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南大历史两课题

29/04/12

作者/来源: 史二 (2011-12-16) http://nandazhan.com

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里,引发下面两个南洋大学历史的课题。

(1)“南大开办的首4年,学校假期都是中国传统的民俗假日。至于马来人和印度人假日如开斋节和哈芝节及屠妖节却照样敲钟上课。这种偏重中国习俗的假期安排,慢慢会和兄弟民族之间,形成了一道隔离的藩篱。这种把自己孤立起来的情景,如果给兄弟民族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如何不引起他们的反感和猜疑呢?”

马来亚(当时包括新加坡) 教育部怎么规定学校的假期?各民族的假期怎样演变成公共假期?

根据一些不够完整的南洋大学校历资料:
  1963年:南洋大学的假期有大宝森节、回教开斋节、回教徒朝圣节和卫塞节。
  1965至1967年:增多了哈芝节和屠妖节;回教徒朝圣节改成先知穆罕默德诞辰。
  1968年:除去先知穆罕默德诞辰。
  1969年:除去大宝森节。
从此,南洋大学只有开斋节、哈芝节、卫塞节和屠妖节的假期。

这些变动,是不是遵循教育部的规定呢?很明显的,在不同时期,各民族的学校假期,会随着各民族的社会融合起变化。华人新年也不是马来学校和印度学校创办时就有的假期。

挑出南大开办首4年的学校假期,用种族观点来评论是不健康的。“记在心里”的偏见,对各民族都没有好处,也不是各民族相处的办法。

各个民族假期在那一年开始成为公共假期,是个值得历史研究者探讨的课题。厘清历史,可以清除猜忌。

(2)人民行动党议员和南大校友何家良在1966年告诉国会,陈六使承诺捐出500万元,却还拖欠250万元;福建会馆答应捐献60万元,却还有40万元没有拿出来;《南洋商报》承诺给大学100万元,兑现的却只有9万4千元。

“南大虽然是由华社创建,最终却得依赖政府的资助,因为大学的长期运作成本不是个人和公司单独可以负担的。”

南大虽然是由华社创建,最终却得依赖政府的资助。有什么不对?即使不是政府创立的大学,政府也负有资助大学教育的责任。

1966年,当局根据“王赓武报告书”,改变南洋大学学制。人民行动党议员和南大校友何家良在国会报告,象征南洋大学已经由政府管制,学校资金是政府的责任,华社不必再捐款资助。这些未收齐的捐款,应该由双方商妥解决办法,不是“记在心里”,作为评击的材料。

早在1963年,李光耀政府宣布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跟着,陈六使辞去南洋大学理会主席职务。捐款的事,已经被这些事情冲散了。

据悉,教育部长李昭铭兼任校长时期(1975-6年),南大经济频临破产。政府管制南洋大学以后,财源贫乏,是不是打算“更早”关闭南洋大学?如果不是,要“更早关闭南洋大学“,“更早”是哪一个时期?

有关捐款和付现的事,值得历史学者探讨。弄清楚实际情况,可以还原真实。比起“记在心里”,更能显出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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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