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华惹》煽动案审讯的背景与影响

11/03/12

作者/来源:陈仁贵 http://www.of21.com

战后的政治发展

在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英国人重新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当时他们必须面对在政治上觉醒,向殖民统治争取自由的新时代迈进的人民。在1945底之前,有两个挑战英殖民统治的新马重要政党已告出现。其中一个党是马来亚民主同盟(马民盟),是由受英文教育知识分子的精英团体所领导的,是一个多元族群政党。另一个政党是马来国民党(MNP) ,是一个以马来人为主的世俗政治组织,目标是要创造一个共和和民主社会的政治制度。马民盟和马来国民党结成一个称为全马人民联合行动理事会( AMCJAPUTERA)。这是一个多元族群联合组织,目标是反对将马来半岛 和新加坡岛分为两个不同的殖民地。马来亚联邦,涵盖马来亚半岛地区,而新加坡则是分开的殖民地。全马人民行动理事会起草了人民宪章草案,并于1947年组织了全国罢市行动,以支持反对新加坡从马来半岛分开,以及要求建立自治政府, 要求国家统一独立。

凭着他们的政治敏锐,英国人通过与马来统治者和马来贵族合作,设计了一项修改他们原本的马来亚联邦概念的策略方针,以击败有广泛基础的联合阵线。这套策略很好用,为了压制日益壮大的反殖运动,英国人也是一直用这方法。与此同时,反殖运动有深远的发展。英国人因此于1948年6月颁布紧急法令来回应,封杀马来亚共产党和马来国民党,进行一系列的大逮捕和取消一切人民自由。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再有任何合法和民主的反对行动,于是马民盟决定解散,其领袖和会员也撤出公开的宪制程序。就在这种背景下,向英殖民主义挑战的领导开始转向马来亚共产党。

在1949年,战前的两间学院,即爱德华皇七世医学院与莱佛士学院合并而成立了马来亚大学。在新建立的大学里,有一个受英文教育的精英集团参加了抗英同盟,目标是促进和加强反殖斗争。在1951年1月,殖民当局扣留了抗英同盟英语支部的35名成员,包括大学医科和文科的6名学生。这个大学生集团当时出版一份称为《马来亚胡姬花》的激进秘密刊物。

两年后的1953年2月,新一代的大学生成立了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他们不久便出版一份称为《华惹》的月刊。新刊物马上在校内外引起注意和争议。它那不妥协的反殖立场不久便引起殖民当局的愤怒。

与此同时,华校中学生也骚动起来。在1954年5月13日,大约1,000名华校中学生在福康宁山下,沿着克里门梭道集合,以支持他们的7名代表向总督呈上请愿书。这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和学生的广泛抗议殖民制度。学生的鼓动获得日益壮大的职工运动,以及其他群众组织的广泛支持。几乎是在两个星期后的5月28日,一批高级警官进入马大的学生宿舍逮捕《华惹》编辑部的所有8名成员,并控以煽动罪。

后来涉及这两起事件的审讯,分别落在同一年的8月和9月,结果不尽相同。涉及抗议国民服役的7名华校学生,被判非法集会和暴动罪名成立而人狱;被控煽动罪的《华惹》编辑部成员则无罪释放。

国际知名英国女皇律师D.N. Pritt充当这两宗著名案件的主要辩护律师。协助D.N. Pritt的助理律师,是一名在政治上雄心勃勃的年轻律师李光耀。这两宗轰动一时的著名案件,使李光耀成为政治焦点,也让他累积政治影响力并在短短的5年内被选为总理。

李光耀参与这两宗案件使他突出地成为一名英勇的反殖战士,也使他和他于1954年11月所创立的政党,获得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年轻知识分子和全岛华校生毫无保留的支持。

《华惹》的煽动案审讯

布莱克法律词典对煽动所下的定义是”一种协议、沟通,或其他初步活动,旨在掀起叛国或反对当局的较小骚动。煽动和叛国之间的差别是:前者是初步的犯罪,而后者是关系到执行计划的一些公开行为( Garner, 2009)。爱德华詹克斯(1936)(英国法律手册》是这样解释煽动:

