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语文教育失败的前因后果

04/02/12

作者/来源:南大人 新加坡文献馆

一 引子

新加坡目前只有一种学校制度,全国一致,推行双语教育,以英文为第一语文,华文为第二语文。个别学生或也学习第三语文,但不是必修的。

虽然新加坡的小学有种子小学,中学有特选中学,表面比较重视华文,实际跟其他学校没有多大差别。

特选中学的华文名为“第一语文”,实际和非特选中学并没有什么不同。华文科分两个基本程度:“普通华文”和“高级华文”。特选中学的学生全都修读“高级华文”,但可以考“普通华文”,其它学校则开设“普通华文”和“高级华文”。差别仅此而以。特选中学学生的华文程度未必比其它学校学生的程度高,其它学校学生的华文程度也不见得比特选学校学生的华文程度低。

在一般的语言环境中,“母语”就是学校的“第一语文”,但新加坡学校以华文为“母语”和特选学校以华文为“第一语文”都与别的地方情形不一样。这两个名称易于引起误解。不如把英文称为“首要语文”,华文称为“次要语文”。不过,华文的实际地位仅仅是“次”,一点也不“要”。

按照新加坡的规定,英文不仅是“第一语文”,而且是“工作语文”。在工作的场合说华语是犯规的。

有位中学老师邱大星写了篇文章《学习华文为什么总提不起兴趣》(《联合早报》2007年8月3日),文章说到华文老师说华语也受到限制:

笔者的当年的华文部主任就曾经因为用华语开华文部会议,被教育部的督学叫去谈话,罪名是用非工作用语开会。

华文部的老师都是教“母语”的,华文部会议时却不能说“母语”。这样的“母语”,地位何其卑下。新加坡跟华语有关的“母语”和“第一语文”这两个名称,都名不副实,是误导的说法。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时时见诸报端,广为人知,以为无比成功。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是失败的典范,实在不足为训。下文就分析新加坡华文教育失败的前因和后果,兼及双语教育。

二 语文教育成败的三个基本因素

语文教育的成功与失败,主要系于那些因素呢?大别说来,有以下三个。

■ 日用
在一般的语言环境中,日用是母语教育成功的必备条件。

语言的运用变化是十分细微的。只有掌握语言的这种细微的运用变化,才能学好一种语言。在一个人一生中,最能掌握这种细微的运用变化的语言便是母语。因为母语是从出娘胎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的语言,母亲日常点点滴滴地教导,孩子点点滴滴地学习,日积月累,所以能掌握好。因此,母语是一个人一生中掌握得最好的语言。任何双语教育,如果母语学不好,都无法成功。

我们学习母语,有两个主要的阶段: 学前阶段:一岁至六岁。 小学阶段:七岁到十二岁。

学前阶段主要学口语。口语掌握好了,便开始上学了。

小学阶段主要学书面语。掌握书面语,以便用来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

在小学阶段,孩子的书面语能力随时间而增强,所学科目也随时间而增多。到了中学阶段,书面语的能力又更强,学习的科目也随之更多。

在我们一生之中,大约在十二岁时掌握母语口语。这以后,口语就没有多少改变了。十二岁以后,我们主要学书面语言,并用来学习各种知识。所以母语学习是十二岁定终身。

欧洲大陆的语言众多。一般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会说两三种语言是很平常的事。欧洲人在学前和小学阶段,一般只学母语。到十二岁时,母语的基础已巩固。十三岁上中学时,才开始学外语。无论学多少种外语,母语都不会受到影响。这样,便可以确保双语或多语教育成功。

学好母语是双语教育成功的首要条件。母语教育不成功,双语教育就难免失败。

■ 实用
实用是学习外语的动机。

母语是家庭的语言,也是教育的语言,当然也是实用的。母语之外,还得兼学外语,以为吸收专业知识所需。外语的实用功能是学好外语的推动力。学习母语是在家庭环境中自然而然的事。学习外语,则是出于实用的需要。无论是学习第二还是第三语文,还是更多的语文,都是出于实用的需要。

