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黑板经济学之纸上谈兵

14/04/12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传统经济学以理论为基础从抽象的演算去解读经济现象,忽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罗纳德科斯认为:‘这一类主流经济理论工具的好处是让黑板上画满图表打发课堂时间,从而避免了讨论真实世界里头的实际情况(Coase 1993 :51)。’

科斯指出:‘由于无从解释实际情况,经济学者把问题带到他们能够掌握的想象世界去解读。他们所研究的课题只是存在于想象中的体系,那些并不确实的存在于地球上,我称这种学问为黑板经济学(Coase 1993:52;229)。’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最优均衡实现,是建立在一些必要的前提条件之下,而这些前提条件,如同数理经济模式都只能应用在一些设定条件的环境一样,是和现实社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

简言之,黑板经济学脱离现实,比如说:由于信息的全面与对称,所以一个有完整效率的市场没有不确定性,外部性效应等问题,但是,这类理论性假设,并不存在于真实世界,因为没有人可以掌握完完全全的信息,而且人的认知智慧也有局限。可见,传统理论思维,是不足于用来理解纷纭复杂的经济发展过程。

一些学者认为:真实的世界无法从黑板经济学中得到证实,所以,那只是一种扶手椅上的象牙塔思维;无法和现实挂钩的思维是无法解释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这就是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这类经济学者习惯于从贫乏的基础上提出实用性的建议。

科斯修正了传统经济学的一个盲点:使用市场的交易成本是大于零。由此衍生的科斯定律指出界定产权是交易的先决条件;而产权界定取决于成文法规,潜规则,社会习俗,文化价值观等等规范社会的种种制度。也就是说,解释社会现象要以实际社会的政治,人文生活等等情况作为依据;经济解读不能脱离现实。

由于经济发展有路径依赖的特性,所以解释经济现象往往有必要细说从头,从问题的原点出发。一位学者指出,因为不预期事件的干扰,从政策结果回溯,倒退去探讨发展之原本来龙去脉的方法是错误的。还有,一个忽略时间观念,缺乏大时代背景认知的经济分析会有误导性的结论。换言之,单片的横切面式剖视会带来不当的结论。为此,历史是解释现象的重要资料和必要工具。

了解了黑板经济学的局限性,以及明白了细说从头的必要性,可以回顾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历史,从中认识,由媒体简约转述的一位著名经济学者在近日提出的一些新见解,之中的部分言论。村夫野语难免有不到与失真之处,不过,作为补充资料,或许,对当下之时事认知会有些许的帮助。

首先,第二次经济重组之称有待商榷。1979年由吴作栋领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利用大幅度提高薪金的策略来淘汰劳工密集的经济行业。顾名思义,此前应该早已有过第一回的经济调整。这一个经济计划的恶果带来经济衰退,为此,1985年由李显龙主持的经济重组力图亡羊补牢,积极强化新加坡为世界主要金融中心。

2002年李显龙再次领导一个重塑新加坡计划,提倡知识形经济,其中最明显的结果却是开启了赌博业。自1979年以来,新加坡在应对区域性环境的改变,也有过一些局部性规模的经济方向和策略的调整,比如,成长三角州计划,第二翅膀概念,亚洲金融风暴应对策略,和多项形形色色之局域中心概念等。

1979年以提高薪金来激化经济结构改变的政策是彻底失败,并且弄巧成拙,政策被逼U转之后,不仅仅要废除高薪政策,更打开了方便之门,让大批的外来廉价劳工涌入。新加坡的外劳与相应社会问题从此开始,并且随着时间的进展变得日益严重;当下的住房,公交,医疗等等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主要来自这一个源头。

完全没有技术含量的外来廉价劳工是新加坡生产力问题的罪魁祸首,克鲁格曼提出:新加坡经济增长并不是生产力提高所致,而完全是可计量投入(即劳动力和资本)增加的结果。

一个没有生产力的经济是一个没有竞争力的经济,因此,新加坡经济成就只是一个表象;这应该也是为何政府缺乏解决外劳问题的政治决心,因为解决了外劳问题不利政府的经济业绩表现,明显的,丢失了业绩部长们也就没有享受国家发展花红的好处。想一想,这是谁的利益优先?

高薪金政策除了连根拔起的淘汰许多原本就是惨谈经营的本地中小企业,也带来了结构性失业,因为这些剩余劳动力无法进入高增值产业;整个社会饱尝了高不成低不就,一种前后失据,得不偿失的苦果。

没有本地工业为基石,经济缺乏可持续性,因为外来企业可以随时离开。大企业来自中小企业的持续发展,没有今天的本地中小企业,也就不会有明天的本地大企业,看看台湾和韩国的企业发展历史就可以明白其中的因果必然性。打击了中小企业亦弱化了中产阶级,一个稳定社会的基本因素。

其二,坊间有好些解释第二次工业革命之所以失败的说法,其中一个是说:没有得到西方资本世界认同的新加坡政府政策要注定失败。换言之,外来资本可以有效的拒绝新加坡政府一厢情愿的单方面政策。事实是,好些跨国企业停止在新加坡的投资。外来投资的减少,结构性失业,和经济方向的迷失是日后新加坡步入经济衰退的一些重要因素。