这也许是刑事法里头最模糊的罪行,被解释为在讲话或书写中,故意激发对宪法、法律的不满,采用法律以外的手段将其改换,或者激励任何人去犯上干扰和平的罪行,或掀起不满,或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制造敌意。在历史上,煽动罪是政府,特别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极力压制敌对批评者的主要手段之一。很明显地,罪状的模糊性威胁着人民自由,特别是当法庭可被劝导而采取偏袒政府的看法。”

在反殖运动蓬勃发展的殖民地,反殖运动参与者的行为是否可被控煽动罪或叛国罪,其实都有精确的区分。反殖运动的目的,当然涉及除去宪制政权、整个结构,并以新的独立国家取而代之。

殖民政府是通过1938年的煽动条款,将煽动罪引进本地法律的。

1954年5月10日的《华惹》第7期期刊里刊登了一篇〈对亚洲的侵略〉的社论。就是因为这篇社论,《华惹》的编辑部人员被逮捕,并且被控煽动罪。该社论讨论了压制本地区对殖民统治的不满,以及整个区域要求摆脱殖民地桎梏而情绪高涨。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对这篇社论强烈不满,但在审讯期间,那项煽动罪还针对同期的每篇文章。

且让我们看看那篇社论的摘录:

“在亚洲,再度让人担忧的是西方侵略的威胁。在现代史上,西方是侵略者,而亚洲却受到西方残暴的折磨。这种痛苦的回忆是不容易被磨灭的。他们将在一段长时期里,九大影响亚洲人的思想,直到西方证明他们是值得信赖和友善的。这一天还未到来,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阻止任何形式的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再占有立足之地。亚洲最近发生的事情敲响了警钟。

我们看到在亚洲各地,西方仍然是一种威胁。在印度支那,获得美国军事支持的法国人正想方设法压制越盟民族主义者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被否决,而一个流亡到台湾的政府由美国海军保护着。印度共和国因美国在巴基斯坦购买军事基地而被卷入战争。现在人家告诉我们,亚洲必须防卫,无论她是否喜欢。在亚洲的反对和没份参与下,一个军事协定却已告形成。我们认为,如贝文先生所说,‘这是为了达到实行欧洲殖民统治的目的。’

亚洲‘赤化’的愿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争取西方每一项妥协。这些妥协,包括印度的独立和在马来亚分发土地给住在非法屋的华人。这是不是很惊奇呢?受共产主义幽灵缠身的西方国家,是不是应该会让亚洲不受干扰呢?有没想过,其实亚洲与反共前线毫无关系?我们需要的是和平与自由,但目前这困境不是我们造成的问题。亚洲的团结是受压迫者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斗争,不涉及其他人。我们同情像我们一样渴望和平与自由的所有人。因此,为基本人权而斗争的非洲人,为自由而战斗的印支人民,都是我们的同志。那些否决我们拥有这些权利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 …

社论并非直接攻击英国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殖民政策,文章其实是批评美国庇护下所组成的‘东南亚条约组织, (SEATO)的军事协定。当时美国正快速地要在本地区取代英国、法国及荷兰的霸权。许多亚洲民族主义者将‘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设立,视为企图维持殖民统治,以及对本地区不断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镇压。这些都被视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警方的调查和逮捕

英国公共档案馆的文件显示,新加坡的总检察长E.J. Davies是第一位注意到这篇冒犯性的文章的人。其实是他展开一系列的行动,导致‘华惹’整个编辑部成员被逮捕和控告。在1954年9月21日的新加坡立法议会上,总检察长回答林有福的问题时,也揭露了这件事。Davies说他在5月23日看到《华惹》第7期的社论:<对亚洲的侵略>后,他”立刻指示警方调查谁负责出版”。他说他”对内容作慎重的考虑”,并得出结论,”内容显示这是一个违犯煽动法令的表面证据”。

