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李光耀 台湾何去何从

02/02/08

作者/来源: – http://history.qikoo.com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执政过程中推行“台独”路线,使“台独”由非法变成合法,由海外转进岛内,由弱小变得强大,最终把陈水扁送进“总统”府。“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他所著的《台湾何去何从》中,阐述了李登辉“台独”思想产生的内幕。

李光耀访台 承诺新加坡绝不当中共的“特洛伊木马”

台湾早年因为孤立而渴望同新加坡建立联系。我们这方面则急于避免在军事训练上完全依赖以色列。初步讨论从1967年开始,台湾委派一位高层代表前来,跟我和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会面。同年12月,他们提交了一个建立空军部队的计划。我们渴望在台湾训练我们的空军机师和海军军官,以色列无法提供这类军事设施。台湾国防部乐于协助新加坡,却不时暗示一旦让外交部发现他们在防务上帮助我们,它必会要求新加坡在外交上给予台湾某种形式的承认作为回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清楚表明我们不能让步。

在联合国提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案时,新加坡投票支持接纳中国,却在驱逐台湾的表决中弃权。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中国” 的立场不变,视大陆和台湾统一为中国内政,必须由两岸双方自行解决。

台湾安全局和新加坡国防部之间建立联系之后,台湾方面借调了一些军机飞行指导员,还有几名技术人员和机工到新加坡,协助我们把军机维修部门建立起来。后来,我接受了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建议,同意在1973年5月到台北,同当时的行政院长,也就是台湾“总统”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会面。蒋院长和他的苏联籍夫人到机场迎接我和芝(李夫人柯玉芝),把我们送往圆山大饭店,亲自引领我们到套房休息。第二天,我们随他乘搭波音707私人贵宾客机,飞往空军基地,观看了由台湾空军部队单位呈献的半小时紧急起飞示范表演,接着再一起驱车前往度假胜地日月潭,共度了两个假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蒋经国讲英语结结巴巴,一口浓重浙江口音的华语叫人不容易听懂。还好他能理解我说的英语,加上我也会说华语,双方可以在无须通译的情况下交谈。语言相通有助于彼此产生共鸣,进而升华成友好的关系。我谈到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向他解释了新加坡其实被视为大陆、台湾之外的第三个中国。民族、文化和语言上的一脉相承,由不得我们否认,但是我们对抗马来亚共产党的决心,足以向邻国保证,新加坡绝不会成为中共的“特洛伊木马”。

据新加坡驻台北商务代表过后报告说,行政院长对新加坡,对我,印象都不错,也很高兴能亲自会见我。我想其中有个关键因素:那次访台,女儿随行。她当时是个年轻的医科学生,受过华文教育,能说流利的华语,言谈举止一下子就显露出她是个华人。这使得蒋经国对我和内人以及女儿有极不同的看法,因而也确定了新台的关系。此后,双方继续通过书信往来建立深交。

这次访台,新台两地实行全面的新闻封锁,这是出于我的要求,以免国际注目,引起是非言论。

李光耀第二次访台

翌年12月当我再到台湾访问时,蒋院长亲自参与安排我的访问活动。他安排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单位列队接受检阅,一切按照国家元首访问的礼仪规格进行,只是没有任何形式的宣传。他也陪同我参观了台湾建设所取得的多项成果,包括穿越崇山峻岭的横贯公路。

我趁这次第二度访台,提出新加坡因空间有限,希望在台湾训练新加坡武装部队一事。在此之前几个月,新加坡已就这个要求跟台湾方面的军事代表讨论过。蒋院长对新加坡的处境表示同情。双方在1975年4月达成协议,让新加坡武装部队在“星光演习”的代号下到台湾进行军事训练。起初有效期只限一年,我们获准在台湾训练步兵、炮兵、装甲部队和突击连队,受训军人被分配到全台湾各训练同类部队的基地。台湾当局只对我们所消费的物资收费,其他分文不收。

