九个议席的22名候选人中,占了15名。’

这一段叙述,已经明明白白指出,大多数不会英语的华人都不享有政治权力,因此,这些华人完全没有机会参与1948年与1951年的立法议会的选举过程。再明显不过,第三等的华人并非‘对选举既不参与,也没有兴趣’。李光耀把殖民政府歧视华人的不良政策结果,归咎于华人本身的说法,完全漠视了历史事实。

这一种不实的政治观点,也可以从1955年的选举获得证实。书中28与29页:‘1953年,总督委任…林德主持检讨新加坡宪制的委员会 … 1954年2月22日公布的报告书… 并定于1955年4月选举实施新的选举法。’

‘林德报告书另一项重要建议,是让所有在新加坡出生的英籍民自动登记成为合格选民,这项建议使1955年的合格选民立刻增加四倍到30万人,其中包括22万5000名初次享有公民权的华人,而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达六成之多,选举的气氛立即完全不一样。’

这一史料清楚的指出,不会讲英语的华人要等到林德修宪之后,也就是1955年,才首次获得政治参与权力,而华人社会是以喜悦的心情,来迎接这些经历千辛万苦才争取到的权力。

如果说,华人确实是对政治冷感,那么,林德建议应该是不会如李光耀所说的,改变了1955年的选举气氛,而李光耀更不会凭借华人的选票进入立法议会,从此开始其政治生涯。

事实是,1955年林德修宪之后,庞大的华人选票力量使到华人政治,崛起成为政坛上一股举足轻重的新兴势力。这也是为何李光耀要放弃原有的海峡土生华人政治组织,转而争取华人选票支持的根本原由。

史册上,这一段历史过程已经清楚交代,没有什么争议之处。

还有,李光耀所谓的‘华人的政治愿望,只能通过马来亚共产党来实现’是个人主观臆度,不能当真,除非能够提出证据确凿的实证。

实际上,历史文献呈现的确实情况却是,中华总商会在华人社群,担当了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功能。新加坡开埠当初,殖民政府先是使用甲必丹制度来管制华人社会,旋不久,改由成功的华商担任侨领,作为沟通殖民政府与华人社群的中介桥梁。

由于殖民政府对华人社群的福利不闻不问,所以侨领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各种的华人宗乡地缘组织,提供和满足华社对生老病死,文化教育等等的社会需求。

1906年中华总商会成立后,是华社组织中的佼佼者,集合了华人的其他组织,如宗乡会馆,文教组织,经济功能团体的主要负责人,进而成为单一最重要的华人权威中枢。

历史上,中华总商会作为华社的最主要团体,有着显著的贡献,比如,向殖民政府争取更宽容的公民权政策,要求接受所有居住在新加坡的各族人士都能成为国民,另外,商会也争取马来族群和华人族群都能够有足够的民意代表,以及民族代议士可以在议会使用自己的语言发言,等等的政治权力。

明显的,新加坡华人的政治愿望,是通过中华总商会,而不是马来亚共产党来实现。试问,一个转入地下活动的组织,要如何提供和满足华人群体的社会需求?

事实上,英国殖民政府也相当乐意让总商会成为华社的代言人,因为政府可以通过经济利益分配有效的影响商人之政治观点,当然,这也是通过分化,逐步弱化华人组织,把其他没有受到英国人认同的华人团体和组织边缘化。在本质上,这是殖民政府打击左翼华人政治的战略。

换个角度来看,如果说,李光耀的真实意图是指向陈六使和中华总商会,以及与南洋大学的关系,即便如此,这种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众所周知,1963年李光耀遞夺陈六使的新加坡公民权,这是因为在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心目中,这位既是中华总商会领导,也是南洋大学创办人的华社领袖,是一名所谓的共产党同情分子。

李光耀和陈六使之间的政治过节,还有待历史学者去进一步厘清。不过,当下可以清楚交代的是,中华总商会和马来亚共产党之间没有什么瓜葛,两者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是完全对立的,前者是资本主义的实践者,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事实上,总商会和中国国民党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当年的冷战思维下,国共更是誓不两立。

同样的,南洋大学和马来亚共产党共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华校学生运动,包括南洋大学的学生活动,其根本动机是维护民族语言文化,争取在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新加坡保留自己民族的语文权力。这是维护民族权利的合法政治活动。这期间,各路政党也在积极争取华校生的政治支持,亦都是些合法的政治活动,李光耀本身就是其中一分子。

此外,另两位中华总商会领导,也同样是是南洋大学创办人的李光前和连赢州,在稍后时间,分别出任新加坡大学校长和外交使节。从这三位华人社会领袖的不同人生际遇,可以知道个人和李光耀的好坏关系,才是决定个人命运的关键因素,马来亚共产党之说完全是莫须有。

历史上,华校生被共产化,共产党被妖魔化;这也就是华文教育知识分子,要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同情分子,再不然,就是华文沙文主义者的新加坡政治文化。这一种偏见模糊了历史真相,尤其是华人政治在独立建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目前的市面上,充斥着好些半真半假,甚至于,胡说八道的新加坡历史评述。非常遗憾的,在新加坡的主流历史论述方面,华人政治,包括中华总商会的政治活动,华校生运动和华人职工会活动,缺乏中立,公正和学术专业的记录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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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