政治部主任和Ahmad Khan副警监在5月24日至26日之间,到大学见过副校长Sydney Caine,医学院院长Dr Faris和注册组主任Mr Craig。 (1954年5月26日政治部主任致函副检察司的一项备忘录 —Co: 1030/361) 他们两人向大学高级行政人员略述有关警方将采取行动的临时建议,即得到1954年5月27日下午的搜查令,目的是要对《华惹》编辑部成员进行调查,以便确定他们的身份。该项调查也包括调查该篇冒犯文章的文件和草稿,以及分发《华惹》的证据。据政治部主任说,”副校长对这项临时建议觉得满意”,并希望案件尽快以正常的方式进行,也”不反对这项调查可能妨碍相关学生参加考试。”

在5月28日凌晨, 7名学生被逮捕,虽然其中数名准备参加当天的考试。第8名学生Edwin Nadasan Thumboo,在当天上午警察来到时不在宿舍,后来在下午回来时就被逮捕。各逮捕队伍由外籍高级警官领导,还包括二名亚洲高级警官,Ahmad Khan副警监和Yong Siew Wah警长。

逮捕学生一事在大学校园里引起公愤。当学生在当天下午被警车送到法庭受控告时,法庭内挤满了学生。其实,‘华惹’ 案学生获得许多学生、大学教职员的同情和支持。他们认为警方的行动是在打压学术自由。当时的大学副校长Sydney Caine,虽然私下授权警方采取行动,但却前往保释被捕学生。

一个具争论性的决定

当时的新加坡总督Sir John Nicoll与总检察长E.J. Davies磋商此案,并接受其劝告之后决定逮捕《华惹》编辑部成员,并对每个成员控以煽动罪。东南亚最高专员兼马大校长Malcom MacDonald,这段时间都不在新加坡,无法参与讨论如何解决这件事,结果这项决定引发了不小的纷争。Malcom MacDonald返抵新加坡之后、,与总督开了两次会议。他在会议上表示以煽动罪逮捕学生是一件遗憾的事。在1954年6月29日写给总督的一封信中, MacDonald明确地指出,警方采取行动对付这批学生是错误的(CO: 1030/361)。他说”大学当局首先应被请求用他们对有关学生的影响力,警告他们并确保他们今后的活动,必须在法律容许的范围之内。” MacDonald也觉得,”无论是否定罪一辩方处理此案的方式,可能会损害到英国的名誉。”

他于是建议撤销案件,并依照他所准备的草稿发表公开声明,向学生提出警告。不过, MacDonald也许了解到这项政策的急转弯可能是行不通的,因此在该封信结尾时也表示,如果总督和总检察长两人都觉得撤销该案将比案件的延续更具破坏性,他将尊重这项决定,虽然他不同意这案件需要以这方式来处理。

在1954年7月10日, John Nicoll总督给MacDonald回信(CO:1030/361 )。总督指出,大学高级行政人员,已明确地被告知有关的警方决定。

在那时逮捕已成定局。Sydney Caine的立场似乎是:撤销控告比继续控告会造成更大的破坏。从这一点来看,他己同意Nicoll反对撤销控案的看法。Nicoll的论点是”左翼极端份子正在试探我们的防卫底线。舆论强烈支持这项提控,撤销控告将令温和派和法治支持者泄气。”

Nicoll对这个问题的强硬态度,也可从下列主张观察得到:他非常明确地主张和相信,”大学生也跟其他人一样,支持最近反抗学校当局、多数家长和政府的华校学生。”企图将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与华校中学生反对兵役海为一谈,显示了近乎绝望的口气,尤其是没有证据佐证这种论点的时候。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在《华惹》宣扬和支持华校学生的立场。对于被围攻的总督来说,这就有充足证据’怀疑这有政治阴谋,从而为逮捕”华惹”煽动案的8名学生一事辩护。

从殖民部档案资料来看,确实有些殖民部官员,如Newsam和MacKintosh,对这控告不太高兴。MacKintosh认为问题可在副校长 那个层次去解决,不过也同意此类问题,应由”熟悉当地情况”的总督酌情处理。对于延续‘华惹’煽动案是否明智的纷争中,殖民部是支持Nicoll的。J.M. Martin(殖民部)在1954年8月16日给Nicoll写了一封信。前者说”我们同意你的看法,无论延续控案是否正确,现在撤销将是不明智的。” (CO: 1030/361 )