蒋经国有张白皙圆润的脸,戴着副厚厚的角质眼镜,身材圆滚滚的,为人沉默冷静,说话低声细语。他从不摆出思想家的模样,但是想法务实,社会知识丰富,很善于看人。他确保留在身边的都是可靠之士,随时愿意坦诚提出己见,哪怕是逆耳的忠言。在开口前,他必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绝不信口开河。他不方便自由访问各国,我于是成了让他掌握美国和世界整体发展动向的另一个提供消息的人。针对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他总会热切和追根究底地提出问题。80年代中期,蒋经国健康状况转差以前,我每回访台,他总会尽地主之谊,抽三四天陪我四处逛逛。他通过彼此无拘无束的交流,印证他在阅读和听取汇报后对政治事件所得出的结论和见解是否正确。

1973至1990年间,我每年总会访台一两次,几乎每次都在香港停留。台湾华人每年取得8到10%的经济增长,在经济、社会方面不断进步,这对我有一定的启发和鼓励。他们由一个仅集中于农业和制造纺织品、成衣和运动鞋,工资低微而劳动密集的经济体,稳健转型,进入高消费市场。起初他们尽懂得盗版珍贵的医药、法律和其他种类的书籍,以低得离谱的价格大平卖。80年代,他们开始自行申请版权,用质量高的纸张和厚皮封套装帧出版。进入90年代,他们投入电脑晶片、主板机、个人电脑、便携电脑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的生产。我注意到香港的经济和生活水平也同样地不断提升的相同趋势。这两个沿海华族社群迅速起飞,给了我很大的激励。我从港台的经验中得到启示。既然他们做得到,新加坡也一样能做到。

当年跟随蒋介石将军的部队,由大陆过海的两三百万大陆人当中,有一层厚实的知识分子、行政人才、学者和企业家,是他们催化台湾蜕变为经济一强的。

但是,大陆籍精英明白,长远来说,他们在台湾处境困难。他们是人口中的少数,只占大约15%。原本由大陆人和大陆人的后代占绝对多数的武装部队官兵,逐渐由台湾本省人取代,这个趋势已是无可逆转的了。本省人在全人口当中占了85%,台湾政治权力重心转移是迟早的事。蒋经国和他的资深亲信何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选用台湾人的时候格外谨慎,只用最可靠和信得过的人才——愿意延续他们的政策,坚决同大陆共产党对抗,却绝不主张分裂争取台独。对大陆人来说,台独是不能容忍的。

80年代中期几次访台,发现蒋经国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他无法再伴随我四处出游了。从交谈中推断,美国媒体和国会必定向他施压,要他进行政治制度民主化。他解除了戒严令并着手推行政治改革。那个时候,他的儿子蒋孝武担任驻新加坡的台湾商务代表,他让我知道了他父亲的想法。我告诉蒋经国,要保障台湾的安全,他就不能只争取里根“总统”继续站在他那一边,还得争取美国国会和媒体的支持,这是里根背后少不了的两股支撑力量。后来,蒋经国也放手让原本不合法的反对党组织参与立法院选举。

李登辉最初不主张台湾独立

蒋经国在1988年1月与世长辞。接管政权的是副“总统”李登辉。我跟他初次会面时,他是台北市长,后来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我们偶尔一块儿打高尔夫球。他办事勤奋努力,胜任有余,对上司谦逊有礼,对“总统”和来自大陆的部长们尤其如此。当年他是位友善谦恭的官员,身材高大,头发花白,戴着副厚片眼镜,总是笑容满面。蒋经国“总统”在1984年指定李登辉为副“总统”人选之前,也考虑过国民党另外几个本省籍人选,但是觉得无一比李登辉更合适。我假设蒋经国事前必定十分肯定他是位可靠的人才,相信他会延续自己的政策,绝不走台独路线。

最初几年,李登辉“总统”坚持国民党既定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主张台湾独立。他成功地在党内争取到一些元老和几个外省籍年轻领袖的支持,牢牢地掌握了国民党的控制权。所有跟他意见相左,提出逆耳忠言而身居要职的高官,不久后一一被铲除,包括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和外交部长钱复。

