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澳大利亚公民王赓武回忆

29/10/11

作者/来源:李怀宇(27-10-2011) 时代周报 http://news.hexun.com

  王赓武先生今年81岁,依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王先生举止尽显绅士风度,一口地道的国语听不出乡音。研究所如今所在的校园,正是他当年就读的马来亚大学。他健步如飞地带我们游览校园,一路讲述母校旧事。

  王赓武祖籍江苏泰州,父亲王宓文早年应邀到南洋教书,曾任印尼泗水第一间华侨中学的校长。1930年,王赓武在印尼泗水出生,1932年随父亲到马来亚霹雳州怡保,接受西方式的正规英语教育,在家则受父母的传统中文家学。王宓文自认侨居外地,不是移民,总有一天要回祖国。1946年王赓武中学毕业,1947年初举家回国。

  1947年,王赓武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父亲则在中央大学附中教书,薪水不高,生活艰苦。在热带住了几十年之后回到南京,父亲已经受不了冬天的寒冷,病得相当严重。母亲丁俨觉得再留下去丈夫恐怕病情更重,夫妻俩再次回到南洋。

  在王赓武读大学期间,中国局势变化出人意料。解放军打到江北,学校解散了,像王赓武这种外地来的学生无家可归。王赓武没有兄弟姊妹,父母在南洋非常着急,他的叔父在上海,还特地赶到南京告诉他:“你一定要回去!”当时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天天开,奇怪的是没有人卖车票,火车两边都开着,只管爬进去就行。王赓武的同学把他从窗口推进火车。坐到上海火车站,碰上戒严,王赓武一直坐到天亮。叔父买了一张船票,让他坐小船到香港,再到新加坡,终于回到怡保。

  王赓武在怡保工作了几个月,恰巧新加坡马来亚大学成立,便以本地中学毕业的资格申请入学。1949年马来亚大学开学,王赓武当了一年级新生,重新再读。马来亚大学采用英国制度,头三年读三个学系的课,第四年可以选一个专业课。王赓武头三年念文学、历史、经济学,第四年选了历史:“其实我是喜欢文学的,不选的主要理由是因为一个很好的文学教授离开到剑桥当教授去了,其他教授我都不大感兴趣。经济很有用,但是我对经济系的教授不欣赏,我不大同意他的教法。历史教授蛮有意思的,既然不读文学,历史还是比较接近一点。”

  王赓武在马来亚大学历史系完成学业,留校攻读硕士学位,旋负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伦敦,王赓武发现研究中国史的专家很少,他幸运地碰到一两个懂中国史的教授,更多地是自己看书。他说:“英国制度跟美国制度不同,美国制度是老师要来指导研究生,英国不指导,老师选你的时候就看你能不能自学、自己到图书馆看书。博士论文的题目也是我自己选的,根本没有上课,三年就自己看,自己写,写了之后交上去,好不好自己不知道。”这段时期,王赓武的研究重点是中国五代史。

  1957年,王赓武获得哲学博士,回到马亚来大学教书。1962年出任文学院院长,33岁荣升马来亚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1968年,王赓武作为首位华人应邀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讲座教授及系主任,1975—1980年任该校太平洋(601099,股吧)研究所所长。

  1986年,王赓武应邀出任香港大学校长,主政十年之久。他回忆:“坦白说,我没有想到港大去。因为我是不大愿意全部搞行政工作的,当大学校长就无法做学术研究,至少要把研究放下。我考虑了一下,最主要的理由是我认为香港回归的问题很有意思,因为我一直是对中国近代史很感兴趣的,又在英国的殖民地生活过,我对英国离开殖民地的过程不仅有兴趣,而且亲历过,我看过他们怎么离开新马。那时候关于香港回归的问题,中英的谈判已经结束了,我想亲眼去看看。我对港大也有感情,因为黄丽松当校长时也找我谈过。既然他们来找我,我就把学术的工作放开,至少尽我的力量把港大搞好,主要是如何在回归的过程适应一种新的环境。”

