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1964年种族暴乱真相

01/08/07

作者/来源: 林义明(整理)(01-08-2007)BBS 水木清华站

暴动之因

新加坡在1964年7月21日发生大规模的种族暴动之后,由巫统领导的联邦政府领袖指责“新加坡政府亏待新加坡的马来人,结果造成

种族暴动”。他们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现任内阁资政)在种族暴动之前,即在6月30日发表的演讲更是“造成种族暴动的导因”。

李光耀当时在为一个人民行动党支部主持开幕礼时说:“我们(马来西亚的不同种族)必须和平共处,不论是43%的马来人和土著、 40%的华人、10%的印度人以及7%其他种族的人士,都必须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如果他们想互相压制,那么他们之间将出现争端,这将造成马来西亚的动乱。我吁请所有的人民具有耐心并设法了解对方。”

《马来前锋报》歪曲李光耀谈话

巫统控制的《马来前锋报》在7月3日的报道中歪曲李光耀这段讲话的意思,它指李光耀发表“马来西亚的43%马来人不能赶走60%的华 人和其他种族人士”的言论,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过后以具有恶意的字眼警告李光耀不可重复这些言论,他说:“如果李光耀要将马来 人‘殖民化’,我们将会把他击倒!”《马来前锋报》过后也在它的社论中进一步攻击李光耀,指他对新加坡马来人进行“逼迁”,“试 图分化”新加坡的马来社群。

正当联邦政府试图将暴动的责任归咎于李光耀的讲话时,新加坡政府并没对联邦政府领袖的不合理指责视若无睹,它向联邦政府提出挑战,要求联邦政府设立调查委员会找出种族暴动的原因。当时的新加坡副总理杜进才博士说:“新加坡政府的手是干净的,我们没有做 错任何事,我们要人民知道真相。”吉隆坡的联邦政府对设立调查委员会显然不感兴趣,内部安全部长依斯迈医生的反应是:“(政府) 透露越少越好。”

纽西兰外交部当时的报告指出:“从我们所收集到的资料显示,李光耀(所领导的政府)以开明的方式对待新加坡的马来人,这种有技巧的处理方式足以让人民行动党在1963年的新加坡大选中赢得大部分的马来选票。”

美国驻新加坡领事亚瑟·罗森(Arthur H. Rosen) 在内部报告中说:“这些人(联邦政府领袖)指责李光耀在6月30日的演讲导致马来领袖的敌对反应,可是过去几个月来(巫统)进行了反李光耀的运动,他们却当这个事实从没发生过。”美国驻吉隆坡的一等秘书罗伯特·摩尔 (Robert W. Moore) 对《马来前锋报》的报道的准确性表示置疑,他说:“没有任何报道像它(《马来前锋报》)那样,把李光耀的讲话理解成那么具有敌意。”

正如摩尔所说的,在人民行动党于1964年4月参加联邦选举之后,受巫统控制的马来文和爪夷文报章便开始散播“行动党政府亏待马来人”的信息。一位行动党议员在发出邀请信给基层会议的出席者时只用英文和华文书写,便被《马来前锋报》利用来大作文章,该报在社论中借题发挥,攻击行动党政府的马来文教育。它说:“和华文教育受重视程度比较,马来文教育根本微不足道。”它的结论是“行动党偏袒华人,而马来人受到严重的压迫。”

赛加化阿¤演说煽动马来人反华人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巫统在1964年4月到7月之间的反华人、反新加坡政府的运动,在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于7月12日发表演讲时达到高潮。赛加化阿¤当时在新加坡巫统于巴西班让举行的大会上,再度以激进的言论攻击李光耀和他所领导的新加坡政府。

赛加化阿¤以激动的语气说:“我们马来人在新加坡长期以来受到(行动党政府)间接和直接的压迫。……现在新加坡虽然通过加入马来西亚成功取得独立,不过,马来人的命运比他们在日治时期时还要悲惨,这正是巫统为什么在今天召开大会的原因。……我对新加坡的马来人和回教徒所显示的团结感到高兴,他们准备为我们的种族(马来族)和未来的子孙献上他们的生命。只要我们团结,没有力量可以打击我们,没有力量可以羞辱我们,没有力量可以削弱我们,哪怕是一个李光耀,一千个李光耀,我们也要把他们全部消灭!……”