委任女皇律师D.N.Pritt

李光耀在1951年成为本地律师,开始在Chan,Laycock and Ong律师楼担任律师助理。该律师楼的合伙人,是本地法律界的著名刑事案律师John Laycock。他也是亲殖民当局的右翼新加坡进步党的一位领袖。1953年2月社会主义俱乐部成立时,李光耀通过S.Woodhull表示有意为俱乐部及其刊物《华惹》提供法律顾问服务。当《华惹》编辑部的成员于1954年5月被逮捕,并被控煽动罪时,起初有人建议请大卫马绍尔为辩护律师。当时马绍尔是本地法律界的著名刑事律师。不过由于马绍尔对俱乐部采取敌对态度,这项建议未获广泛支持。

据傅树介说,在逮捕过后不久,当时担任大学生理学系讲师的杜进才博士,收到John Eber发来的一封电报。John Eber是前民主同盟领袖。他曾被扣留,于1952年流亡到伦敦。杜博士把这份电报交给当时担任俱乐部主席的傅树介。Eber在发给杜进才的电报中表示,可以安排英国一位著名的女皇律师为学生辩护。l

电报写上拟议中的两位女皇律师,其中一位是Dingle Foot,他后来成为60年代威尔逊政府的总检察长。另一位是国际知名、颇具争议性的女皇律师D.N. Pritt。傅树介选择Pritt为学生们的主要辩护律师。在提出这项建议时,李光耀被委任为8名学生的辩护律师。委任Pritt为辩护律师后,李光耀就成为该案的助理律师。

1有关电报的内容,是傅树介在一项访问中提供的。

D.N. Pritt的回忆

长期以来, Pritt一直勤奋地为英联邦国家的政治异议者辩护。在他这份事业接近尾声时,他也撰写回忆录回顾他的律师生涯。他也回想起在动荡的1954年,他前来新加坡为”华惹”煽动案辩护,以及为华校中学生在5月13事件上诉的经历。在他以《辩方的控诉》为书名的自传第三册中,他是这么述说”华惹”煽动案的:

“我在新加坡的首宗案件又是煽动罪。在马来亚大学,有几个不同种族、不同政治见解但对殖民主义持相同看法的学生,出版了《华惹》的刊物。他们刊登了一篇强烈反殖、反帝的文章,也要求独立。以欧洲官员的观点来看一当然他们的观点会在英国极端的保守党圈子里大受欢迎一这等于是煽动;具有同样观点的政府律师的咨询意见,也会将其等同于煽动。有关当局并不满足于不逮捕这些学生一但如果有构成控诉的原因一可召他们上法庭面对控状。他们却从书店、文具店没收刊登文章的该期《华惹》刊物一这也许是非法的。但正如当时一名警官告诉我”在这个岛上,警察所说的就是法律”。而更糟的是,他们选择在学生参加重要考试的那一天的早上6时,将他们一网打尽。毫无疑问的,这些部署目的是要吓唬所有学生,但他们失败了,而后来得到教训的只有政府和警察。( Pritt, 1966: 148-51)

后续余波

在新加坡华校中学生广泛鼓动反对国民服役的背景下,”华惹”煽动案发生了。学生示威获得职工运动和一般群众组织的支持。这些事件的结合,深深地影响了不同的组织,将它们团结成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反殖运动。1954年11月,《华惹》编辑部申请出版华文版刊物的准证被拒绝。

这些发展的重要影响,是为1954年11月成立的人民行动党铺路。由于参与两次的审讯了,李光耀脱颖而出成为反殖运动的重要领袖。《华惹》继续发表言论支持反殖运动。它对职工运动的遭遇,紧急法令及其后来的变种法令的专横逮捕,对自治邦和独立的要求仗义执言。