  1996年,王赓武在香港大学荣休,受邀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是澳大利亚公民,当时本来准备回澳大利亚再当教授,恰得新加坡方面盛情邀请,而王赓武的太太小时候在新加坡住过,便说住几年再回去吧。没想到一住就是十五年。

  王赓武一生在许多地方生活过,怀抱一颗“天下华人心”。他认为近数十年来华人移民潮的重大变质,是以商人及劳动者为主力的19世纪型态,转变为以知识、学历与专业为基础的20世纪末新移民。新一辈海外华人一方面希望完全地融入当地社会及其主流语言、文化,一方面仍然保留若干基本的中华文化生活意识。他提倡的“Chinese overseas” (海外华人)一词,如今渐为学界通用。

  临行时,我问:“你还会在新加坡生活下去吗?”王先生说:“不知道,我已经81岁了,无所谓了,什么地方都可以。”

  回归传统儒家理想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新加坡

  “中国的统一都从北方开始”

  时代周报:中国传统是文史不分家。你原来喜欢文学,在马来亚大学念到第四年时才专修历史,用历史眼光看现实世界有什么新的思考?

  王赓武:马来亚大学是英国人的历史教法,教西方到亚洲的历史。大概是从1498年、葡萄牙人到印度开始,这时期的中西早期贸易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直持续到殖民地帝国主义。历史学家对英国怎么发展贸易关系,西方怎么到北美、南美去、怎么到亚洲来比较感兴趣,但是亚洲的反应如何,研究的人则很少。当然有中国学者注意到中国问题,但是其他亚洲人没有太注意。亚洲为什么会让西方侵犯得那么深?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地方被占据?像印度,人口这么多,却让几万英国人控制了一两百年。当我回到马来亚大学念书的时候,中国解放了,整个亚洲反帝国主义、反殖民地主义气氛很浓。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学生之间整天讨论,帝国主义的尾声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愿意走,但迟早要走,最后逼得英国也没有办法:印度独立了。我们在殖民地生活过,所以,独立之后要怎么样建国?这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本来的兴趣还是在中国、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为什么中国会分裂得这么厉害,要打几十年内战才能统一?那时马来亚有马来亚共产党,马共的大多数领导都是华人。中国共产党胜利了,整个东南亚到处都有共产党,很兴奋。英国殖民地政府跟马来亚的上层阶级很担心,因为英属马来亚华人人口当时占40%,如果连新加坡在内的话,差不多是50%,所以他们就紧张了,这事就更复杂了:不仅是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包括将来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由哪些人来建立新国家?牵扯到意识形态和各种政党问题。我念历史跟当时的政治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时代周报:马来亚大学毕业以后,你为什么到伦敦大学留学?

  王赓武:我还是希望搞学术。我的很多同学都当官去了,我没什么兴趣,我对留在大学工作感兴趣。老师们也鼓励我申请奖学金,申请到了,就到英国去读中国历史,根本就准备走学术的路。我的硕士论文写南海贸易,后来博士论文写五代。

  时代周报:你研究唐宋之间的历史跟清末民初的历史,觉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王赓武:我并不敢说相似,总之,好像是同一个问题,也就是《三国演义》开始的那一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什么会分?分了之后为什么又会统一起来?中国几千年来都有这个问题。清朝垮掉之后,分裂得多厉害!政治、经济的牺牲都很大,一直到1949年解放。老实说,当时解放了,我非常高兴,认为是好事—华侨之间不一定都同意这个看法。我年轻时根本没有什么党派背景,我认为中国统一是好事,解放了是好事。但是怎么个统一法?唐朝是了不起的大帝国,那么容易就分裂了,藩镇争权很厉害,牺牲了一百多年;到五代十国,宋朝是怎么统一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很有意思,我想了解一下,所以我写五代。后来我不写十国,因为题目太大,我要集中讲北方的历史。其实我的兴趣还是在南方,我对北方一点都不了解,所以下了不少功夫去了解北方的情况。我注意到,整个中国历史的统一都是从北方开始的,南方打不下北方,每次都是北方把南方统一起来。三国以后,两晋、五胡乱华,后来到隋唐,都是从北方统一过去的。到了宋朝,南方没办法,结果还是被蒙古从北方打过来。明朝可以说是从南方打上去的,但也不一定对,因为明朝是从淮河那一带打上去的,淮河到底还是南北之间的一段,很特殊。满洲也是从北方打过来的。毛泽东还是要到北方去打胜仗,从北方、延安、东三省打到北京,最后统一中国。

  “中国人移民是不得已的”

  时代周报:你在香港大学任校长十年,又在新加坡十五年,香港与新加坡有没有可比性?