他极具煽动性的演说激起了几千名马来群众的情绪,他们高喊:“杀死他!杀死他!杀死李光耀和奥斯曼渥(新加坡当时的社会福利部兼内政部长)!杀死他!杀死他……”外国观察家对赛加化阿¤的激进言论感到吃惊,他们认为,赛加化阿¤的演讲才是最终酿成种族暴动的导火线。当时的英国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安东尼·黑格(AntonyHead)在他写给英国共和联邦事务部长的信中指出:“赛加化阿¤无耻的以煽动性的演讲全面挑起马来人对华人的敌对情绪,我不认为巫统应该任由一位高层的党领袖发表这样的言论,这不只会制造分化和扰乱情绪,还可能会造成麻烦。”黑格事后曾劝赛加化阿¤同李光耀进行讨论以解决两者之间的歧见,不料赛加化阿¤以粗暴的态度回答说:“如果要我跟李光耀谈话,我会开枪把他干掉。”

黑格的预测果然成真,在赛加化阿¤发表演讲后的一个星期,新加坡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暴动。澳洲驻吉隆坡最高专员公署二等秘书威廉·史密斯迪尔斯(William Smithies)在他的报告中说:“新加坡种族暴动主要是赛加化阿¤和他领导的马来种族极端分子的杰作。…

…他们已经成功刺破一个种族情绪的‘蜂窝’。”

联邦政府的农业与合作社部长佐哈里在7月的种族暴动后,曾把种族暴动归咎于印尼的对抗行动,不过这种说法证据不足。英军驻新加坡总部的报告书指出,尽管印尼看来会从种族暴动中捞取政治资本,不过它不认为印尼同煽动种族情绪有直接的关系。美国驻新加坡领事罗森则认为,尽管一些来自印尼的宣传单子当时曾在一些马来甘榜流传,这也只是一些导致种族暴动的次要因素,不足以构成主因。

至于7月21日的种族暴动是如何引起的,吉隆坡联邦政府和新加坡地方政府说法各异。当时的马来西亚副首相敦拉萨说,7月的暴动可能是某些人“一时冲动”所造成的意外,因“一名制造事端的人(指的是华人)把一个瓶子投向穆罕默德先知诞辰纪念日的游行队伍”;不过,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清楚的指出,暴乱是因一群人(指的是马来人)制造骚动,并拒绝警员维持纪律的指示所引起的。

现场的目击证人所看到的情况,显然接近于后者。政治部的报告指出,许多住在加冷路一带的居民事后受访时透露,他们看到一群马来人围殴一名华人警员,这件事引发了加冷路的种族暴乱,最终扩大到整个新加坡。

纽西兰最高专员公署的报告也深信“暴乱不是纯粹的一场意外”,它说:“参与游行的巫统马来党员不像是热情支持先知游行的人,许多看起来更像是对宗教不存有兴趣的暴徒,在游行期间,巫统的一组人开始制造骚动,一名维持秩序的华族警员要求滋事者退回游行的范围内,结果他当场被20到30个马来人攻击。”政治部的报告也清楚指出,在1964年7月21日于回教先知诞辰游行制造事端的显然是“一群有组织的游行者”。

美国驻新加坡领事罗森在种族暴乱后作出的内部报告中指出,“政治因素”是导致这场种族暴动的主因,这是巫统领袖展开长期反人民行动党运动的“逻辑性结果”。

新加坡巫统企图动摇行动党政府

罗森在报告中点出了事情的关键,当新加坡的巫统领袖在1963年于新加坡举行的大选中遭到彻底的挫败后,他们便发起一项运动,企图动摇新加坡马来人对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有力支持。人民行动党在1964年初,希望通过联邦选举登上马来西亚全国的政治舞台,更进一步激起了一些人的怒火。

“在过去几个月,以巫统领袖为主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在新加坡以及联邦各处的甘榜,散播人民行动党政府为了照顾华人而亏待马来人的‘故事’,借此挑起马来人的情绪。”

