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拈花笑弹李光耀双语之书

26/05/12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正常视野所见是一个立体世界,不正常视野,比如斗鸡眼只能看见一个平面世界,这是因为脑功能把其中部分的映像资讯删除,要不是如此,患者会有重叠映像。这两种视野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前后两者,分别放弃和保留了眼中所见的背景资讯。

李光耀双语之路是平面历史,因为好些相关时代背景被选择性的删除,由于平面历史是一种缺陷,因此,有必要补充个别历史事件过程中的时代背景,以及其他缺漏,以便还原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举个例子,书中42页:‘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我就为华校生开放大学门户。我告诉马来亚大学的副校长,凡是优秀的华文中学毕业生…都让他们进来…’;这种说法有必要进一步验证。实际上,当年有些华校生在中学时,就以私人考生身份考取剑桥9号文凭,所以高三还未毕业,已经具备了剑桥文凭资历。如果是这一类华校生进入马大,那么,为华校生开放大学门户的说法,只是一个以假乱真的忽悠说法,高明的取巧伎俩,不是事实的整个面貌。

李光耀双语之路的目的是自我辩护政策的正当性,进而巩固自己在新加坡历史上的名誉地位。从新书发布会的宣传重点,可以知道李光耀是通过三个要点来建立自己的论说:坚持自己没有消灭华人语言文化;强调提倡与维护英语文的必要和正当性;以及论证华人语文因为不合时宜注定失败的必然性。

这是李光耀新书的核心思维,因此,应该就从这些要点方向着手去翻翻史册,看看有什么补充资料,有助于更完善的去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

首先,李光耀是从重新找回华人的身份,去建立不会消灭华人语文的论证。何有此说?不得而知,不过,或许,这是因为人类文明历史上,只有外族人会消灭本族人的语言文化,没有自己消灭自己文化的先例。因此,理论上来说,除非李光耀打破了先例,要不然,一个是华人的李光耀是不会消灭华人的民族文化。

为此,书中27与28页讲述了这一个心路历程:1950年,刻意塑造华人形象,放弃洋名哈里,把原名哈里光耀李,更正为李光耀:‘为了打开一道通往政治生涯大门的念头。…我作了一项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决定。…从此,Lee Kuan Yew 成为我在公共场合的名字,它成为我的主张,并且是我当时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左翼民族主义分子的标志。后来,每当报纸称呼我Harry Lee 的时候,我总是有点生气。’

话虽如此,但是,这60年来哈里李的称呼,历久常青,长期活跃在国际场合之中。

1996年,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认为这位苏伊士东岸之十足英国人的的哈里李,之所以变成李光耀,是政治本土化的必要过程,因为他必须争取当地社会的政治支持。

1997年3月30日,萨菲尔(William Safire)《哈里李的诽谤》:新加坡独裁者李光耀,就是他的美国崇拜者所熟知的哈里李。

2012年5月8日的一则新闻:询及为何对世界时局发展的诠释比李光耀(88岁)来得悲观,施密特(94岁)幽默地说:“很简单,我的年龄比Harry(哈里是李光耀的洋名)大一点儿。”

由此可见,功利务实思维下,哈里光耀李和李光耀,这两种不同文化的身份长期以来都是同时并存,在不同场合分别使用适时的身份。换言之,正名完全是为了政治利益,并非民族文化认同,华人表象只不过是一个争取华人选票的的重要手段。

从这一个层面来看,李光耀的自我辩护:‘这句话能相信吗?我花了几十年时间学习华文,把三个孩子送进华校,费了那么大工夫,我会消灭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吗?’就显得十分的苍白无力了。另外,不妨想想,李光耀为何会如此在意此事?

其二,李光耀心目中,殖民政府的英文教育是一个高水准的教育体系,书中22页:‘莱佛士学院…教授采用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讲课…它考试和成绩分级的要求,可能比很多英国大学还严格…在英国殖民地,人们都了解当地大专学府的文凭和学位必须保持高水准,才能在英国获得承认。’;‘如果我只受华文教育,我想我的思想肯定比较狭隘,比较偏见和固执。我会看不清楚事情,更不能从宏观角度来看事物。’

从史料来看,李光耀的这一种观点,正好就是:狭隘,偏见,固执,看不清楚事情,更不能从宏观角度来看事物。要知道事情真相为何,不妨看看一位加拿大教育学者的学术研究,是如何评价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

H W Wilson (1978: 250) :从研究结果知道政府对实行的教育政策之结果,经常是始料未及,其中一个极为忽略的影响是文化失落,这是学习一个非原有传统之外来语文的必然事实。这一种丢失文化的征象早已经存在,只是历届的政府选择视而不见,不于理会。