■ 兴趣
兴趣是学好各种科目的推动力。母语要学得特别好,当然也需要兴趣。要学好一种外语,兴趣更是十分重要。掌握一般应用外语的能力并不难,只要用心学就可以。但是要学得特别好,则除了实用的需要之外,还需对外语特别感兴趣才行。实用的需要和学习兴趣是学好外语的推动力。

除了上述三个基本因素之外,还有一些社会因素对语文教育的成败,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新加坡的情形来说,“讲华语运动”和“教材”是两个影响成败的关键因素。以下就依据这三个基本因素来分析新加坡的双语教育的成败。

三 新加坡双语教育失败的原因

新加坡官方对目前的双语教育有三个说法:

■ 一个人不能学两种语言。
■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是成功的。
■ 华文教学对学得不好的孩子是惩罚。

这三种说法用在不同的情境。
当有人批评双语教育失败时,用第一个说法,强调一个人不能学两种语文。
当夸赞双语政策时,用第二个说法,强调双语政策非常成功。
当有人批评华文教学对部分孩子不公平时,用第三个说法,强调华文教学对学得不好的孩子是惩罚,必须调整华文科所占比例。

这三个说法之中,第二个说法和其它两个说法是相反的,不能相容。一种政策不能又达不到目标又成功。把这三个说法合起来看,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是失败的。

我们再仔细来看一看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情况。

新加坡官方定华语为所有华人的母语。这跟实际情况几乎完全不符。华语不是任何新加坡人的母语。

笼统说来,老一辈的华人中,大多以方言为母语,而非华语。不过,方言对学习华语华文有极大的帮助,所以老一辈的华人,读华校的,学华文毫无困难,读英校的,选修华文,只要有兴趣学习,也没有多大困难。至于年轻一辈,有的有母语,有的没有母语。

■ 消灭方言破坏华文根基
一九七九年推行的“讲华语运动”,对华文教育有极大的影响。“讲华语运动”是语言政策的一部分。凡是语言政策都有政治动机。“讲华语运动”的动机当然也是政治的。

如果“讲华语运动”仅仅是推广华语的使用,其影响是正面的。但是,这个运动其中一个目标是,以华语代替方言。这对于老一辈人的母语和华文能力,都没有任何影响。但在这个运动以后出世的孩子,大都不懂方言。那些在家里不说方言的孩子,学习华文时,少了方言的辅助,就特别困难了。

为什么小孩子不懂方言学华文就困难?这个问题其实十分简单,一说大家就懂,可是官家未必明白。

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的。文字用来记录语言。无论我们所说的是什么“话”,是华语还是方言,对学习文字的帮助都一样,没有任何分别。六七十年前,中国各地学校的授课语言几乎都是方言,普通话并不普遍。就是今天,一些农村和小镇的学校,有的老师仍然用方言授课。方言对学习华文,有益无害。

每一个“字”都包含三个因素:字形、字音、字义。这三个因素中,“字音”和“字义”来自语言(方言)。因此,用华语还是用方言来学习认字,没有分别。

一个会说方言的孩子,只需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学“字形”就马上可以用字了。识字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一个不懂方言,也不懂华语的孩子,需要多花两倍的时间和精力,就是三分之三的时间和精力,“字形”、“字音”、“字义”,三者都得学,这就要难多了。要是教材又不能帮助孩子克服学习的困难,自然会使他們完全失去学习华文的兴趣。

“讲华语运动”虽然成功消灭了方言,却导致华文教育的失败。不懂方言是三十年来新加坡的孩子学不好华文的一个关键。“讲华语运动”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

目前,新加坡的孩子花在学华文的时间,比八十年代以前的孩子花在学华文的时间要多的多。校内老师,除了正常上课之外,还得帮助学生补习,可是,往往事倍功半,关键就在于学生不懂方言。另外,有的学生还到校外补习中心上课。有的学校的孩子,一个人有三位华文补习老师:一位定时来家里教,另外还到两家补习中心上课。这在八十年代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懂方言的孩子学华文,事半功倍。

华语既不是孩子的母语,而社会又灌输给孩子这样的观念:英文有用,华文无用,只要会“讲华语”就好。这结果是,孩子轻视华语华文,学不好,也不想多学,甚至于憎恨华文。华文教育自然难免失败。