李登辉立场改变

李“总统”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之后,便开始把自己的意愿发乎言辞。他的言谈使北京领导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要把台湾跟中国大陆隔开,而且越久越好。1992年,李“总统”为统一开出条件。他把一个中国解释为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一,必须在一个“自由、繁荣而民主的中国”的大前提下才能成立——换言之,共产中国必须先发展成为跟台湾一样的民主社会。我当时不曾意识到,他这样做并非作为商谈的起点,而是蓄意地把两岸锁定在一个从此难以衔接的位置上。

1989年,李“总统”到新加坡进行访问,成为有史以来访问东南亚的第一位台湾“总统”。我个人像迎接任何一位来访的国家元首一样,尽一切应有的礼仪欢迎他。虽然当时新中尚未建交,但我还是决定省去国家元首级的外交礼遇。没有国旗,没有军事检阅,没有国事访问的仪式礼服。一切官方文告中,我们不说他是“台湾“总统””,只称他为“来自台湾的”李“总统”。尽管如此,那次访问还是大大提升了他在本区域的政治形象和地位。

首个历史性会谈

海峡两岸以我为通话的渠道,也因此很自然地选择了新加坡为1993年4月两岸首个历史性会谈的地点。会谈名为“汪辜会谈”,是以正式代表中台双方的“非正式”组织领袖的姓氏为名。我分别会见了汪辜两人,知道两岸元首交托给他们的会谈议程各异——代表台湾的辜振甫只想解决纯技术性事宜,例如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挂号函件失落查询等;李“总统”不希望他和中方讨论开放贸易,更别谈统一了。汪道涵则希望这些初步会谈日后将引向更具实质内容的两岸统一谈判。不出所料,会谈并未促使两岸关系改善。

李登辉博览群书,求知欲和吸收资讯的能力特强。在台湾仍受日本殖民统治的福摩萨时期,他在台湾的日本学校受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少数获选到日本大学深造的台湾人之一,报读的是京都帝国大学,这所大学在日本的声誉仅次于东京帝国大学。

他很自豪地告诉过我,因为个人的偏好,他每天必读日本的四大主要报章,通过卫星转播收看东京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的节目。即使书籍,也不看英文原著,反爱看日文译本,因为日文译本对他来说更容易阅读。他深深沉浸于日本历史和文化之中,对大陆,无论历史、文化,或者是现有的共产党领袖,他都不放在眼里,并且以日本栽培出来的精英的视角看待中国的一切。他根本瞧不起中共的领导人,公然把他们叫做“木头人”、“笨蛋”、“坏了脑筋的”。中国领袖从不加以回敬,但是我敢肯定北京负责两岸事务的部门,早已有人一字一句地把这些话全记录在案。

在我看来,他充满自信,博学,熟知一切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却因为台湾遭受孤立而无法理解世界领袖为何不能像日本一样同情台湾的处境。他视日本的同情和支持对台湾至为重要。他也深信,只要遵照美国自由主义者和美国国会为民主与人权所开的药方,美国必定会抵御共产中国以保护他。

我摸不透李“总统”的立场。他的一位老朋友向我解释说,他所受的日本教育和训练,向他灌输了日本的武士道的精神,同时他认为带领台湾子民前往“应许之地” 是自己的使命。这位友人补充说,李登辉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使他更立志要不惜一切代价,秉着武士道精神,执行上帝的旨意。

在他出任“总统”的12年内,李登辉公开抒发了一直在台湾潜伏着的分离主义情绪。他低估了中国大陆领导人和人民实现统一的意愿。李登辉的政策只有在美国的支持下才行得通。他的所作所为好像台湾随时都会得到这样的支持,致使台湾民众相信他们不必针对台湾的前途问题认真地同中国领导人谈判。他对台湾前途的“贡献”,是促使统一问题成为北京国家议程中受到关注的首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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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