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从潘国渠到潘受:看新加坡政治文化

08/02/07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潘国渠在1958年失去新加坡公民权,1983年重获新加坡公民权。这虽然是潘国渠一个人的际遇经历,但从其中的政治历程可以尝试窥探,新加坡政治文化里华文知识份子的真实处境。

潘国渠失而复得新加坡公民权一事,是由与潘国渠有师生如父子关系的陈声桂在《潘受三帖》(2004)里为文详述其来龙去脉。陈声桂有感于潘国渠仙游后报纸上一篇潘受的南大泪痕,提到‘88岁的老人自嘲,当年是强盗,后来成了国宝’一事,而往事历历,每晚几难入梦,所以为文叙述16年前的一段未曾公开的旧事。

陈声桂首先‘说明两点:(1)1958年褫夺先生公民权的是英殖民地政府,1983年‘归还’潘先生公民权的是人民行动党政府。(2)说他是强盗的是英殖民地政府,说他是国宝的是人民行动党政府。’

陈声桂在1982年9月得悉先生是无国籍人士,于是催促先生申请公民权。当局约见三次后,先生非常激动地说:‘我每次去会面,他们总是搬出一大堆迭得比我坐下去的人头还要高的文件,要我澄清及承认。我受不了了,不要申请了。’

陈声桂于是辗转托了好几位有身份的人士,看看相隔了二十几年,时过境迁的事,是不是有转弯的地方。一天得贵人指点:写一封信给内政部长,信中不要说‘潘国渠’而是说改用‘潘受’后的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对书协(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贡献,在书协与外国人的交流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等,并附上图片,报章佐证;即以他是一个书法家及文化人的角色来申请。

约一个多月,贵人表示有希望了,但要请在位的政务人员支持申请书。过后,一名政务次长与一名部长分别写信到内政部支持先生的公民权申请。1983年3月先生说:这次他们(公民权局官员)见到我很客气,要我填写申请公民权的表格。1983年4月初先生取得公民权。

陈声桂人如其名,中气十足声音宏亮,有生动的身体言语,是一个典型的学者教师。陈声桂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潘受的亦师亦友,又情如父子的浓厚感情,也体现了南洋大学的真挚情谊精神面貌。陈声桂对潘受事件的真实记录也在无意之间,让界外人可以通过一扇小小的窗口,一窥新加坡政治文化里华文知识份子的处境。见一叶落而知秋,秋叶也透露了新加坡政治乾坤里的无限天机。

潘国渠由先失而后复得公民权的历程长达25个春秋;四分之一个世级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潘国渠在47岁正当壮年时失去公民权力,潘受在白发苍苍高龄72岁时才収回公民权力。这是一个新加坡华文知识份子政治边沿化的典型个案。此外,那也是很大的人力资源的浪费,无论是对国家或者是个人,尤其是对一个才华横溢的中年人。

潘国渠在1958年失去公民权的1年后,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6月上台。这一层政治意义也就是说人民行动党褫夺了潘国渠共24个年头的公民权力。回头看看,英殖民政府对潘国渠的伤害看来还是比较小的。

潘国渠要面对高高迭起的文件档案进行对事件的澄清与对指控的承认。潘国渠在三次会面后,因为不愿忍受有关的作业方式而要放弃。官僚嘴脸不堪入目固然难受,但不足于让一个有修养的长者觉得没有意义忍受下去。这事件反映的是新加坡政治文化的实质内涵。

第一,人民行动党对付政治竞争者与异议者的手段五十年不变;要重获新生就必须全盘承认政府的指控,无论其真实性。人民行动党的惯例是,借用林清祥的经验:永远再也抬不起头来做人,比日本人的将你一刀砍死更为残忍。第二,所有由朱砂批定的政治策略是绝对的神圣,任何人都不可以过界,从而导致官僚制度极度的僵化,其结果是官僚己经不必也不可以用脑袋办工。

以陈声桂的阅历都看不到门在那里,还得麻烦贵人指路,才终于摸到可行的门路。贵人神机妙算指引学习聊斋桥段让潘国渠死去由潘受复生来扭转乾坤。在知晓门路后,更要神仙扶持才能上路。诚然,这是只有权贵才能看到的一扇小门,也只有神仙才能靠近的堡垒。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加坡政治文化呢?

潘国渠一日不全盘承认政府的指责,也就永无超生之日。要如何在即定政策下小转弯?方法就在于把潘国渠的档案搁置一旁不于处理,改用潘受身份提出公民权申请。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潘国渠还是个待罪之身,因为对潘国渠的指控并没有撤销,所以也就没有破坏即定政策。从政治层面来看潘国渠并没有获得平反。

举一反三。从潘国渠个案来看李万千在2004年万千文集里要求政府平反南洋大学一事,在根本上就是与虎谋皮,其结果是再也明显不过了。1966年10月29日李光耀到南洋大学图书馆主持开幕典礼时,学生和平游行反对王赓武报告书,李万千以学生代表身份应邀上台进行十五分钟的辩论。

从潘国渠到潘受的政治过程,表白了人民行动党对,包括南洋大学在内的,华文教育份子的政治观点与应对策略。这种案例中也包括郭宝崑个案。己故戏剧家郭宝崑于1976年在内部安全法令下受拘留,直到1980年才获得释放,其间公民权也在1977年被吊销。郭宝崑在1989年获颁国家文化奖,在1992年也就是失去的16年后重获公民权。

潘受与郭宝昆的转机并不是政冶文化的改变而纯粹是经济因素。这也是人民行动党功利务实主义的具体表现。潘受书法与中国文化界的交流,是新加坡和中国全方位交流的文化层面。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强调潘受的书法造诣。郭宝崑在艺术上的创意与先驱精神对启发新加坡新经济的前瞻性有一定的效用。政府通过郭宝崑个案,传达了可以在非政治领域以新观点挑战传统的讯息。

在大环境里,人民行动党的新经济策略中包括引进中国人才,所以有必要为华文知识份子重新定位,以适应水涨船高的华文价值。这也是人民行动党的政治金钱价值观的一个层面。

---

分类题材: 南洋大学史实_ntah , 人物_biogphy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