■ 华文教育完全达不到目标
新加坡社会上对华文教育的成败,意见往往大相径庭。大抵民众以为失败,而官方以为成功。彼此所依据的标准,显然大不相同。

在评定成败之前,需先点出评定的标准,此标准需明确,不可含糊。评定华文教育的成败,如果彼此所依据的标准不一样,所得出的结论,便当然分歧。

无论评定何种计划的成败,都只需观察该项计划是否达到目标。达到目标便是成功,反之,便是失败。

那么,评定华文教育的成败该依据什么标准呢?这标准其实十分简单,就是官方定的教学目标。

不久前完成的《2010 母语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中,“以培养有效使用母语的学生为目标,列出母语教学的三大目的”如下:

■ 沟通:不论是在工作场所或是在日常生活中,能有效地与人沟通。
■ 文化:使学生对自己的文化、文学与历史有更深入的认识,能产生文化
认同。
■ 联系:让学生与本区域,甚至世界各地有着相同语言与文化的社群建立
联系。

这三个目标都定得非常好,但是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的华文教育都做不到,一个也做不到。

第一个目标“沟通”, 在日常生活中,大约有一半的学生能用粗浅的华语与人沟通,另外一半则做不到。至于在工作场所,如果是用华语来讨论专业课题,那是绝大多数学生都做不到的。

第三个目标,“联系”各地人,这必须靠书面,不能只是“讲华语”而已。这在小学生固然做不到,中学生也一样做不到。

第二个目标离开实际情况十分十分遥远。要让学生“对自己的文化、文学与历史有更深入的认识”,不只是中小学生做不到,就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做不到。随意抽样问几个历史文化的问题:

荀子的思想属于哪一家? 汉代以后是哪一个朝代? 《三国演义》是哪一个朝代的作品?

一九七九年以后出世的新加坡中文系学生一般都不会回答。如偶有一个会回答其中一两题,那是例外。二十个中也难得有一个。

现在新加坡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语文程度都很低,常写错别字是不在话下的事。就我所教的学生情况来看,一般学生的语文程度只是相当于七十年代的初中二三年级程度,有的还达不到这样的程度。当然,偶尔也有程度较高的学生,但是为数极少,大约占二十分之一。

上述三个华文教育目标都是官方定的,可是没有一个可以达到。这样的教育怎能算成功?华文既定为母语,而母语教育是失败的,双语教育也就没有了成功的基础。

■ 华文教育失败与教材及考试制度
一九七九年以后,华文教育每下愈况。报纸上经常看到有关失败原因的讨论。一般所看到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 华文不受重视。 二 家长不重视华文,家里讲英语。 三 华文老师的教学死板。 四 学生不爱学华文,学习态度不好。

这几个原因都有道理,其中跟学生学华文最直接相关的还是学生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小学阶段最为关键。这个阶段学不好,往后就难了。

我经常接触小学老师。每当我和年纪较大的老师谈话时,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喜欢学华文?”

这些年纪较大的老师,在八十年代之前就当老师了。她们经历过不同的时期,目睹华文教育的变迁,面对过不同时期的学生,她们最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她们的意见最直接,最可信。这些老师所说的往往跟报纸上说的不一样。

有一次,我跟两位老师开会。一位是科主任,年约五十出,一位辅导老师,年约三十,刚好是两代人的距离。

开完会后,我问她们:“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喜欢学华文?是不是因为华文不受重视和家里讲英语者两个原因?”

年纪较大的科主任很明确地回答:“不是。是另外两个原因:教材和考试制度。华文的教材不好,无法让学生学好华文。学华文的唯一目的是考试。华文学不好,又要面对考试,所以不喜欢学华文。”

年纪较轻的辅导老师说:“我们华文老师总是给人死死板板的印象。其实,不是我们死板,是我们的教材死板,我们又不能不照教材教。到年底评估的时候,我们华文老师总是比不上英文老师。英文老师的教学很活泼,因为英文的教材很活泼。”

这一次谈话,让我感到很震撼。在这之前,我只知道华文教材影响学生,这一次谈话后才知道教材也影响老师,都是负面的。要是编写华文教材的人听一听老师的心声,看一看英文教材是怎么样的,情况必定大不相同。

