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的政治生态

03/09/06

作者:未祥

李光耀资政在大选前的一个座谈会上,引用了某个西方政治学者的定义,指出政治是治理国家的工程。那是政治的其中一个主要范围,也是政治学中最关键性的组成内容。国家不仅是人类生活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政治发展的一个终极组成。

李资政在座谈会上也提到了两个数字,即詹时中在国会20年,刘程强在国会15年。但他没有提到另两个数字,即行动党只用了11年,便建立了一个新加坡,用了约40年,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全球瞩目的现代化都市国家。

大选成绩揭晓,詹时中和刘程强都以较高票数再度当选连任。加上本届任期,两人担任反对党议员任期之长,在当代民主国家中是相当罕见的。这显示少数素质良好的反对党政治人物,要获得新加坡人民的长期支持并不是不可能。但两人始终无法在政治上取得任何重大突破,原因在两人一开始便没有像行动党一样招贤纳才、建立一个拥有治理国家能力的国家级政治团队。

好政府及好反对党才重要

詹时中一度引入了林孝谆和徐顺全,不料遇人不淑,发生了窝里反,令詹时中白白痛失了民主党的大好江山。刘程强经过了15年,终于捕捉到新加坡的政治脉搏,了解到新加坡需要什么样的政治人才,在本届大选引入了一批政治新秀,虽然没有为工人党取得任何政治突破,但无疑已为新加坡的民主政治发展立下良好先例。不过戈麦斯却是一个例外,无论对刘程强或工人党的政治前景而言,都是巨大变数。

新加坡的民主政治发展至今,基本上已经定型,人们的两大政治理念和抉择,一是继续支持好政府,一是继续支持好的反对党。经过40多年的发展,行动党所坚持的选贤与能,明显已形成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影响新加坡人的政治生活与政治思维。人们对政府的要求不仅越来越高,对反对党也有同样的要求。对新加坡人而言,一党政治或多党政治不是主要课题,好政府及好的反对党才是最重要的。

新加坡如果降低对现有好政府在素质与效率上的要求,后果将超乎人们想象的严重,那意味着我们的未来将出现一个素质低劣、只知一味讨好人民的不合格政府、失败政府,甚至是一个亡国政府。

同样的,如果降低对现有反对党在素质与效率上的要求,那意味我们将拥有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不合格反对党。更严重的是,如果这样的反对党在情绪刺激下被胡乱捧上了台,所造成的破坏,可能远远超出所谓的极权腐败。

我们必须永远牢记一个残酷的现实:新加坡是只有650平方里的匮乏之地,新加坡永远不能失败,否则,我们将连购买石油的钱也付不起。现有将近1000亿美元的外汇,只够应付新加坡不到一年之需。新加坡实际上是一个穷光蛋,必须永远生财有道,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新加坡政府历年来的治国理念,不外是建立一个永远自强不息、永远自力更生的自助式社会。政府所推行的各项企业化与收费制度,要建立的是一个使用者付费而非国家付费的体系,以求一劳永逸避免最终陷入西方福利制度或特权政治国家的困境之中。政府的最大责任,在于不断更新创造一个有利的大环境,不断提升与加强新加坡的生存与竞争能力。把累积下来的国家资金,用在扶贫、国防、治安、教育、培训、科研、开发等更具增值性的用途上,实现新加坡成为第一世界级国家。

像龙应台和李敖,许多时候,都是完全不了解新加坡的实际情况便作出批评。这样的批评不必付出任何政治代价,不过,如果新加坡人在政治上作出错误的抉择,必将付出十分沉重的政治代价,像台湾一样只能不断捡烂苹果。

政治是为国家及人民创造利益的工程,不是任何政治人物或政治形式的表演舞台。早在现有反对党出现之前,新加坡已有多党政治,包括早年的劳工党、社阵和行动党,最终演变成社阵与行动党对立的两党政治。这个短暂的两党政治,在社阵退出国会、进行类似今天泰国民主党所发动的街头斗争后便告结束,新加坡也开始进入长达数十年的行动党一党独大时代。