1870年,一份报告已经指出:年轻人虽然能够讨个生计,大部分却只能读和写,讲一些不正确的英文,他们无法提升自己的文化能力。这种批评持续在往后的报告中出现。

1939年,一个委员会对高等教育进行审批,调查的结果是,委员会无法建议把莱佛士学院提升为大学的地位,最主要的理由是学院的大部分学生,无法成功的修完伦敦大学的校外文学士文凭。其中原因除了因为学院没有提供一些学科,比如拉丁文之外,更重要的是,学院的学生不具有必要的学识背景,也没有足够的英文能力去充分领会英国文学,或者,西方文明。

虽然如此,由于贸易和商业的吸引力,以及政府的鼓励,还是招来大批毫不知情的年轻人进入,这个会令他们陷入文化孤立的英文教育体系。这些取得经济优势却丢失自己文化的一群人士的出现,立即使他们在由其他语言文化区分的社会里,被孤立和受到排挤。

实质性的文化替代并没有发生,绝大部分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只学习到如何应付学校文凭考试,这是一个经过适度调整的考试,因为他们无法掌握和同辈英国学生同等的语言文化能力。他们只学习到足以谋生的基本英文水平。这一个过程让他们丢失了自己民族的丰厚文化传统,不论那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文化。

英校教育,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很表面的经验,这也使到他们没有机会好好的学习和领悟,一个完整全面的西方文化和文明传统。这造成了人们在精神上的贫乏干燥,这一些征象可以从新加坡缺乏本土文学和艺术传统的事实中证实。

拿学者的这一段结论来对比,李光耀的论述着实有些贾雨村和甄士隐的风格:过度高估了英校教育的价值,过度低估了英校教育的社会成本。当然,这也证实了李光耀是从政治利益,而非教育下一代,去考量和打造新加坡的教育政策。

回头看看,早年的华教知识分子,留下相当丰富的具有本土南洋特色的文化创造,包括小说,诗作,戏剧,电影,书画,其中的南洋画风更是一种时代精神面貌的体现。这更说明了马来亚意识是华人教育的一个重要精神层面,可惜得很,这种本土南洋精神面貌,被李光耀的教育政策彻底清算,荡然无存。

其三,李光耀不认为华校是什么好东西,书中34页:‘华人因此筹款建自己的学校。…聘用来自中国的教师,以他们原来在广东或福建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教本地学生。’如果李光耀的言外之意是说,华校教师来自落后地方,使用落后的教学方法,那么,这一个想法是有问题的,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2011年2月23日,香港文汇报报道詹朝霞所著《鼓浪屿学者》一书,其中对厦门的华英双语教育提供了详细的论述。历史事实是,厦门有相当成功的华英双语教学历史;这一个现象可以从部分的摘录一睹个中究竟。

‘鼓浪屿早期的两个教会学校,创于1881年的寻源书院与创于1898年的英华书院…’当年的这些学校以英文,音乐和足球体育闻名。

‘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老一辈鼓浪屿人比比皆是。今年83岁的原笔山小学校长林世岩,去年接受美国宣明会专访时,全程用的是地道的美式英语。生于1919年的原厦门二中朱昭仪老师,与小她5岁的弟弟朱思明教授,英语应用自如一如母语。’

‘英语,在这座小岛曾是与普通话、闽南话并用的语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鼓浪屿曾经沦为万国租界,十三国领事馆的存在与各国传教士的活跃,构成一种语言环境。’

‘已故国际园艺学家李来荣在他生前的口述回忆中说,他读养元小学二三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一二年后就由外国人直接教授。’

‘上海华东理工学院退休教授朱思明…他在英华中学读书的六年中,开设的英语课程就有英语(I)、英语(II)、英语语法、英语朗读、英语作文、英语翻译和英语演讲等…’

‘如果说英语和音乐,让鼓浪屿教育活色生香,那么体育的启蒙与弘扬,则为鼓浪屿教育增彩添光。’

李光耀会知道这些事迹吗?或许,因为这群学生中有帮助李光耀处理日本事务的黄望青,和‘如今在英国剑桥年逾90的朱晓屏教授’,朱教授应该是李光耀在剑桥大学的同期学生。

值得补充的一点是,取得英女皇奖学金的第一人林文庆,在1921年出任厦门大学校长;厦门大学也被称为南迁的北京大学,因为有不少北大的学者先后到厦大任教。可见,中国南方并非什么没有文化的文明荒野地方,来自这些地方的华校教师更不是没有见过世面,没有文化教养的土包子。事实上,南来的中国学者中卧虎藏龙,李光耀从李微尘口中理应知之甚详。

综合来看,平面历史脱离历史真相,绝对不能照单全收,因此,要正确理解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历史,不能单靠李光耀的论述,读者有必要旁证博引,补充被李光耀忽略和遗漏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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