西方人在教材和儿童书所下的功夫,十分惊人,东方人就远远不及。

从八十年代以来,新加坡的教材都是由官家编写的。由官家编写的教材,主要目的是宣扬政策,教材只是宣扬政策的工具,至于教语文则是次要的。

有一次,我到一家小学讲教材问题。当时,在座有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老师。科主任问他,新加坡的教材和中国的教材有什么不同。他说:“中国的教材有感情,可以感动人,新加坡的教材枯燥乏味。”枯燥乏味的教材是不适合于用来教小孩子学语文的。小孩子在同一间课室里,上了华文课,又上英文课,一比较,英文教材生动有趣,华文教材死死板板,枯燥乏味,当然喜欢英文。孩子不喜欢学华文是很自然的事。

看看各地的教材,好的教材都是民间由有能力的人用“心”来编写的,不是由官家为宣扬政策而编写的。而且,各地教材的版本众多,就是中国大陆,中小学教材都有很多种,让老师选择,绝不像新加坡的教材,“仅此一家,别无分店。”

目前,中国大陆的小学教材有十多种版本。其中,名气较大的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版本,是由官家编写的,为最多学校所采用,可是也最为知识界所诟病。目前,新加坡的小学华文教材就是由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公务员编写的。

中国的小学教材,不只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版本,其他版本都弊病百出。几年前,有出版社重印1932年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由叶圣陶编写课文,由丰子恺绘插图。这样的课本和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大陆课本大不相同,很受欢迎,卖到断市了。这几年,中国知识界在反思小学的语文教材。上海作家叶开先生说:

民国时期具体编写的内容,可能不见得每篇都合适我们现在,但是我觉得面向人的教育,个性化的教育,差异化的教育,尤其说培养独立,有思考能力的个人的这种教育,至今他们编写的思想,仍然超过了我们现在的编写思想。(凤凰网2012年1月11日专访)

教材可贵之处就在于此。西方人的教育目标就在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用课文来宣扬政策,把大人的种种想法强加之于孩子,只能培养呆板听话的人。

叶开先生针对中国的小学教材写了一本书《对抗语文》,批评中国小学语文的种种弊端。他把这些弊端归纳为这三个:

■ 非语文化,加入太多道德因素。
■ 教材随意篡改文本原意,打断文化传承。
■ 教材选文水平偏低。

这些教材编写的方式,是先定个框架,然后写课文,完全是“主题先行”。这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文学创作的特点,“主题先行”成为惯例。到了文化革命的时候,更加发扬光大。这主题便是宣扬的教条。

编者擅自改动作者原文,未经作者同意,也未加说明,这是对作者的极大不尊重。这是官家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的心态。一般出版社的编辑都这么做。这是官本位的结果。叶开先生举了很多例子,其中包括许地山的《落花生》。人民教育出版社与一家香港出版社出版的课本都选入这篇文章,但是态度不同。

香港版是原文一字不删不改照录,人教版的那个教材呢,就是做了多处改动。(凤凰网2012年1月11日专访)

西方的官绝不敢这么妄为,但在官最大的社会,官家可以横行无忌。《落花生》新加坡的小学课本也曾经选入,情况也一样。

由于教材成为推行政策的工具,语文反而是次要的了。官家编写教材时,是先定个“德目”,配合政策,然后硬挤出一篇课文来,其“水平偏低”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一类配合政策的教材有个相同的特点:内容枯燥乏味,矫揉造作,语言生硬无趣,全无童真,和今天的孩子距离十分遥远,非常不适合于用来教孩子学语文。这样的教材,影响深远。叶开先生说:

中国当下文化趣味庸俗,既没有古代文化的传承,又没真正吸收到西方优秀的文明成果。(《羊城晚报》2012年1月10日专访)

这话用来说目前的新加坡社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造成这样的社会当然不止一个原因,但小学的教材足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也势必影响整个社会。他又说:

中国它不培养个性化,不培养个人思考能力,也不主张个人想象力的发展,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所编撰的教材,以及它的教学思想,它都是不鼓励孩子发挥自己个人能力,或者说是逐渐培养它个人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另外一个还是服从我们的教育思想,意识形态化这么的一个教育背景。(凤凰网2012年1月11日专访)

“培养它个人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思维能力”,这是教育家的理想,官家一般都只在意推行政策。