  王赓武:可以比较,也有很大区别。两者都是英国殖民地政府留下来的制度和政策。大的区别就是,香港可以说是纯粹的华人地方,纯粹的广府话世界,上海人也好,潮州人也好,到了香港一定要说广府话。新加坡很杂,虽然3/4是华人,但福建、潮州、广州、客家各有势力范围。再加上印度人很多、马来人很多,文化、历史、宗教、语言都不同,所以很复杂,跟香港完全不同。而且,香港基本上是中国的地方,没有人能够否定,回归是很自然的问题。新加坡绝对不是中国人的地方,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尤其是1965年,新加坡一点准备都没有,忽然变成了一个独立国家,李光耀这一批人很不简单。新加坡差不多99%的人都是移民后裔,没有一个真正的本土人,这个国家跟亚洲所有国家都不同。一个这么小的国家,如何在很复杂的东南亚中间生存,这是新加坡的问题。新加坡没有资源,却是贸易中心、海港,是英国军队的大本营,是整个亚太区英国的大本营,它的位置很重要。

  时代周报:近数十年,你用功最深的是海外华人史研究。之前中国人都是因为在国内没办法生存才到南洋来的?

  王赓武:中国人没有“移民”概念。移民是不得已的,都是战争、水灾这些灾难造成的,是很可怕的事情。中国人来南洋都不能算是移民,倒可以说是难民。有些是朝代改换的难民,像元朝打下宋朝,有些人就出来了。华人在东南亚,是自宋朝开始活跃的。五代时候,因为中国分裂了,南汉的经济力量靠外贸,福建人、广东人就朝南洋发展,那都不是移民,是不得已做生意。有些则是逃犯,犯了法逃掉了,不敢回去了,是逃民。中国政府方面,明朝也好清朝也好,都有海禁。中国民间方面,出国是一种不孝不忠的行为,儒家思想都是要留在家里的,“父母在,不远行”。对皇帝来讲,跑到外面去的一些人代表外国跟中国做生意,那是不忠。所以,一般的中国人是不愿意出去的,而且出去了之后再回来很麻烦,因为中国的政策是出去了算犯法。

  另外还有一个移民的概念,比如明朝时,跟随郑成功战败了的那些人到了台湾,或者到了吕宋、越南、马来亚;还有清朝时,太平天国被打败了之后逃出来的那些人。

  时代周报:从1965年到现在,新加坡从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变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这种崛起有什么秘诀?

  王赓武:秘术很多,当然跟本地坚决的政治组织、行政方面的能力有很大关系。李光耀手下那批人是很能干的,下决心要把这个国家搞好。本来新加坡为了参入大马费了很大功夫,为了争取新加坡部分的主权,辛苦了多年,后来被排除出去很危险,所以危机感非常强。另外一方面,冷战对新加坡是有帮助的,两个超级大国争权的时候,新加坡站在美国这一方。站在这一方对新加坡的港口地位、贸易网络发展非常重要。

  时代周报:新加坡拥有多元民族,像华人、马来亚人、印度人啊,但相对显得比较和谐。

  王赓武:最初新加坡也闹过民族冲突。1950年代是马来人跟英国人、白种人之间的矛盾,也牵涉到其他民族;1960年代是马来人跟华人之间的冲突,死了不少人;华人之间也有矛盾。这些经验教训,使得新加坡政府在建国之后采取了相当严格的政策,有些敏感的题目不允许自由发挥,所以很多人骂新加坡不民主、不自由,骂得有道理。新加坡新闻界的报道不能够随便讲话,控制得很严格。只能谈好的,和谐的,不能讲别的。另外,新加坡用各种方法不让任何民族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尽量使各民族能够混合在一起住。“组屋政策”就是尽量地使每个组屋都有多元民族,当时反对的人很多,但是后来也行得通了,现在大家都习惯了。

  中国人的天下观

  时代周报:现在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模式”,新加坡人有没有讨论过“新加坡模式”?

