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关世强与南洋大学

26/10/06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关世强是南洋大学历史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见证人。实质上,在改变战后新加坡教育制度的整个过程中,关世强以敎育部官员的身份,参与与执行了许多关键性的制度改革计划。简言之,关世强彻底完成了英国殖民政府制定的国民敎育制度,那就是以英语敎学取代母语敎育的政策。

关世强在华文小学教育后到萊佛士书院,过后到英国大学修读美术文凭。1946年回校担任美术与数学教师,之后任视学官,再升任师资学院副院长。1964到1975是教育部常任秘书。1975到1980接替杜进才出任新加坡大学校长。1963以及1968分别获得政府表扬勋章。1980到1981年受委出任大使。由此可见,关世强在执行政府政策的工作表现是深受新加坡总理的赞赏。

英殖民政府在1950年初积极推行英文国民学校制以取代民族语文学校。1951年5月政府宣布逐步削减对华文学校的财政津贴以便更全面发展全国性的英文教育。此外,更重要的是,在大环境下,英殖民政府文官认定华语为共产党语言的偏激心态下鄙薄华文教育。

1953年1月20日马来亚大学副校长表示该大学将开设中文学系,试图排除另外创办一所新华文大学的必要性。1956年教育白皮书的重心是要把新加坡华人的中国意识彻底的铲除:那就是袪华意识;也就是设法子把华文教育的发展势头消灭,以使到英文成为新加坡的唯一国民教育语言。这一政策的结果是,未来的新加坡即没有华文中学,也就更不会有一所华文大学。

在这一种排华的政治意识环境之下,兴办南洋大学的建议和白皮书的袪华意识观念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政府通过政策来干预南洋大学的兴办与发展,并进行百般刁难原是意料中事。南洋大学就是在这种恶劣环境下成立,所以大学面对政府政策压迫是理所当然的。白里斯葛报告书就是在这一种先天性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下诞生。

1959年1月以白里斯葛为首的五人评议委员会正式成立。关世强在白里斯葛评议会里是担任秘书的重要使命。由于评议委员都是外来客人,关世强在提点与介绍课题方面必然负有重任,因此,关世强对供证的选择性,极度秘密的情况之下进行供证,有关供证文件与证物全部销毁,报告书也不列出出席供证会者的名单,以及“在供证会之内与供证会之外的非正式场合,委员们从接触到的众人里接受到不断的提示,必须对是否要承认南洋大学有限公司是一间大学,以及就承认南洋大学将要颁发的大学文凭提出意见”等等的这些躲藏在暗中进行的政治勾当事件的来龙去脉应该是了如指掌。

1959年6月5日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人民行动党作为英国殖民政府的选定权力接班人,基本上也维持了英国人的袪华意识。同样重要的是,原有的殖民官员依然留任新政府内执行即定的敎育政策,那就是利用对大学文凭的承认来牵制南洋大学的发展。一来把承认文凭当成谈判筹码来进行政治交易,以便对大学理事会施加压力以严厉监控大学的管理与发展。二来,确保南洋大学的文凭贬值,以便永远屈服于英文大学文凭之下。

白里斯葛报告书之后是魏雅聆报告书,而这第二份报告书也是由关世强担任秘书;再后来就是王赓武报告书。政府为了彻底执行王赓武报告书对南洋大学发展的约束机制,于是对南洋大学法令进行修正。修正法令下,原有大学理事会由各地赞助人代表组成的制度被取消。1967年12月18日在新法令下召开会议选出21名理事,其中关世强是新加坡政府委任成员,户曜则是南洋大学敎务会委任成员。这时黄应荣是代校长。

1967年12月29日南洋大学第三任理事会成立。陈锡九与黄奕欢分任正副主席。按修正法另设执行委员会,是为实质的权力中心,而其成员有关世强,李绍光,叶昆灿,高立人以及黄祖耀。此时的关世强己经升任敎育部常任秘书,所以是新加坡政府在南洋大学的最高代表;这也就是权力中心的最高权力单位。

至此,人民行动党政府己经在实质上全面控制南洋大学的运作。诚然,这是南洋大学换取政府承认的先决条件。因此,次年1968年5月新加坡政府宣布正式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