中国的考试制度又如何呢?叶开先生说:

比方说我们的考评模式,我们答案的唯一性,因为在文科,尤其是这个人文学科里面,这个文艺性的答案对小孩的伤害是最大的。(凤凰网2012年1月11日专访)

教材和考试制度对孩子学习语文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也最深远。其它的社会因素影响都没那么大。低劣的教材对孩子的影响是负面的,再加上僵硬的考试模式,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就更大了。

这些弊病,要如何根治呢?叶开先生也提出他的看法:

我希望真正的放权,然后教材引入有实力的大型出版社,有能力,有实力的大型出版社,让他们自己组织相关的优秀专家、学者来自主的编写教材,并且允许学校自主挑选,真正做到教材编写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才是对我们中国民族文化教育的一个真正有效的一个提升,不然的话,尤其是教材这一块,已经走入一个死胡同了,任何的小修小改已经无济于事。(凤凰网2012年1月11日专访)

其实,不要说西方,就是香港、台湾,教材都“放权”,由老百姓用“心”来编,不是由官家强势主持。教材只有让热心教育的有“心”人来编,才能编得好。以教材为宣扬政策的工具,编不好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就好比肩膀上有个大包袱,自然走不快,也走不远。

新加坡这三十年来的华文教材编写的模式正与中国大陆的相同,都是由官家根据政策的需要来编写的,性质也都一样。上述大陆教材的种种弊端,在这三十年来的新加坡教材中,缺少了哪一种呢?

虽然中国大陆的教材有种种弊病,但是用来教小孩子学语文,还是可以的,因为中文是母语,必须学好,又没有受其它语文干扰,孩子自可以专心学习,但在新加坡情形就不一样了。新加坡的孩子同时学华文和英文,而英文比华文更加重要,上课的时间也多。要是有的孩子比较了上英文课和上华文课的不同感受,最终说“我讨厌华文!”那是很自然的事。

什么样的教材才适合小孩子呢?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说。

第一,从语言来说。
语言要活泼生动,适合孩子的年龄和语言发展。

第二,从文学来说。
宜多用韵文和故事。韵文要容易上口,故事要有趣,有感情,适合孩子的天性,培养孩子的美感。

第三,从内容来说。
要贴近孩子的生活,和孩子的距离近,不宜说教,但可以隐含做人的道理。

从这三方面来看新加坡这三十年来的教材,令人非常失望。

大约在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华文教材曾有过一线转机。当时曾经一度宣布让出版社编教材。要是当时真的让出版社编教材,华文教育的问题在九十年代末就开始改善了。可是,当时很快又收回成命,朝令夕改,华文教育也就一直陷在困境中。

要改善华文教育,必须先改善教材;要改善教材,必须先“放权”,让热心教育又有能力的人用“心”来编写教材。不过,就目前的情形看来,要官家“放权”十分困难。就是放了权,只要宣扬政策的包袱仍在,仍然无法把教材编好,而华文教育势必继续江河日下。

■ 华文教育失败与双语教育
华文虽然名为“母语”,在新加坡学校中,实际是第二语文(次要语文),英文是第一语文(首要语文)。如果英文教学成功,那么,即使华文教学失败,这双语教育还是有可取的地方。

英文既是第一语文,那么,新加坡人是不是可以英语为母语,而以华语为外语呢?照理说,这是可以的。就像在英国出世的中国孩子,以英语为母语一样。

有一部分新加坡华人,例如土生华人(海峡华人),情形便是如此。可是,大部分华人即使日用语言改为英语,仍然无法达到以英语为母语的程度,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没有以英语为母语的环境
新加坡的语言环境和有母语的国家环境大不一样,例如英语之于英国,法语之于法国,德语之于德国,都有自然的母语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小孩子自然可以掌握运用变化细微的母语。可是新加坡目前没有这样自然的以英语为母语的环境。所以一般新加坡人所说的英语,十分粗糙。

一是缺少文学教育
一般的口语,可以从妈妈那里学来。但是要提高书面的表达能力,就得依靠文学作品。这是学好语文的不二法门。任何国家的母语母文教育中,教导孩子从文学作品中学习语文表达的微妙变化,必不可少。可是新加坡目前缺少这样的文学教育。