社会主义俱乐部的许多会员,也在大学毕业后加入反殖斗争。S. Woodhull加人以印族和华族工友为主的军港工友联合会为秘书。 Jamit Singh成为海港局职员工会的秘书,成为海港前线的印、华族工友中的一名重要传奇人物。JamesPuthucheary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的受薪秘书。该联合会是林清祥和方水双领导的密驼路工会集团的主导工会。许多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会员,都积极支持新成立的人民行动党推动宪制改革的斗争。

有一项有广泛基础的反殖纲领获得普遍支持。这个纲领基本上批评林德宪制的不足。人民行动党宣布,它将派出4名候选人参选,主要目的是要暴露新宪制的不同,例如立法议会只有一部分是民选;重要的部长职位,如辅政司、财政司、总检察长等仍由英国政府委任。重要的左翼政党,包括人民行动党和劳工阵线,都强烈要求取消紧急法令,以进一步迈向自治和独立。在林德宪制下的选举后,大卫马绍尔成为劳工阵线联合政府的首席部长。

反殖运动正在日益壮大时,内部却开始出现裂痕。在1955年福利工潮引发的暴动后,曾大力支持取消紧急法令的首席部长马绍尔决定分道扬镳。马绍尔曾经强烈要求撤销紧急法令和恢复公民自由。他屈服于来自殖民官员和党内右翼分子的压力,而实施”公安法令”。他以工人运动出现暴力分子作为他改变心意的理由,并声称他已采取严厉措施以限制部长滥用新法令。他所提出的机制是:一个三个人组成的上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权检查部长所作的决定,若有需要就可建议释放无辜的扣留者。职工运动、人民行动党、反殖运动中的其他群众组织,都反对这项新法令。

有了新的力量和对殖民地专横的妥协,马绍尔率领一个13人的各党代表团,为新加坡的全面自治政府和独立进行谈判。这项宪制谈判失败后,马绍尔便辞去首席部长职。取代他的是劳工部长林有福。林有福注意到殖民当局拒绝马绍尔的要求,是因为英国人观察到他对付职工运动时摇摆不定。林有福决定改变政策,采取强硬行动以取悦于殖民当局。他利用公安法令所赋予的专横逮捕权力,于1956年及1957年进行一系列的逮捕行动,以让英国政府相信他有能力统治,也能控制反殖运动。1956年9月他查禁了新加坡华校中学生联合会(中学联),并逮捕其主席孙罗文。他也逮捕社会主义俱乐部前会员、妇女联合会(妇联)主席陈蒙鹤。妇联与其他团体都被查禁。一个月后的10月份,他又进行另一轮的逮捕,查禁了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各业),并逮捕密驼路工会集团的重要人物,包括林清祥、方水双和C.V. Devan Nair。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两名前主要领袖James Puthucheary和S. Woodhull,也在这粗暴的镇压中被扣留。作为人民行动党领袖的李光耀,强烈谴责这些逮捕行动。

在1957年8月间,人民行动党选举引发党内分歧之后,林有福所领导的劳工阵线政府又展开另一轮的逮捕。这项逮捕行动,将为人民行动党清除在党内占支配地位的工会领导层和左翼领导层。李光耀及其派系便利用这个机会修改党章,创立了干部制度取代普通党员制。因此,只有干部党员得以参加竞选,以及投票选出中央执委会。随着党章的修改,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两名前会员,即傅树介和林福寿都被降为普通党员。

就在同一时间,政府也对《华惹》的出版加以限制。编辑部拒绝被审查内容,因此《华惹》停止出版两年,直至1959年初被解禁为止。

在镇压和修改人民行动党党章之后,劳工阵线政府和人民行动党,准备与英国政府重新展开新加坡宪制进展的谈判。林有福决定率领一个较小的4人代表团远赴伦敦,以进行第二轮的宪制谈判。代表团由联合政府的三名代表,以及人民行动党的唯一代表李光耀组成。这次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结果签署了实施新宪法的协议书,确定在1959年举行大选之后成立全面内部自治的政府。作为排斥所有”不良分子”的最后封条,双方同意新宪法的附带条件,即禁止前政治扣留者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