英国情报(远东)联席委员会报告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它说:“新加坡的巫统支部是在马来西亚巫统总部公开或私下的支持下,展开反人民行动党的运动。”它指出,运动的目标在于证明人民行动党是一个“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而不是它所说的“多元种族政党”,以改变1963年新加坡举行大选时,新加坡马来人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的局面,重新争取这些马来人支持巫统。

7/1964 新加坡巫统煽动民心

1964年7月21日下午1时30分,大约两万名回教徒结集在政府大厦前的广场,准备开始进行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的盛大游行。一个自称为“新加坡马来民族斗争机构”的马来人组织在现场派发传单,它呼吁马来人一起打倒“代表华人”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不然, “在20年内,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和马来苏丹将消失掉”;另一张传单更以煽情的字眼指“华人计划杀死马来人”,它要求马来人团结起来“共同把华人赶出新加坡的土地,否则华人将继续嘲笑马来人……在马来人的血流满新加坡的土地之前,我们必须确保华人的血先流满这片土地,让我们斗争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流完为止!”

正当许多在场的马来人血液开始升温时,新加坡巫统代表进一步发表了煽动人心的演讲,它的宗教事务负责人赛阿里要求所有的新加坡马来人团结起来争取他们的权利,他说:“我们必须证明给他们(非回教徒)看,马来人可以团结,我们必须合作,一起站起来!”新加坡巫统秘书长赛依萨也在现场发表演讲,他说,如果回教徒的“堡垒、生活的土地和宗教受到干扰,回教徒有义务为‘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牺牲他们的生命和财产……这是回教的教义。”

马来人游行变成殴打警员事件

种族冲突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下午4时以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的沿着美芝路、亚拉街和维多利亚街步行到加冷路,朝向芽笼12巷进发。当游行队伍来到加冷路和甘榜苏布的交界处时,不幸的事件终于发生。

大约是下午5时,七八名参加游行的马来人突然离队,在场的一名警察要求他们归队,其中一名马来人拒绝归队,这名警察只好把他推回所属的队伍。这时,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喊:“ 你这个警察,你以为你可以推人?”接着有人开始包围这名警察,他们喊说:“打他!打他!”一名华人警员见势不妙,连忙上前协助这名警察维持秩序,不料,一名造事的马来人突然从背后攻击这名华人警员,接着其他的马来人也开始殴打警员,整个局面终于失控。

一名目击者过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看到参加游行的人用石头和瓶子攻击在旁观看的华人以及店屋,一些店屋的窗口被打破,一些马来人接着攻击华人……当这种情况在芽笼11巷发生时,一些在前面的马来人已经突破芽笼12巷的封锁线,朝芽笼路冲去。情况已经完全失去控制。”

一些华人除了受到攻击外,他们的店屋和车辆也被暴徒焚毁,当时的警察总监约翰·勒卡安(John Le Cain)过后在报告中说:“受害者大多数是华人,那些在加冷路和甘榜苏布的交界处制造事端的马来人,继续沿着芽笼路(往芽笼士乃的方向)攻击华人。”

处于守势的华人反击马来人

当芽笼一带发生种族暴动的消息传开后,原本在暴动中处于守势的华人,也开始在全岛各个以华人居多的地区攻击马来人。从傍晚6时半开始,在小坡奎因街、维多利亚街、梧槽路以及桥北路一带也发生了种族暴乱。警方动用了所有的警察镇压暴动,政府在晚上8时23分宣布全岛进入紧急状态,并在9时30分实施全岛性的戒严。

在“黑色星期二”之后,尽管政府仍然在部分时间实施戒严,全岛各地仍然发生连串的种族冲突事件,更多人在冲突中丧命和受伤。到了星期五(7月24日),种族冲突事件才开始显著减少。8月2日,政府在情况稳定后,决定全面解除戒严。在7月的种族暴动中,总共有3568人被捕。