正因此,尽管英文是新加坡学校的第一语文(首要语文),一般学生的英语英文能力并不强,远不及英国学生对英语英文的掌握。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论,个别学生的英语英文学得不错,那是例外,另当别论。一般学生所掌握的英文,只是实用的学科英文,而不是微妙变化的文学英文。无论说话还是书写,一般学生的词语贫乏,句型变化贫弱,语感不强。有的人甚至于说,新加坡人说的英语,英国人听不懂。

华文教育既然失败,而英文教育又不见得成功,所以现行的双语教育也就不能说是成功的了。目前,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情况正在日渐恶化,这使到新加坡的双语教育离开成功越来越远。

四 语文教育失败的后遗症

语文教育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极为基本的事,影响一生。

丘成桐先生是一位数学家,从事数学教育。他在讲“为学与做人”的时候说(2011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

在学好数学的同时,更不能偏废语文。语文的训练是成为真正学者的第一步。

他在讲“几何学赏析”的时候说(2011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

几何学所蕴含的包容、简洁、稳定的思想,正与艺术、心灵相通。

这才是教育家的话。说给官家听,也不会明白。

他在另一篇关于“感情与学问”的演讲(《人民日报》2011年8月18日)中说,自己少年时代爱读各种文学书,从武侠小说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爱读。稍长大后,喜欢读《红楼梦》,而且数十年间经常翻阅。他还常常想象在数学中创作与《红楼梦》同样的结构,那将是很伟大的事情。他欣赏和感受到曹雪芹深入细致的文笔。

这跟他后来的数学研究有密切的关系。他发展了几何分析学,并解决重要的问题。他回忆说:

这是一种奇妙的经验,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很多细致的推敲,然后才能够将整个画面构造出来。

这种“细致的推敲”就像《红楼梦》细致而微的抒写。

年纪稍大,他喜欢读韩文、《史记》、《汉书》、《人间词话》。这有助于培养内心的情感。他说:

感情的培养是做大学问最重要的一部分。

正是内心的感情引起他做学问的浓厚兴趣,专心致志。他又说:

好的数学也应当能接触到大自然中各种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够深入,才能够传世。

这又是和文学相一致的。只有教育家才会说这样的话。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教导孩子做人。语文和艺术都是教导孩子学做人的必要知识。

文学的陶冶,不仅可以培养作家,还可以培养画家、音乐家,更可以培养出“做大学问”的人。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仅仅把语文当成交谈的工具,所以只需要“讲华语”就好了。这样的制度,不可能培养出作家,也不可能培养出画家、音乐家,更不可能培养出“做大学问”的人。在这样的制度下,人跟机器没有多大区别。

有一回,我参加一个聚会。座上有一位刚退休的中学校长和一位马来老师。两位都是很特出的教育界人物。当话题转到教育的时候,我说:“新加坡只有学校,没有教育。”
那位刚退休的校长接下去说:“对,学校都只是在训练学生考试。”
那位马来老师也说:“说的对,只有学校,没有教育。”
那么,新加坡的学校都在做些什么呢?都在“训练学生考试。”这离开教育的目标很远。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新加坡教育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主持教育的大都是献身教育的人。教会和会馆创办的学校,无论英文学校,还是华文学校,都办的很出色。七十年代是个过度时期。到了八十年代,“训练”代替了“ 教育”。正是这样的转变使到语文教育无法成功。双语教育也就无法不失败。

别的地方,例如日本,学校也训练学生考试,但那是在教育的基础上训练学生考试,不是以“训练”来代替“教育”。

新加坡经常提倡儒家思想,东方价值观,而实际的表现,离开“儒家思想”和“东方价值观”十分遥远。儒家讲教育,以人为本,新加坡的表现就刚好相反。

双语教育失败,孩子成为牺牲品,后遗症深重,具体显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学生的思维能力弱,一个是学生的知识贫乏。

■ 后遗症一:学生的思维能力弱
有一位中学老师对我说,现在的中学生和以前的中学生的最大差别是,以前的中学生有思考能力,现在的中学生没有思考能力。

由于语文教育失败,学生的语言能力弱,思考能力也就当然弱,因为我们思考时,必须依靠语言。语言能力弱,势必直接影响学生的素质。

不仅是中学生思考能力弱,小学生和大学生的思考能力也一样弱。因为从小学到大学都只是在训练学生考试而已。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学生是教育制度的产品,只要比一比就看得出产品的优劣了。