曾被扣留或当时被扣留的人民行动党、职工会、其他群众组织的左翼领导层,几乎全部都有效地被这附带条件禁止参选。在1959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派出43名候选人参加51个选区的竞选。没有坚持反殖的党内、职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重要人物参选,便意味着这是人民行动党的残存者(所谓的”温和派”领导层)与同立场的右翼政党之间的竞争。尽管明显缺乏适当的合格候选人,与领导层有政治分歧的合格党员,人民行动党不准备提拔他们参选。当时同为医生,又同为社会主义俱乐部前领袖的林福寿和Philomen Oorjitham,毛遂自荐当党的候选人,但却被拒绝。

不过,人民行动党在竞选期间宣布了一项明确的承诺,即除非与该党领导层有关系的重要党员获得释放,否则他们不执政。这可能是一个在公关策略上的胜利,因为该党的许多支持者相信,这显示党内在某种程度上的真诚团结。然而,禁止所有前政治扣留者参选的附带条件,其实是意味着他们将在未来的宪制过程中被政治边缘化。

在1959年6月,人民行动党掌政,释放了8名被扣留的前人民行动党领袖,并大事宣传此事。该党也委任他们担任没有什么实权的高职。在这装模作样的人事安排中,林清祥、方水双和S. Woodhull受委为政治秘书, James Puthucheary出任新成立的贸易促进局总经理。

人民行动党执政后一年内出现分歧,主要是在争论释放其余的政治扣留者,以及本邦的未来 宪制发展等问题。这些争论愈演愈烈,不久便宣告双方关系破裂,导致一些政治秘书被开除,也导致社会主义阵线在1961年9月的组成。绝大多数的人民行动党支部跳槽到新政党,使人民行动党变成一个空亮。 1963年2月2日,人民行动党政府加入英国和马来亚政府的行列,发动最后和决定性的政治保安行动,扫荡左翼政党、工会和群众组织的几乎整个领导层。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前会员也成为这次政治保安行动的目标人物,其中包括James Puthucheary、S. Woodhull、Jamit Singh、傅树介、林福寿、林使宾、A. Mahadeva、何标及陈蒙鹤。非常讽刺的是,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2名前职员王邦文和蔡善进,也是人民行动政府的内政部长,签署了逮捕他们大学老友和同僚的扣留令。

从煽动到未经审讯的扣留

第二次大战后,英国人重新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时,他们开始针对两宗反对英国统治的煽动案主角提出控诉。战后首个被控煽动罪的是Samad Ismail。他曾是马来报《Utusan Melayu》的编辑。这报章后来改名为《Berita Malai》。战争一结束,他便被控涉及在日本占领之前及期间,与反英活动有关的煽动罪。这项控案后来被撤销。于是Samad又回到重新出版的《Utusan Melayu》出任副总编辑。不过,在不久之后的1951年1月,他又被拥有专横逮捕和扣留权力的英国人扣留。当时的紧急法令授权英国人这么做。第二个被控煽动罪的是Ahmad Boestaman。他是马来国民党的青年组织、马来觉醒青年团(API)的领袖。在1947年,他被控煽动罪,原因是与出版一份称为”API誓约”的文件有关。这份文件含有”以鲜血争取自由”的口号。在审讯中 Ahmad Boestaman由John Eber律师代表辩护。他被判罪名成立,罚款800元。Ahmad Boestaman最终于1948年宣布实施紧急法令后被扣留,并于1955年获释。

为了对付政治异议者,英国人最初采纳了公开审讯程序。”华惹”煽动案审讯是采纳公开审讯程序后的第三宗。不过,正如以往的案件,英国人及其继承者,不久便放弃公开法庭的审讯程序。他们选择依靠紧急法令,以及后来各种变形法令。这些法令,授权了他们的专横逮捕和未经审讯就扣留嫌犯。这项从公开审讯到未经审讯就扣留的继承,就是不知何时了结的长期折磨,纵使这些恶法经常受到本地和国际人权支持者的谴责。这是从殖民政权那里继承和发展的传统。我们的政治文化中的多元宪制程序,也因此惨遭扭曲。

取自《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新马政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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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历史_history, 政治_politics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