卢曜以副校长的身份与权力是在策划南洋大学内部运作,是政府在大学发展机制上的遥控刹车具。关世强是通过改变外在环境来牵制南洋大学发展的契机与方向。换言之,关世强是利用敎育制度的改变来规划南洋大学的发展路径。由此可见,卢曜与关世强分别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约束南洋大学发展方向与途径的两外两名关键性人物。

两者相比之下,关世强在改革新加坡教育制度中扮演了更重要的积极角色。

新加坡学者邱新民在1989年的《庄竹林博士传》的第129页就详细的描述了关世强在新加坡敎育改革的立场与角色。首先,在1961中学改制的事件上,关世强以专家的身份在法庭上供证,证明中四的数学程度相等于华校高中三程度。因此,原有的华校六年初高中制被贬值降格为四年的中学制。其二,关世强绘制的新加坡学校敎育系统表,在英文源流里,由小学而中四而初级学院而新加坡大学,系统分明,但有关华校的却是小学而中学,中空,上面植一南洋大学,系统显明的不衔接。

因此,在学校制度断层的课题上,当时任师训讲师的邱新民向关世强副院长请教:华校中四华业到那里去升学?关世强是以轻松的口气回答:进英校!。

华校改制引发学潮,以致中四罢考。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的紧张气氛,于是允许华校有过渡性的暂时二年高中,与初级学校并立。这一政策显然有其政治目的,因为教育制度的改变对南洋大学带来极大的冲击。

政府在华校教育体系里取消了六年高中制后,南洋大学在招収受过六年中学敎育学生的方面就出现了学生来源的问题。因为华校生在中四毕业后不够学历资格进入南洋大学,所以南洋大学将会面对没有新加坡学生的问题。关键性的是,南洋大学对外在制度环境无能为力,因为政策的改变是由政治权力决定。因此,政策的后果是,南洋大学在根本上是处于坐以待毙的困境。显然的,政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外在制度环境的改变,力图把南洋大学架空在一个进退不能的绝境。

政府政策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要南洋大学自动的改变敎学媒介,以迎合政府的新教育政策,那就是如果要和中四与初级学院的六年新敎育制度接轨,南洋大学就必须以英文为教学媒介以接纳以英文教学的初院毕业生。换言之,新教育制度下,初院只教育英文源流的学生,而高中华文源流的学生将从此断绝来源。这就完全实现了新加坡即没有华文中学,更没有华文大学的政治目的。

明显的,政府的政策给于南洋大学两个自我伤残的选择。一是,南洋大学要继续办校就得改变为以英文媒介教学的学府,因为要进入大学深造的学生都是英校生。其次,南洋大学如果选择改变入学资格以录取中四毕业生,则南洋大学文凭就无疑的是在自我贬值。一張自我贬值的南洋大学文凭,其实质结果就是把南洋大学自动降格为南洋学院。这无疑是司马昭之心。

事实的结果是南洋大学在1975年强制推行英语媒介教学,更在1978年8月让出庞大的云南园校址,搬迁到新加坡大学遗留下的残旧联合校园。之后于1981年人民行动党政府也就是基于南洋大学文凭是一张贬值的文凭,因而在‘不可避免的历史情况下’结束了南洋大学的生命。

南洋大学虽然以不断的改制与变质来迎合政府政策,却也终究援救不了关闭的命运。诚然,秋后算帐,十年不晚。无独有偶,在新加坡大学先后接収南洋大学师生,以及不费分文的,合法的全面接受南洋大学的所有全部地皮产业的正是关世强。事缘1975年关世强的官位再次高升为新加坡大学校长。

1950年代的英国人的袪华意识意图,经过了约30年的酝酿终于在1980年的新加坡完完全全的实现了。功成身退,关世强于1980年再度进爵荣任新加坡驻菲律宾大使。

在当今坊间所见的有关南洋大学历史的文献里,鲜有学者研究户曜与关世强与南洋大学的确实关系。实质上,卢曜与关世强作为新加坡政府在南洋大学里的全权代表,这两者对南洋大学的发展与运作的影响或许是比任何一位就任的大学校长还要来得即大且深。实际的情况为何?这还得等待以后的历史学者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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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