在我班上的学生,都是在受训当华文老师的。他們之中,有新加坡的,有马来西亚的,有中国大陆的,也有台湾、香港的。

一般而论,新加坡一九七九年以后出世的学生素质最差。具体的表现就是语文能力弱,思考能力弱。考试的时候,要是需要思考才能回答的问题,这些学生大都无法回答。

不是所有的新加坡学生都这么差。七十年代读完小学的学生,素质就很好,语文能力和思考能力都很强。那个时候的学校,无论是华文学校还是英文学校,语文教育都很好,学生也都会说方言。一九七九年以后出生的学生,偶尔也有素质很好的,但是所占比例很低,大约二十分之一。

马来西亚的学生,素质就很好,尤其是那些到台湾读大学回来的学生,素质非常好,语文能力和思考能力都远远超过新加坡一九七九年以后出世的学生。母语教育的成败,影响学生的一生。

■ 后遗症二:学生的知识贫乏
语言直接影响我们的思考能力,也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小学和中学阶段,我们广泛吸收各种知识,认识世界,大学阶段则深入了解世界。

由于语文教育失败,思考能力弱,新加坡的学生除了考试科目的内容之外,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也许到过澳洲旅行,但是未必知道澳洲的首都在哪里。语文知识贫弱,一般知识也一定贫弱。

有一回,我参与一次面试,来面试的是想当华文老师的人。我让他们写他们就读学校的名称。其中有五个“义安理工学院”的毕业生。这五个人之中,只有一个会写“义安”,其他四个都写“易安”,只有两个人会写“理工”,其他三个都写“理公”。

这些都是“成绩优异”的学生。他们要是报读大学工程系,可以跳班读二年级。他们申请当华文老师,大概是因为自认自己的华文很好。

后来,我再查看正在受训的华文老师填写的个人资料,写“易安”和“理公”的比比皆是。这除了反映出他们的语文程度太低之外,也反映出他们的一般知识贫弱。他们不知道有“义安”,更不知道这“义安”到底是什么。

学生不知道自己的母校的名称该怎么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要是真有一家“易安理公学院”,那要让人猜想是李清照创办的了。

新加坡的华文老师爱写错别字,早已是见怪不怪的事。这全是双语教育制度的功劳。

又有一回,也是面试想当华文老师的申请人。
当时,有一位大学中文系刚毕业的申请人,她想当中学华文老师。我看了她的成绩,觉得她没有能力当中学华文老师,便对她说:“你没上过文学的课,是不是?”
她马上说:“我读过唐诗。”
“你读过那位诗人的诗?”
她想了约半分钟说:“我读过李白的诗。”
“你读过李白的哪一首诗?”
我想她会回答“床前明月光。”
出乎意料之外,她想了约一分钟说:“琵琶行。”
她这并不是记错了,而是程度低,缺少知识所致。
她一走出去,和我一起面试的一位外系老师马上对我说:“你刚才问的问题,我都会回答,她是中文系毕业的,为什么不会回答?”
这位外系老师是纯受英文教育的。不过她小学中学都修读华文。六七十年代的英文中学生,要是对华文有兴趣,读了十二年,比今天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语文程度要高的多。六七十年代的英校华文教育,远比今天的华文教育成功。六七十年代的英校华文科会考时,还考古文。今天的中文系学生,一九七九年以后出世的,胡适、鲁迅等人的白话文章,一般都看不懂。倒不是他们不认得文中的字,而是整句话什么意思,他们往往不懂。这就是因为知识贫乏,理解力弱的缘故。

阅读可以提高语文程度,可是,由于母语教育失败,语文程度太低,而学校又只训练学生考试,不要求学生阅读,所以从小到大都不曾有过阅读习惯。双语教育制度下的新加坡人一般都没有阅读习惯。这一点可以从地铁车厢里看出来。日本的地铁车厢里,一眼望去,低头阅读的人很多;新加坡的地铁车厢里,一眼望去,低头玩电子游戏的人很多,阅读的人就难得一见。