9/1964 印尼特工煽动马来人情绪

9月2日晚上,一名华族史古打骑士在东海岸路被两名马来人以石头攻击;10分钟后,一名华人在巴耶利¤路从巴士下车时,突然遭到两名马来人的袭击;一个半小时后,一名57岁的马来小贩在芽笼士乃神秘被杀,有人声称“他是被一群华人所杀,目的是要激起马来人对华人的种族仇恨”。这个事件激怒了在附近的马来人,并在这个地区引起一些种族冲突事件。到了隔天早晨,共有九名华人在冲突中受伤,其中两名伤势严重。

7月暴动以后为外来者提供煽动情绪良机

政治部在报告中透露,一个颠覆组织在印尼的支持下在种族冲突前,煽动马来人的情绪。不过,美国驻吉隆坡大使詹姆士·贝尔(James D. Bell) 觉得“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印尼特工和新加坡种族暴动有直接的关系”,尽管如此,他同意“7月的种族暴动发生后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已经毫无疑问的为外来者提供许多煽动情绪的机会”。

在9月4日上午,大批的华人和马来人结集在芽笼士乃的路边和巴刹,对抗的情绪逐渐升高。到了近中午时分,种族暴动再次发生,七个人在暴动中丧命,冲突的范围不断扩大。据美国驻新加坡领事向美国国务院作出的报告,这次参与种族暴动的暴徒看起来更有组织性,也不纯粹是以其他种族为攻击目标,他们攻击警车,甚至威胁军事电信发报站,最后,守站的士兵只好开枪将暴徒驱散。

到了下午2时,政府再次宣布全岛进入戒严。当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正好出国访问,副总理杜进才博士在电台广播中要求人民不要听信“个人散播的传言和谣言”。

当政府在9月5日暂时解除戒严后,芽笼士乃又出现种族骚乱,警方后来展开行动逮捕了一些涉嫌颠覆活动的分子。到了9月8日,马来西亚副首相敦拉萨来新加坡访问,他促请甘榜的马来同胞“不要理会印尼试图挑起种族情绪的行动”。隔天,整个局面几乎回复正常。在9月的种族暴动中,总共有1439人被捕,新加坡政府最终在9月11日全面取消戒严。

暴动之果

两场种族暴动为新马分家埋伏笔

种族暴动过后,新加坡政府立刻发现,由于新加坡的警察和内部安全掌握在联邦政府的马来部长(依斯迈医生)手上,这使得马来极端分子在以煽动种族情绪为手段攻击新加坡政府时,显得肆无忌惮。尽管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和内部安全部长依斯迈医生属于较温和的马来领袖,他们显然没有出面阻止马来极端分子的反行动党运动。当新加坡的种族暴动在1964年7月爆发时,这两位马来领袖刚巧都身在国外。

行动党扩展政治影响力以求自保

行动党政府发现它不能坐以待毙,与其被马来极端分子“围堵”在新加坡,不如力求自保,开始向马来半岛,甚至北婆罗州扩展它的政治影响力。种族暴动也促使行动党领袖发现,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实力来对抗种族极端分子,即使是在新加坡,行动党也面对种族暴动可能造成的政治问题。

纽西兰驻吉隆坡最高专员公署的报告指出,马来西亚能否生存,取决于华族和马来领袖可否将极端分子逐出它们的领导层,马来极端分子最终将引起华族的反击,这将为左倾的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提供机会,他们可能在争取华人支持方面压倒行动党政府。

巫统并没约束马来极端分子

由于新加坡政府已经在预防华族极端分子制造事端方面尽了力,它因此期望巫统能相应的约束在马来西亚的马来极端分子,然而巫统的表现令行动党感到失望,它因此必须自行展开“打击种族极端分子”的宣传运动,并以更坚定的姿态倡导“建立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

行动党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国会内外显示了它不可低估的政治实力,它成功地把许多支持“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概念的反对党组织起来,并在许多课题上主导民间的舆论力量。巫统领导的华巫印执政联盟不久后发现,新加坡如果继续留在马来西亚,有朝一日它将挑战中央政权,东姑因而萌生让新加坡脱离联邦的想法。1964年的两场种族暴动,可说是为新加坡最终必须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埋下了关键性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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