这一个失败经验的启示是:新加坡缺乏主导经济发展的能耐,只是一个听命于西方资本世界的经济附庸国;印证了新帝国主义的理论判断。李光耀经常告诫新加坡人民:政策必须顺应国际形势的需要,指的就是这麽一回事;脱离了西方资本的照顾,人民行动党政府也就无所适从的实力政治现实。

其三,把第二次工业革命计划之方式与细节,看成是由劳资政三方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NWC)进行讨论并共同决定的说法局误导性。这一种说法过高的抬举了NWC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事实上,一位本地的经济学者在其著作中直接了当指出:NWC只是政府薪金政策的树胶印章。

新加坡没有实质性的由劳资政组成之协商机制。一位劳工经济学者认为政府和外商是商业联盟,职工会是屈服于这一个联盟之下的软弱无能组织,政府通过唯命是从的职工会去满足外商对劳动力方面的种种需求。这一种格局是因为政治势力的悬殊否定了协商的必要性。

事实上,新加坡的劳工法令,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职工会和商家在工人待遇和工作条件方面的讨价还价能力,一个不享有采取工业行动自由的工会,有什么谈判的筹码?在李光耀的政治思维里,工人只不过是生产因素的数据;数据有何尊严?职工会是由人民行动党领导,尊卑之势何其明显,还需多言?

其四,李光耀在大学的一次讲话把贫富悬殊归咎于全球化,果真如此?新加坡是国际经济体系下的产物,从开埠的那一刻起,新加坡就是外商云集的地方,是实质性全球化的先驱;外来资本和人力向来是推动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主力,不是阻力。

新加坡缺乏劳动力是人口政策的失败,劳动力缺乏技术是教育政策的失败,这些恶果都和全球化毫无关系。贫富悬殊主要是体系内的政策失败:人民的可支配所得,即收入扣除强制性政府支出后的实质性所得,追不上生活成本的快速增长。中产阶级的消失凸显了社会两极化现象。

这是因为1979年实行高工资后,政府急速抬高组屋售价,公积金缴交率也提高,这种一只手给钱,另一只手搜刮的两面政策结果是,高薪无助于增加人民的可支配所得。此后,生活成本水涨船高,人民开始面对日益严峻的财务重担。房奴就是这麽样制造出来的。

这是一种有资产没现金的社会奇观。当年,吴作栋调侃最贫穷的人民也有价值不菲的组屋,和享受彩色电视机,不过,组屋价值和日常生活的油米才盐没有多大关系;画饼充饥罢了。

在会计,组屋和公积金是资金概念,可支配所得是现金概念,两者有着不同的属性。资产不能买饭吃,必须先向银行借贷换来现金。因此,组屋价格飞涨和公积金大幅增加,对人民日常生活需要没有多少帮助,除非能够换成现金,然而,组屋不具抵押套现资格。

综合历史经验的前车之鉴,可以知道:没有外商支持的高薪政策,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没有实实在在的增加人民的可支配所得,是无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更不必谈什么改善贫富悬殊。廉价外劳是支持部长高薪的基石,所以外劳涌入是不能,也不可以改变的现象,有什么人会去自毁钱途?另一方面,高薪却是消灭本地中小企业和带来结构性失业的最有效方法。

末了,从大方向来看,要解决社会贫富悬殊是可以通过资源重新分配;财富分配未必是要政府派发金钱,而是要求政府减少商业成本和降低生活成本。另外,要停止以白条搜括民间财富,让人们享有更充裕的可支配所得。从这一个层面来看,公积金相对的减少了个人累积创业资本的机会;缺乏个人创业致富,亦是中产阶级没落的因素之一。

在现实中,产业租值和房价是企业和家庭的最大单一财务开支,而这一问题的源头是地价大大超过合理的承担能力,所以降低土地价格不仅有助降低商业成本,也相应降低普罗大众的生活成本。

企业在维持现有利润水平的条件下,把省下的租值用于提高员工的薪酬;员工在领取更高工资的同时,既减少了房屋贷款的负担,也享有低生活成本的多重好处。

当社会再次出现收入大于支出的情况时,家庭储蓄的增加有助中产阶级的恢复与增长,中产阶级是模糊社会两极化的最重要渠道和机制。

以改变土地定价来进行经济改组之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位前高级公务员就多次指出,以乌节路价格作为土地定价的基准是错误的决策;这是不是一子错全盘皆落索的结果?

土地是新加坡政府的金矿,更是业绩表现的基石,要进行土地政策改革无异与虎谋皮,况且积重难返,地产滑落也会带来另类的社会危机,或许,这就是李光耀政权之所以进退失踞的不可告人秘密?

新加坡政府并非没有解决困境的政策思维,那只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因此,除非改朝换代,彻底完成去李光耀化,从全新思维重新开始,才会有否极泰来的转机。眼前,在个人和政党利益优先的实力政治情况下,除了权力核心之外,不仅是黑板经济学,任何其他人士也都只能纸上谈兵,娱人自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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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政治_politics , 政府制度_policy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