  王赓武:这点新加坡还是比较谦虚的,不敢说有什么模式,因为它不能作为任何人的模式,中国反而可以成为一个模式。新加坡是社会工程,工程里什么都有计划、有控制,不能随便任意地去放松,所以这个政策不是大家可以学的,也是不好学的。

  时代周报:你在马来亚、中国内地、澳大利亚、中国香港、新加坡都生活过,现在观念里,国家的观念重要吗?

  王赓武:我本来从小有一个很深的国家概念,我的国家是中国。后来在外国工作,入了外国籍,我对国家的看法就松懈了一点。

  中国人的天下观有长久的历史,但是中国人的天下观一直在演变,理由可以说是被外族侵犯了多次。从五胡乱华到南北朝,经历了鲜卑、拓跋族的南下,北朝根本就是一个外族,连隋唐的祖先都是外族。唐朝就更明显了,唐朝的贵族都是外族,被同化了,接受了一种新的文化。以文化为主体,接受了这种文化,就可以成为这个主体,是同一个天下。但说起天下,中国人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真正虔诚地信仰佛教的人,他的天下在印度,在佛出生的地方,西天是他们的天下。到现在为止,你到印度去旅行,在佛教圣地里会看到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斯里兰卡人,信佛的人都去拜圣。所以,中国的天下概念复杂了,有两层,一层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的天下,有政治意义的;一层是宗教意义的,尤其是儒、佛、道三教融合起来的概念。

  在唐朝,外族人可以自由出入,入汉或者不入汉都可以。到宋朝就不同,宋朝不停地打仗,不停地败于契丹、女真还有越南,慢慢地,宋朝的天下概念缩小了,变得越来越是儒家的世界。所以,那时候的新儒家就是宋朝的理学。到了张载、程颐、程颢、朱熹,他们那套东西变成了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等宋朝又被元朝打败,更不得了,根本没有民族了,干脆成了蒙古人的世纪,差不多有一百年。在那种情况下,民族的概念渐渐形成。朱元璋打蒙古的时候已经有一种民族性的概念,蒙古是外族,把他们赶走了,大家都很愿意。把蒙古赶走以后,明朝有民族性,这个民族性还是比较宽大的,容忍各种民族,但以儒家的思想天下为主,把朱熹的那一套作为明朝的指导思想—当然后来还有王阳明,不过主导思想还是儒家。清朝借用儒家这套东西,康熙皇帝就是讲一大套儒家的思想:满汉都是一家人,这样汉人的士大夫阶级就很满意了,可以跟满人一起工作了。天下观就一直限制着这种民族概念,不让它完全地发挥,等于上层是天下观,下层是民族观。到了现代,像孙中山这种民族主义是新观念,孙中山跟章炳麟之间谈的民族不同,章炳麟是传统的反满,孙中山带了外国的概念。孙中山知道中国的社会不同,但他在反清的情况之下,要把民族主义和反清的概念结合起来才有号召力。孙中山后来接受了清朝的口号,就是五族共和。但如果要变成一个民族、一个语言、一个宗教,中国要怎么走这条路?只有中国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要听别人的处理方法则一定出毛病,因为西方的概念不同,美国是移民社会,都是外来人,中国不是如此,所以不能学美国。

  所以我觉得西方狭隘的民族概念是危险的,国家和民族合在一起非常危险。中国现在的很多词汇都是借用西方的,翻译来的,中国传统里没有民族这个词汇和概念。回到传统,如何用天下概念、家庭概念建立一种很健全的政权,如何能够维持和平及和谐社会,这些都是儒家的理想。我认为不要把这个抛弃掉,应该考虑怎么在这种传统之下去建立一个新的想法,适用中国这个复杂的社会,同时也能够和全球的其他社会合作、共存。

  感谢梁其姿教授的热情帮助

  实习生林晓霞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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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