我曾经调查过中文系学生阅读华文书的情况。在一整个学期中,阅读过一本华文书的人只有十分之一,就是10%。这也就是说,在双语教育制度下出产的华文老师,有百分之九十不爱读华文书。他们其实什么书也不爱读,因为从未养成阅读的习惯。这一些学生,虽然都是华文老师,可是有一些平日彼此交谈时,却常常说英语。他们的华语能力弱,没有养成说华语的习惯。

一般新加坡学生口里说的“读书”,在小学和中学阶段,是读考试练习资料,在大学阶段,是读讲义。就是讲义也要到临考之前才愿意读。从小到大都在训练自己和被训练来应付考试。

是不是所有中文系的学生都知识贫乏呢?那也不是。在一九七九年以前读完小学的学生就很有知识,也爱阅读。这些学生都会说方言。

是不是只有中文系的学生才这么知识贫乏呢?那也不是。我问过自然科学的老师,他们的学生也是如此。这显然不是个别学生的问题,而是制度造成的整体特点。

五 尾声
新加坡的报纸上,经常看到“双语优势”的说法。真不知从何说起,叫人啼笑皆非。所谓“双语优势”究竟是何所指呢?是指新加坡人华语和英语的程度都很高吗?那显然不是。是指新加坡人又懂华语又懂英语,所以占“优势”吗?懂华语又懂英语的人,马来西亚、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多的是,怎么就新加坡人占“优势”呢?

有位在职中学校长到上海去访问,见到好些从美国顶尖大学读完书回来的年轻人,无论中文还是英文,都远胜年轻的新加坡人。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他突然觉悟,新加坡的“双语优势”早已失去,或者从来就不曾有过,只是自我陶醉的白日梦。

马来西亚的年轻人,除了懂华文和英文,还懂马来文,单就这一点说,比新加坡人就更占“优势”了。

马来西亚学生,即使只是小学读的华校,因基础好,有阅读习惯,华文程度比新加坡的高中学生要高出很多。我所教的学生,情况就是如此。

近年来,跨国公司如果需要派人到中国做生意,都比较愿意选派马来西亚人,而不敢相信新加坡人的华文程度。市场的看法胜过报上的自我宣传。

不过,新加坡人之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双语优势的人。有三种学习经历的人,双语能力比较好。
第一种是五十年代上午读华文学校,下午读英文学校的人。
第二种是八十年代以前,就读英文学校,英文很好,也很有兴趣学华文的人。
第三种是八十年代以前,就读华文学校,华文很好,也很有兴趣学英文的人。高中或大学毕业后,再到英文大学读书的人,英文就更好了。
第一种人,两种语文的基础都很好。
第二种人,英文很好,华文也不错。
第三种人,华文很好,英文也不错。
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就是母语都掌握得很好,都会说方言。英文也掌握了,两种语文都能运用。不过,这样的人现在都年纪渐渐大了,人数越来越少。

八十年代以后的双语教育,由于母语教育失败,英文教学也不算成功,不可能培养出“双语优势”的人,只能培养出“双语弱势”的人。

几年前,我和一位补习中心行业的人见面。他从小学到大学都受的英文教育,华语却说得很好。他在补习这个行业很成功,谈到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时,他说:“新加坡人说的英语,英国人听不懂,新加坡人说的华语,中国人听不懂。”这就是新加坡双语教育的产品,只是比文盲好一些。自吹自擂,不是井底之蛙,便是自大夜郎,或兼而有之。

正如丘成桐先生所说:“语文的训练是成为真正学者的第一步。”不仅是培养学者要靠语文,培养文学艺术家也要靠语文。

语文教育失败,必定培养不出作家,也必定培养不出画家和音乐家。文学是美术和音乐的基础。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文学不发达,而美术、音乐很发达的。这一点,只要看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文学、美术、音乐的相连带发展就明白了。

欧洲人比新加坡更早推行双语教育,而且非常成功。欧洲的语言众多,方言更多。欧洲人推行双语教育时,并不以牺牲母语为代价,而是确保孩子在十二岁时掌握母语。这是成功的关键。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制度与此相反。这样的制度必不为欧洲人所愿意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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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