如果当年新加坡人支持社阵发动的街头斗争,那么,40多年来的新加坡及未来的新加坡将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泰国首相达信的泰爱泰党,原本可以建立一个稳定与强大的政府,但部分泰国人民选择支持民主党,不断发动街头政治斗争,把泰国推入停滞不前的困境。任何国家的任何政治,如果不能为其国家与人民创造利益,任何政治斗争与政党轮替都是多余的。

人民力量无积极作用 

今天的菲律宾,人民力量之强大、政党之多、传统天主教社会道德影响力之深厚,都属世界罕见。但菲律宾人多次运用人民力量,去掉马可斯,又迎来埃斯特拉达;去掉埃斯特拉达,现任总统阿罗约的诚信又受到人民的质疑,其个人的政治前景及菲律宾的民主政治都充满了未知数。

菲律宾所存在的人民力量、多党政治,甚至加上宗教道德影响力,明显没有对菲律宾的民主政治发生任何积极性的制衡与推动发展,所产生的只是一种消极性的一再重复、不断撤换不合格的政治人物。这样的多党政治到底有什么好处?实在看不出来。

什么是政治腐败?究竟是极权腐败,还是一些人原本已是天生性格腐败,不必等到什么极权才变成腐败?一些国家或许缺乏像新加坡这样的选贤与能的政治与社会机制,性格腐败的政治人物才有机会在民主力量的帮助下上台执政,开始政治腐败的生涯。

世界各国第一代开国领袖及领导人,都毫无例外地为了自己的人民及国家而确立一个基本的公民与国家理念,作为团结国民与塑造国家的基本精神、基础。以新加坡为例,一份印在全国小学生作业簿上的新加坡信约、一份印在全国中学生作业簿上的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即是国家在塑造一个国民与国家共同意识的基本信念与国家工程。无论新加坡或任何国家,在这样的信念中所注重、坚持与塑造的,都是国民与国家的共同利益。这一点无论古往今来、东西南北的国家,都毫无例外,它也是任何国家最重要与最基本的民主与政治的形式与核心内容本质。

不过,随着时间冲刷以及在狭隘的个人民主与自由思潮的泛滥成灾,一些国家或地区原有的公民社会与国家意识,不是已被遗忘就是已遭丢弃与埋葬。人们唯一重视的是个人民主与自由的权利,政治人物更以民主为手段,整个社会关注的不再是政治的素质,而是民主的斗争。社会群体与国家整体的共同利益往往成了个人民主权利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并不是人类民主政治的进步,而是一种开倒车。

40多年前,美国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讲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美国是全球民主国家的领导,但美国最高领导人向人民及全球迷恋民主自由的人们发出的信息却是国家至上的声音。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相当多不满布什连任的美国人选择以移民作为抗议手段。这些美国人明显把个人民主与个人自由放置在国家利益之上,以为这样做是民主与自由的最大权利与最大利益。但他们只不过是由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因此,国家利益必须高于个人利益,不管这些美国人最终选择在什么国家定居,都无法逃避这么一个政治现实,必须把个人利益放置在国家利益之下,否则,只能选择作没有国藉的国际幽灵。

对新加坡人而言,选择符合社会群体与国家利益的政党与政治领导,是实现现代民主国家与民主利益的基本条件。过去的每一届大选及本届大选,新加坡人以手中选票选出了能够领导新加坡走出困境、走出埃及的“闪电”政府。而在宁缺勿滥下,两位素质良好的反对党领袖(波东巴西的詹时中及后港的刘程强)也获得新加坡人十几二十年的有力支持。这是新加坡人对民主政治与国家利益所作出的最大贡献。这样的新加坡人如果被当成“人种不好”,世界上还有什么好人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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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政治_politics , 政府制度_policy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